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这个事件当作历史的标杆，诸多历史学家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纷纷把这一事件描绘为：异教徒践踏圣殿，妨碍或者中断了东西方贸易，欧洲繁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幸运得是，这个事件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欧洲经过了文艺复兴（君士坦丁堡陷落甚至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发端），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走得远的把君士坦丁堡陷落说成中世纪的结束），实现了伟大复兴……
这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描述是怎么产生的？我认为：
一是后代的历史学家总有把坏事变好事的念头。
二是如上所述，历史学家面对戏剧性事件之时不由自主地采用了一种演绎风格，后世牵强附会，当然我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三是掩饰欧洲内部的分裂；就好比丘吉尔笔下的英语国家们往往坚如磐石、亲如兄弟，但实际情况是尔虞我诈，蛇鼠一窝。欧洲人在争夺贸易控制权上争斗了千年，这次也不例外。
一般认为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东西方贸易中断，推动甚至促进了地理大发现的到来。但事实上，这两者并无多大的关联性。
一、大航海时代在时间上早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在这里不得不提葡萄牙号称“航海家亨利”的恩里克王子，在后世的记载中，其以圣徒般的品行，推动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发展，居功至伟。当然这些描述并不夸张。
至于恩里克推动航海事业的目的，一是寻找直接从东方进货的渠道，当时它们已经知晓货物的来源以及在产地低廉的价格；二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就是寻找穆斯林地带背后的“约翰长老国”，以便实现包围乃至消灭穆斯林的伟大理想。
恩里克航海时代一般认为从1415年攻克休达开始的，这比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早了三十八年。当然欧洲航海事业的铺垫工作早在十四世纪就开始了，当时就有欧洲人在非洲沿岸活动。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贸易早已经非常繁荣，更为欧洲锻炼了一大批强悍善战的水手。
至于恩里克吸收了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犹太人绘制的航海图纸和设计的航海仪器，更加不在话下。
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导致调味品和奢侈品贸易的中断。
拜占庭屹立千年不倒的关键在于其想方设法控制了大量的财富，奥斯曼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不但移植了很多拜占庭的做法，而且大胆加以了创新；同时伊斯兰世界并没有禁商主义，相反，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注重商业行为，因为他可以抽税，这是奥斯曼最大的爱好。所以，“对外贸易得到苏丹的鼓励。穆罕默德二世在拿下伊斯坦布尔以后，恢复了拜占庭年代给威尼斯提供贸易优惠的做法，同时也鼓励其他意大利城邦国同奥托曼国开展贸易。”即使威尼斯获取贸易权的方式并不体面。
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大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取暴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其他欧洲人则对此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够直接前往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
这就是说，意大利商人加传统小亚细亚陆地中间商的地中海商业模式无论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包括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一直颇为稳定，直到奥斯曼作为东西方贸易最大中间商的地位在十六世纪初期受到葡萄牙人的沉重打——
击为止。据统计，1502年到1505年四年间威尼斯每年从亚历山大港进口价值只有100万英镑的香料，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每年达到350万英镑；相反，葡萄牙进口的香料价值在1501年只有22.4万英镑，1503年到1506年四年间上升到平均每年230万英镑。（以上数字源于“斯塔里夫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第20章：扩张中的西方文化”）
欧洲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地中海人，在中世纪后期的特点是保守，只会守着地中海这个澡盆，并且终究会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代价；另一种是打破现状的革新者，他们是推动大航海时代的大西洋人。如果将他们混为一谈是极为不妥的。
有一种说法是奥斯曼抽重税使得地中海转口贸易无利可图；那么推动大航海的是什么国家？按照道理应该是威尼斯而不应该是葡萄牙或者西班牙。事实上却是那些得不到地中海贸易权力和利益的欧洲民族君主国在推动大航海，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可笑的是，威尼斯——土耳其战争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他们争的不过是地中海夕阳落日的残羹冷炙，而对于利润丰厚的大西洋航线，它们一分一毫也得不到。西班牙同样如此，它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打毫无意义的帝国战争，而丧失了自己的帝国。
三、绕行非洲并不是一条逼不得已的航线，而是一条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的航线（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直到到现在依然是超大型远洋轮船的必经之路。
15世纪末以前，东西方贸易的商路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陆路，即传统的“丝绸之路”，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这条通道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之间出现了蒙古人治下的和平，但是随着十四世纪下半叶蒙古在中国的崩溃，中亚重新陷入混乱，东西方贸易开始走向以海路为主。
第二条是海路，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但是长跨度的土耳其——波斯战争，也不可避免地给这条通道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的障碍，对于奥斯曼来说颇有些自杀的味道。
第三条也是海路，从埃及经红海到达东方。那时候所谓的航海其实都是沿着海岸线走，直接走大洋还得靠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来开拓。丝绸之路关闭之后，欧洲货物的价格成为天价，大部都转从这条通道走，这让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发了大财。
这三条通道虽然绝对路程近一些，但是大家不妨仔细观察一下，海陆交替，成本极大。简单想想，一路上得养活多少人啊，欧洲人反正不宰白不宰。
在大陆人看来，绕行非洲是一条漫长的不可思议的航线。但是在陆地交通不便和安全难以保证的近代，优势是很大的。据说当时海员的死亡率达到20%，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来说实在是太惊人了，但对于已经从腹股沟腺炎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欧洲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从东方直接进货的低成本导致的高利润足以压倒一切艰难困苦，而且借助于大炮的轰鸣，货物的成本那就更低了。同时葡萄牙人在非洲经营奴隶买卖，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最为关键的是，这是一条大西洋人可以排除其他竞争势力从而稳定控制的航线，而在陆地上，大西洋人还远远做不到这点。据说十六世纪的阿拉伯人只能依靠贿赂葡萄牙的贪官污吏才能使得自己的船只驶出波斯湾或红海进入印度洋，从而维持一定限度的东地中海贸易。而到了十七世纪，更加精明更有力量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把他们彻底淘汰了。“到17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已能把印度的货物经好望角运至伦敦，然后再出口到伊斯坦布尔和伊兹米尔，即使这样，商品的最后出售价格也比莱文特公司设法直接从印度运来的物品低廉。”
四、如果从地缘政治海陆对抗的角度出发，海上人要取得这场较量的胜利，直接走地中海，霸王硬上弓肯定是不行的；事实证明，从非洲迂回，从印度洋包抄，是当时海上人击败大陆霸主的唯一方法。
欧洲“其南是广阔的沙漠，骑骆驼要花约三个月才能横渡；其西是茫茫大海，其北是冰封的海洋……其东北是无穷无尽的松林和河流……只有在其东南才有可以通行的绿洲路线通向外界，但是从第7世纪到第19世纪，这些路线差不多全部被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封住了。”基于这种苛酷的自然条件，欧洲人要走向世界没有太多的选择。
十字军东征虽然强调宗教或者文明冲突，实际上是欧洲人尝试控制传统的“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一种努力（此后这种好处长期为意大利商人控制）。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文明根本无法彻底制服游牧民族，后来十字军的偃旗息鼓也证明这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奥斯曼人不来敲打欧洲就是求之不得了。
也就是说，无论谁占据君士坦丁堡（拉丁人、拜占庭或者奥斯曼人），在中世纪或者中世纪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西洋人不可能控制传统的地中海这条线主导东西方贸易。既然如此，面对重重围堵的欧洲人如果再一次寻求扩张，那么大西洋人的进取方向只能是通过大西洋。这次葡萄牙人走在最前面。
对于海洋来说，贸易跟海权是同步的，就近代而言，贸易跟私掠几乎是不可分的。“海上霸权之所以转移到西北欧国家，和17世纪前几十年呈现出来的地中海国家的普遍衰弱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荷兰和英国海军大炮的怒吼阻断了地中海各国从其面临的经济和生命的绝境中逃脱出来的最后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指出：正是大西洋航线的开辟，迫使奥斯曼作出攻占埃及、也门和波斯的回应，前者使得红海成为伊斯兰的内湖，后者使得奥斯曼占领伊拉克，推进到波斯湾。但是在海上土耳其人欠缺天赋和运气，以及——
与时俱进的科技进步。这种以陆制海的战略，从近代的经验来看，只能归结于失败，因为再占优势的兵员数量，相对于漫长的海岸线来说，也是势单力薄，而绝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海上力量，由于机动方面的优势，甚至可以在局部形成数量优势（更何况在装备上绝对优势），这仗就没法打了。这点在鸦片战争上体现得特别充分。
到了英帝国阶段，当年葡萄牙恩里克王子（他也算半个英国人）的理想终于被英国人实现了。英国人的伟大在于，控制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印度这条黄金航线。从攫取这些宝石般珍贵的基地的时间顺序来讲，首先是印度（通过东印度公司），其次是直布罗陀（1704），然后是马耳他（1800），亚丁（1839），塞浦路斯（1878），埃及（1882）（这种观察问题的方式来自马汉：《海权论》，言实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312），由海制陆，一步步严密封锁奥斯曼帝国，伺机夺取其核心资产埃及，并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彻底瓦解（奥斯曼的长寿快成历史悬案了，我倾向于列强激烈竞争导致的）。二战后英国人可以放弃印度，但是绝对不愿放弃埃及，不过虚弱的国力使得英国人再也打不起帝国主义战争了。
五、欧洲长期闭塞，东西方贸易多次被中断，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推动地理大发现而一直等到十五世纪？
从前引之麦金德语可以看出，欧洲四面八方被围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内是一种常态，这种闭塞性并非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突然出现。15世纪之前东西方贸易的三条通道（见上文）经过阿拉伯、拜占廷（接手的是土耳其人）、波斯以及意大利等地的商人多次转手，才能将货物运抵欧洲。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劫掠过这片伟大的土地，此地经常处于破坏——稳定——破坏之间循环。为什么当时并没有促进航海事业的大发展呢？
显而易见，十五世纪之前欧洲没有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无论是思想、市场、技术、资金还是欧洲社会的发展。当然，无论是拜占庭还是穆斯林治下的和平都不会让大西洋人满意。
伟大的文艺复兴为欧洲的扩张做好了思想准备。文艺复兴，断代非常困难，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远早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随着地中海贸易的兴盛，在意大利诞生了不少强悍富有的城邦国，其中的代表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他们一方面抵御北方强国的入侵（直到1494年法国人的新式大炮摧毁了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墙为止），一方面在地中海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生存，“财神战胜了上帝”，羽翼丰满的新人再也不需要由神来做决断了。
欧洲内部的生产力在十四、十五世纪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他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
欧洲的造船业和军工业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舰船的船型变大，重心降低，普遍装备了新型火炮（迟至1588年的雷班托海战，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火器，但是决胜负的依然是充满地中海风格的近距离接舷战，这也注定了西班牙和奥斯曼两大强国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使得大西洋人在全球海域的各种暴力冲突中占尽优势。
到了十五世纪，欧洲已经发展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股“东风”只要葡萄牙人大胆深入大西洋就有了。一系列演变之后，中世纪后期欧洲的重心逐步从地中海地区北移，大西洋势力终于粉墨登场（这点可能与以上几点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大西洋势力的崛起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或者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大西洋势力的崛起暂时不说，可以确定的是，这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无关。
与此同时，西方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即使有些震惊和哀叹，但是幸灾乐祸的心情居多。这种心情源于教会彼此之间的仇恨，而仇恨源于罗马教会长期企图吞并希腊教会。这种仇恨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越了对于异族异教者的憎恨。——
1452年12月12日，大公Lucas Notaras宣布说：“我宁可看见这个城市落在土耳其人的手中，而不愿意让它受拉丁人的支配。”这点在俄罗斯人身上表现得如出一辙，甚至更有过之：它们宁可接受鞑靼统治，也不愿意自己的宗教被拉丁人玷污。在西方，拜占庭的悲惨遭遇是对离经叛道者的惩罚，几乎成为共识。“在1453年及以后几年西方的主要反响，似乎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希腊人是罪孽深重、腐化堕落的教会分裂者，遭受厄运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脱离了真正的罗马教会。……但对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
事实上，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攻陷君士坦丁堡给这座堡垒本身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造成的伤害，比土耳其人大得多。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守护者，但是1204年之后，他们丧失了扮演这种角色的能力；如果不是十三世纪初期游牧之王蒙古人（以及后来的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给予突厥人巨大的打击，君士坦丁堡根本不可能苟延残喘两个半世纪。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把游牧的匈牙利拉丁化了。
欧洲由于长期的分裂，导致内部始终处于高度竞争的状态，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是极为有利的。即使十字军彻底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使之拉丁化甚至消灭了伊斯兰势力，打通了欧洲通过中亚到达东方的陆地通道，我想为了推翻这种垄断地位，其他大西洋人也一样会发起大航海运动。
综上所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地理大发现基本可以认为是两个空间平行发生的事件；荀子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士坦丁堡无论陷落与否，大航海时代终将沿着历史的脚步前进。
也有人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跟伊斯兰世界的衰弱有关，并导致了其近代的萎靡不振。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也是荒谬的，就好比说帝国陨落是极为哀伤的，而造成这种伤感情绪的原因居然是帝国为什么曾经强大……黄仁宇先生在评价威尼斯的时候写道：“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下发生。”从这个更加适合的角度出发评价伊斯兰世界当今的低迷，或许更加方便也更加精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