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造就新型现代农民
建设现代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历史任务。建设现代农村的最大困难在于改造农民，最大希望也在于农民改造。由于历史的、制度的、观念的等等深层次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不能适应这一任务的要求。着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造就具有先进的市场经营观念，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就成为建设现代农村的根本。
一、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培养新型现代农民
建设现代农村的主体是新型农民，没有广大农民的响应与参与，现代农村是建不成的，新型农民要观念正确、有文化、讲文明、懂技术、会经营。
（一）培养新型农民的意义
农民素质，是指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群体素质，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素养。其主要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心理素质、经济行为素质和政治素质等。农民身体素质，指农民身体健康状况和大脑的机能状况。农民文化素质，指农民受道德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对社会文化的认识和接受能力。农民科技素质，指农民自身的科技水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接受能力、运用科技的能力。农民心理素质，指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如农民的价值观念、人生观念、道德品质水平等。农民经济行为素质，指农民进行各种经营活动的能力。农民政治素质，指农民对政治的认识、法纪观念等。
1.只有新型农民才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我国的一些学者利用人均耕地负担法、工日计算法和人均产出计算法等不同方法，对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做过测算。如农业部农研中心的专家采用了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来计算种植业所需劳动力数量。根据各地复种指数和机械化程度，结合农作物结构、灌溉条件以及地表地貌等规模，给出不同地区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数量。并根据目前耕地规模，决定各地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从而算出全国目前种植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根据1996年农业普查，我国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劳动力为1880万人。两者相加，认为我国现阶段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约为1.96亿人。
有的学者运用简单国际比较法，即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我国相近的一些国家所需的劳动力进行比较，估计我国所需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为1.7亿人。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的托马斯和罗伯特采用有关各种农业活动的成本和产量统计数据估算相应的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官方公布的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统计数据明显夸大了中国农业实际就业人数。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各有特点，得出的数量概念也不尽相同。大量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都需要提高其基本素质，强化就业技能，保障未来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2.只有新型农民才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相对完善的生产条件和物质装备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科学知识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生产和经营。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需要具备农学、机械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是建设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代农业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广泛采用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把产前组织、生产过程，到产后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有效组织起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这就要求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经营管理意识。农民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经营管理意识也不强。因此，在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需要提高农民经营管理素质和市场营销能力，提高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尽可能地掌握生产经营的主动权。
3.只有新型农民才能落实党的惠农政策。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和以税收改革为中心的乡村综合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基层的治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依靠以县、乡、村干部行政管理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要想使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真正在农村基层落实，必须要逐步转变到依靠新型农民为自治骨干的现代农村治理结构上来。培养新型农民是党和政府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到农村的有效载体，也便于对各方面的绩效评价和督查管理。
（二）农民素质欠优的主要表现
农民素质欠优从整体上制约着现代农村建设。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统计，到2010年，我国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也只能达到11年。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农村经济发展质的飞跃。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都要求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都需要大批愿意献身农村事业的乡土人才，具有一技之长的实用型专门人才、复合人才，具有现代市场意识、懂经营、会管理的生产经营人才和懂现代农村管理的人才。然而，当前我国的农民素质远远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农民素质欠优，现代农村建设亟须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
1.农民素质欠优的具体表现。第一，在农民素质的诸多内容中，其心理素质最不能适应以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生产方式。
中国农村数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狭小，农民居住分散而又封闭，形成了中国农民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土地有严重的依赖意识，视土地为命根子，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追求自给自足，不想甚至不敢想象外面的世界。这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勇冒风险、敢于开拓的精神尖锐对立。
第二，当代农民的基本素质中，最缺少的是科学文化基因。我国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0.8年，西部一些贫困地区人均受教育时间只有3.6年。在国外，每100名农民中就有一名农业技术人员，而我国1200名农民才有一名农业技术人员。农民的低素质，致使我国每年取得的数千项农业科研成果，只有40%能够转化，而真正形成规模的成果还不到20%。
第三，农民经济行为素质仍囿固于自然经济的范畴。我国农民根植于自然经济，农业的弱质性使农民形成相对保守的观念，勤俭持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也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农民的消费观念受传统陋习和自然经济的双重制约。由于农业生产承担着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农民大多把收入作为一种生存风险金转向储蓄，而不肯乱花一分钱。但传统的陋习又使农民形成了愚昧性的消费习惯。
第四，农民的政治素质普遍较低。在农民的骨子中具有奴性和服从的深深烙印。农民的法律意识、民主参政意识十分薄弱，家族意识、宗教意识及封建意识却十分浓厚。根据调查，目前全国有30%多的村级政权选举被家族势力所操纵。个体农民不敢、不能行使甚至也不珍惜政府所给予他们选举的神圣权利。
2.我国农民素质欠优的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政治素质造成了长远的不良影响。在封建传统文化中，君主专制观念是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赖以长期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在封建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农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遵纪守法的法律意识，重合同、讲信用的诚信意识非常淡薄，政治素质极低。封建制度对农民政治素质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也是短期内难以消除的。
第二，农民素质欠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的落后。现阶段，一家分种几亩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使农业机械化难以实现，农民从种到收到销售，从头管到尾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效率，农民增收就难以落实。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提高农民素质就失去了最大的驱动力。
第三，农民素质欠优也是政府对农民教育投入多年欠账的结果。我国农民一直担负着贡献者的角色。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革命的主要同盟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他们是农业剩余的最大贡献者。农民一直在奉献，但其自身的教育却长期被忽视。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农民进行了多次扫盲教育活动，其成效也是非常巨大的，成人文盲率由22.23%降到了8.72%，但我国的文盲绝对数仍高达8507万人。目前世界上不足10个文盲就有一个中国人。政府对农民教育的欠账，是造成农民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培养新型农民的原则
我国农村教育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相对于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的面广人多的现实来说，我们只是成功迈出了一小步。要巩固这个成就，加快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开展，保证农村教育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使全国农民的素质普遍提高，以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还必须坚持几个原则。
1.坚持农民教育依法施教的原则。国务院已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这将对我国农村教育的开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农民人口众多，分布在辽阔的国土上，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农村教育将是异常艰苦的持久战，单靠国家几个部门的几项工程难以胜任。农村教育优先发展必须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将农村教育上升为法律层次，由全国人大制定《农村教育法》，明确了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责任和每年拨款数额，纳入国民经济预算系列，严格监督，长期执行。
2.坚持农民教育的政府统筹原则。政府在农民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只有政府才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整合教育资源。我国有60多所农业大学、360多所农业专科学校和众多的师范学校、职业学校，还有依托网络技术的电大、各县的中小学、民间办学力量等，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我国又是一个有9亿农民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肩负着“穷国办大教育”的沉重负担。在农村教育中，一方面经费短缺、设施陈旧、负债过多，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的运作。只有政府才能有效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发挥各种教育资源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多方位的文化、科技、教育辐射功能，挖掘这些资源的潜力，综合利用，为农村教育服务，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第二，政府要根据我国各地农村实际情况，合理构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沟通的农村教育框架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又与基础教育、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的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和网络，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3.坚持农民教育的市场化操作原则。农民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府的主导下，促进各类教育资源的有效竞争，在社会实践中逐步产生、形成、提炼、浓缩和固化教育模式，形成按目标、分层次、有重点、有计划、有保障，灵活、多样、长效的农民教育机制。
经过市场竞争，确定各类教育资源的培养层次和目标，就是各类教育资源根据自身优势，按照后继农民（农业接班人）、骨干农民、中坚核心农民、农民企业法人、农民合作组织法人等层次对农民进行分层次培训。通过市场竞争优化农民教育模式，如对青年、妇女、农民工、复转（业）军人、农村干部、新型农民、西部农民培训等通过竞争形成不同的教育模式。以市场方式建立灵活、快捷、宽渠道的农民教育途径。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扫盲教育、农民远程教育、绿色证书培训等等都是有效的农村教育途径。各类途径的教育都要引入市场机制，都要与现实的培养目标、层次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培养对象确定培养目标与层次。如绿色证书培训，后继农民经培训考核合格后可以获得一级绿色证书，骨干农民获得二级证书，中坚核心农民获得三级证书。
4.坚持农民教育政府“埋单”的原则。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揭示，农民教育是国家行为，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利在当代，功在长远。教育投资应是政府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投资，农民教育应当由政府“埋单”。
第一，教育反映国家的长远利益。“教育既不是纯公共品，也不是纯私有品”。教育在阶级社会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代表阶级利益的国家对之拥有绝对控制权。教育是国家的事业，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第二，教育具有社会公益性。教育作为一项具有明显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其社会公益要远大于其个人收益。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作用远远超越了地方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而且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整合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剧，教育的外部效用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