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为了翻译大批的苏联教材，他刻苦自学钻研，短期内就能翻译一些重要的教材，如菲赫金戈尔兹的三卷本《微积分学教程》和格涅坚科的《概率论教程》都是他负责校订的。很多教学内容，他也是自学掌握的，如勒贝格积分、测度论、泛函分析等。他的成就，除了天赋外，勤奋刻苦，锲而不舍是一重要的原因。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生活很清苦，资料又匮乏，要找一本参考书有时都很困难，他的书架上摆着他那时手抄的蒂奇马什的整本《函数论》。
20世纪50年代，他已是着名的大教授了，一旦看到好的书，他就仔细阅读，大量做题，他曾逐章逐题去解答那汤松着的《实变函数论》和安德森的《多元统计分析引论》的练习题。他能把一些习题深化，变成小的研究习作，有的就可以变成论文。
他对论文的发表要求很严，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我希望杂志因为登了我的文章而出名。”尽管他自己是学部委员，可以推荐论文尽快在《科学记录》上刊登，然而他自己的论文大部分都刊登在北京大学的学报上。他的论文有的长达几十页，有的短到一页多一点，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朴实无华，简明扼要。他一生正式被刊出的论文在生前只有30多篇，然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很有分量的工作。一些小的结果他往往批注在书的边页上，并不认为是值得发表的。
1962年他在讨论班上讲授正态变量二次型分布是ｘ2的充分必要条件时，对退化的情况已作了处理，而这一结果在1966年在国外才作为一篇论文单独发表。他对引用的结果都非常认真，自己必须能完全给出证明。他在研究工作中，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追求初等的证明，他认为初等的方法比艰深的方法更有意义，所以他的讲课能吸引很多人来听，他把问题剖析得非常清楚，问题的解决似乎是自然而容易的。
另一特点是要求证明演算化，不要借助任何几何的直觉。为了充分阐明他的这一观点，1964年冬，他在讨论班上系统讲授点集拓扑时，每个证明都是由集合运算导出的，后来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能讲完就中断了。
在教学上，他主张“良工示人以朴”，应把原始的，真实的思想讲解给学生，而在形式上，在证明方法上要力求简明无冗言赘文。他的讲课是深刻的思想与完美的形式十分良好的结合，他的中外学生称赞说：“他的讲授是完美的。”作为教师和科学家，他对于学生和同行都有强烈的影响。一些人回忆说：“许宝騄坚持深入浅出，毫不回避困难。特别是沉着、明确而又默默地献身于学术的最高目标和最高水平，这种精神吸引了我们。”
他顽强地长期带病搞科研和教学，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工作到最后一息。施普林格出版社刊印《许宝騄全集》后，书评中有这样一句话：
许宝騄被公认为在数理统计和概率论方面第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中国数学家。
20.中国数学之父华罗庚
华罗庚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他的父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生意并不好，一家人艰难度日，勉强供华罗庚上学读书。华罗庚自幼酷爱数学，他在金坛中学上学时，遇上了-位独具慧眼的数学教师王维克，王老师发现了华罗庚很有数学天赋，于是对他格外精心培养，他借给华罗庚很多的数学书籍，课余还经常对他单独辅导，使华罗庚在数学上进步很大。
1925年华罗庚中学毕业后，由于父亲无力供他上大学，就考取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他的父亲千方百计地凑了点钱把华罗庚送到了学校，但是华罗庚并不能适应这里的教育，有一天上课时一位老师将刚刚看完的作业放在讲课桌上，就声色俱厉地喊道：
“华罗庚！这么简单的题你为什么没做对？”
华罗庚看着满脸怒气的老师站起来说：“老师，我没有做错题，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还有理由？”老师更来气了，冲他摆摆手说：“那你上来给我讲讲。”
于是华罗庚走上了讲台，他拿起粉笔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独特的解题方法写在了黑板上，然后又转过身对着同学们讲了讲他的解题思路，他讲完后同学们都小声嚷起来：“他做的没有错。他的方法很好，一定是老师看错了。”
满脸怒气的老师一时下不了台，他很恼火地看着华罗庚，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他训了一刻多钟，这让华罗庚对学校的教育十分不满。再加上后来家里经济困难，没有钱交学费，于是上了一年学后华罗庚就退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华罗庚回到家里后就帮助照料店里的生意。
虽然不再上学了，华罗庚依然没有停止对数学的钻研。他经常站在柜台边，一边卖东西算帐，一边翻看着数学书，不时还演算起来，有时遇到难题，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钻研。由于他经常心不在焉，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差。一次，一位顾客来买毛巾，问道：多少钱一条？
“26867。”华罗庚看也不看随口就把刚才演出的一个得数说了出来。
顾客一听莫名其妙，扭头就走了。
在一旁的父亲看在眼里，火冒三丈，抢过来就要把华罗庚手中的数学书和演算题的纸给烧掉。他认为儿子是让这些东西给弄傻了。
华罗庚18岁的时候，由于生活艰难和饮食不良，他不幸染上了流行的伤寒病，虽然后来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活了下来，可是他的左腿关节变形，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认识他的人看到他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都不禁为他的遭遇叹息。可是华罗庚却十分坚定地想：既然不能干别的工作，那么我还是钻研数学吧，这一行不需要什么设备，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就够了。
此后华罗庚全身心地投入了数学，他节衣缩食省钱订份《科学》杂志，又买了很多的数学书籍，坚持学数学，同时他开始写一些有关数学的文章，投到杂志上。尽管刚开始有很多文章退了回来，但他没有灰心，依然继续写着。1930年他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中对一位数学教授的理论进行了质疑，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看到这篇文章，大加赞赏，当他得知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年仅19岁的失学青年时，震惊不已地说：“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1931年，华罗庚在熊庆来的安排下到了清华，在数学系当了一名助理员。他平时的工作只是整理图书，收发文件。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听课和学习数学。在熊庆来的悉心指导下，华罗庚进步很快，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拚命地学习，只用一年半就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语、德语、法语。他寄出了3篇论文，都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了。在当时，大学的教授都很难在国际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于是清华大学决定聘请华罗庚做教师，就这样，一个年仅24岁，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人，进入了清华大学教师行列。
后来，在熊庆来的帮助下，华罗庚获得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机会。他在那里刻苦学习，在博采世界诸家成果的同时，他一连写出了18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华罗庚的论文在当时数学领域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上连连取得了突破，使当时世界级的数学权威们都赞叹不已。
1950年，华罗庚回国后被聘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虽然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家7口人挤在两间小旧房子里。但是他还是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先后写出20多篇数学论文，还完成了他的一系列学术着作。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华罗庚写下这样的几句话：埋头苦干是第一，熟练生出百巧来。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这也可以看做是他从一个初中毕业生到饮誉世界的数学大师的成长秘诀吧。
21.创始数学花园的陈省身
陈省身(公元1911年～2004年12月3日)在数学领域，沃尔夫奖与菲尔兹奖是公认的能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数学大奖。菲尔兹奖主要奖励在现代数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年轻数学家，而沃尔夫奖主要奖励在数学上做出开创性工作、具有世界声誉的数学家。
到1990年为止，世界上仅有24位数学家获得过沃尔夫奖，而陈省身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由于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杰出工作获得1984年度沃尔夫奖，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华人数学家。
陈省身先生1911年生，浙江嘉兴人。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受教于姜立夫教授。193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汉堡大学随布拉施克教授研究几何，仅用了1年零3个月便在1936年获博士学位后，以“法国巴黎索邦中国基金会博士后研究员”身份到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师从国际数学大师E·嘉当。
1937年～1943年，陈省身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1946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取得重要进展。1946年～1948年，陈省身筹建中央数学研究所并任代理所长。
1949年～1960年，陈省身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1979年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1981～1984年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后任名誉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他对整体微分几何的深远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被公认为“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先后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以色列沃尔夫奖、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及首届邵逸夫数学科学奖等多项荣誉。
陈省身对祖国心怀赤诚，1972年后多次回到祖国访问讲学，慨言“为祖国工作，是我崇高的荣誉”。2000年定居南开大学，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永久居留权。他盛赞新中国欣欣向荣，瞩望祖国早日统一，诚挚地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发展科学事业、培养和引进人才等建言献策，受到高度重视。
1984年，陈省身应聘出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创办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培养中国高级数学人才基地。他还努力推进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及各国的学术交流，促成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并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殚精竭虑地为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多次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国家领导人高度称赞他对中国数学科学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
除了在数学上做出的巨大成就，陈省身教授还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吴文俊等。
22.关肇直与非线性泛函
关肇直(1919～1982)是中国数学家，生于北京。原籍广东省南海县。父亲关葆麟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任铁道工程师多年，于1932年故世；母亲陆绍馨，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曾从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关葆麟去世后，母亲以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抚育关肇直及其弟妹多人。全国解放后，关肇直尽心亲侍慈母，直至1967年去世。关肇直于1959年1月与刘翠娥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刘翠娥系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
关肇直于1927年进北京培华中学附属小学学习。1931年入英国人办的崇德中学学习。学校对英文要求十分严格，加上关肇直自小就由父母习以英文、德文，为日后掌握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奠定了良好基础。193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于1938年转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在燕京大学(后迁成都)任教。
1946年春从成都返回北平(北京)，不久从燕京大学转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1947年通过考试成为国民政府派遣的中法交换生赴法国留学。名义上去瑞士学哲学，实际上去了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研究数学，导师是着名数学家、一般拓朴与泛函分析的创始人弗雷歇，1948年参加革命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是该会旅法分会的创办人之一。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他毅然决定放弃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于12月回到祖国，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回国后，他立即参加了组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助郭沫若院长筹划建院事宜，确定科学院的方向、任务、体制等，组建科学院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处处长，编译局处长。
1952年，他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并在数学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原子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从1952年起，关肇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等校教授以及华南工学院名誉教授；并兼任过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学术顾问、该院数理科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顾问、研究员。
关肇直还是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副组长、自动化学科组成员；他曾担任北京数学会理事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理论委员会成员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数学学报》和《系统科学与数学》等杂志的编委或主编等职。
1980年，关肇直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创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所所长。他还担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