1916年初春时分(3月18日)，郑子瑜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
漳州地处九龙江西、北溪下游的平原，又称“芗城”，是一座闽南古城。据近年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有漳州莲花池文化的旧石器、“东山人”化石、诏安县腊州山新石器遗址、华安仙字潭图画文字石刻以及体现原始崇拜石刻的遗迹多处。这些发现，足以证明漳州的文明史发源于上古史前社会，为中国有待开发的文化宝库之一。
漳州正式建制于唐代嗣圣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数年前，漳州编印建州一千三百年纪念刊，请郑子瑜题词，郑氏赋诗一绝遥寄，诗云：“漳州领县千三笯，史迹昭昭举世稀，愧我离乡逾半世，望风遐想独依依。”怀乡之情溢于言表。
漳州较早的居民是闽越族。到了唐代总章年间，民族冲突日趋尖锐化，闽粤一带的少数民族以武装抗击唐朝的统治者。仪凤年间，唐高宗诏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统率岭南军前往平叛。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带领部将，出阵征剿，平息骚乱，且耕战并举，守于云霄漳水之北。
据《漳浦县志·名宦志·陈元光》条所载，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于“嗣圣三年疏言，周官七闽，宜增为八，请建一州泉、潮间，驻刺史领其事。朝议以为遐方僻壤，万一建官不谙民土，民反受害，元光父子久牧彼土，蛮畏民怀，莫如令其兼秩领州。朝旨可之，遂给明谕，俾建漳州。”
所谓“嗣圣三年”，即垂拱二年(686年)，因清人修志持李唐正统观念，拒认武周政权的“垂拱”年号，仍袭用唐中宗李显的“嗣圣”年号。［1］陈元光自公元686年上奏提出戍边和建置州县之策，意在实施法治，安定民生，使社会秩序步入规范。武后执政时，准奏，划出泉州一部分(即云霄漳水一带)设置漳州、漳浦二邑，提升陈元光为怀化大将军，兼秩领州。这便是漳州最早的郡治之地，陈元光也被后人尊称为“开漳元祖”。
漳州在世人目光中首先是“花果之乡”，尤以“水仙花的故乡”著称于华夏。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暖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使它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春有枇杷、杨梅、桃、李，夏有荔枝、龙眼、西瓜、芒果、石榴，秋有香蕉、柚子、柿子、油甘子，冬有甘蔗、橄榄、红橘等，尤其以芦柑、香蕉、柚子扬名国外。难怪唐代漳州诗人丁儒在饱尝鲜果佳肴之后以陶醉的心态写道：“锦苑来丹荔，清波出素鳞，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津，密取花间液，柑荐树上珍。”
其实，物产丰富仅仅是世人眼中的表面观察。古都漳州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内涵，却为人所忽略。
漳州众多的名胜古迹，占有着中国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丹霞半月楼和仰文楼是理学大师朱熹曾在人生得意之时驻足讲学之所在。朱公文祠是纪念朱熹守漳时的政绩而建立于芝山龙江书院之中。朱熹之高足陈北溪、黄勉斋二氏也曾来漳州讲学，城中建有黄勉斋祠和陈北溪祠。感天动地、精忠报国的文天祥曾驻师漳州，抗击异族的入侵，郡人建文公祠以资后人之瞻仰。邺山讲堂是明末大儒黄道周讲学处，是“八闽”著名的学府之一。尤其是黄道周为人正直、不畏权奸的凛然正气，一直是漳州民众心目中的偶像之一。而龙海县堆云岭旧为漳州通往省府、京城的交通要道，花岗石砌成的关墙巍峨屹立。郑成功、太平天国的李世贤曾在此以血肉之躯抗击侵略军，成为中国民众反侵略义举的楷模。
在漳州的文化内涵中最为人服膺的是独立不羁的求实、冒险精神。芗城僻处海隅，其先民早在秦汉时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著称。秦并天下，攻击诸越。但对于漳、泉、潮一带鞭长莫及，“百越叛秦，推雄杰为长”，“往应诸侯”［2］。汉武称雄，也遭到闽越的对抗。当汉武帝分封无效时，只得将强悍的闽人迁往江淮之间。但是，闽越先民以其强悍的抗争精神在同南迁的中原汉民同化与反同化斗争中产生了新的内容： 一种以地域为范畴的求生存反抗斗争。我们可以从诏安、同安、德化等县名中，看到这种反抗斗争的深刻影响。降至明清，这种反抗精神渐渐演化成一种民族精神。文天祥入闽，拥幼主抗元，郑氏父子据海抗清，郑芝龙“海盗”集团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抗击，都成为福建文化传统中的精华。
如果将漳州历史文化的传承仅仅作为一种狭隘的地域观来理解，不但是偏颇的，也难以窥其精髓。其实，与独立不羁的抗争精神相辅相成的是漳州文化传统中一种独到的海洋性开放意识。
我们知道，“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3］。月港在九龙江下游入海处，因其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其形似月，故名。明代中叶，泉州港淤塞，月港遂发展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著名商港之一。其时商贾云集，洋艘停泊，市镇繁荣，人称“小苏杭”。从明代宗景泰四年到明宪宗成化十年约一百五十多年间，月港的全盛期贸易额超过泉州、福州。月港在世界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国东南海外贸易交通之中心，也是闽南一大都会。“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4］。其时，由月港海舶达东西洋的国家，计有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漳泉商贩在外，往往久居不返，渐至数万。他们还被视为当地“一等公民”。《西洋番国志》“爪哇”条载，爪哇国人有三等，其中一等为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州下海者”。月港的兴盛不但是由漳州社会经济发展所促成，也促进了漳州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时，漳州的造船业、航运业、纺织业、农业、国际钱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带有远比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由于拓宽了漳州民众的眼界，一种环球性的世界眼光为漳州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尤其是明后期，1572年，明代福建地方政府决定在月港设立“洋市”，管理中国商民出海贸易。“洋市”后改称为“督饷馆”，办理中国商民出海手续，征收银两，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关税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独立不羁的抗争品格和放眼看世界的开放意识——漳州传统文化跃入一个新的境界。这便是本书的传主郑子瑜出生地漳州的人文环境。它对传主坎坷又自强不息，终于登上学术事业高峰一生经历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