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荒煤先生说得对。近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多文学期刊处境窘迫，有的刊物为维持生计，不得不改变办刊宗旨，改出通俗文学、纪实文学生活类刊物，有的文学期刊，欲抱琵琶半遮面，让出版面发表有偿“广告文学”，致使刊物订数下降而失去应有的读者，使刊物处境生存更加艰难，这不是饮鸩止渴又是什么？！
为了能够在拜访先生时可以对话，临行前我特意找来荒煤先生的散文集《荒野地火》来读，而先生在参加了首届长江笔会后写的散文《长江上永不消逝的彩虹》，使我读后倍感亲切，痴爱深深。先生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十月灿烂的温暖阳光照耀下，我独自坐在宜昌市滨江公园护堤坡前眺望长江。我似乎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重新回到异常亲切又仿佛有些陌生的长江身边。”
面对浑黄的宽阔的长江急流在脚下静静地流逝，他不能不抚今追昔：他忆起1925年坐在轮船上从上海溯江而上看到南京、芜湖、九江码头上那些扛着比自己身材要高大几倍棉花色的少年码头工人在跳板上闪晃的影子，他忆起1927年经过血的清洗那红旗飘荡下革命歌声漫天飞扬的日子突然沉寂下来后陷于极端的苦闷与忧郁时徘徊在长江岸边，他忆起1931年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使他父亲失业，继而使他失学在那脆弱的心灵上留下一片片难以忘怀的创伤；长江啊长江，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他静坐在长江边在痛苦的回忆中又不能不咀嚼这几日旅途中的感受：他忘不了站在巍峨的黄鹤楼上眺望武汉三镇繁荣的景象，忘不了夜间车过长江大桥时迎面掠过的一串串灯光，忘不了在参观武钢轧钢厂时看到在眼前翻滚、跳跃的红光闪闪的钢锭，忘不了参观那宏伟的葛洲坝发电站的情景……
荒煤先生说：“这两个小时独自在长江边的静尘、眺望、回忆、展望，的确是我一生中和滔滔长江最亲切、最温柔、最真挚的一瞬间默默的会晤。”
品味着荒煤先生散文的意味，想起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还笔耕不辍，思索不倦，我下意识地打量起先生的书房，临街的窗口安放着一张并不宽大的写字台，桌面上还散乱地摆着几张写满字的稿纸，似在告诉我先生正在写着什么，临壁的几个书柜也不算高大，整齐有序地排满各种版式的书籍，书籍不算多，也不算少，但整个书房的陈设似和先生的学识不大相称。呵，我想起来了，不久前的报纸上曾报道：著名老作家陈荒煤先生将所藏八千多册书籍捐赠他的家乡湖北省襄阳县文化馆。
我问及此事，荒煤先生不经意地说：“我老了，孩子们中间也没有人搞这个行当，留那些书放在家里也没有多少用，我没为家乡做什么事，将这些藏书捐赠家乡文化馆多少也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出一点力，也使这些书发挥一点作用。”
听荒煤先生说到这里，我忙向先生介绍正在修建的湖北省文学资料馆，它的功能就是收藏湖北藉和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作家的作品，包括作品手稿及相关资料。先生听了，大加赞扬，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并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和现有能找到的手稿献给湖北省文学资料馆收藏。
我听了，当即表示要将先生的好意向省作协负责同志汇报，并对先生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看荒煤先生的精神不错，我试探地征询：“可否再回武汉走走，黄鹤楼和东湖山水等待着您老再次光临！”
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决定今年在武汉召开，我和冯牧同志将应邀参加。”
临别时，荒煤先生亲自挑了几张近照给我，我请求先生送我一张近照给我留做纪念，先生爽快地应允了，随即在照片上签名题字。
我起身告辞，先生握拳我的手说：“等到春暖花开时，我们武汉再会。”
我说：“我期待在武汉迎接您！”而握着先生的手却久久不愿松开，我又一次凝视着先生，凝视着先生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盛满世事沧桑的脸膛，凝视先生那闪烁着哲人与思想家光泽的宽大的前额……
在严文井家里
此刻，我就坐在《诗刊》编辑部，请我的朋友——诗人王燕生给严文井家里打电话。昨天，我按一位朋友给我的地址找到东总布胡同时扑了个空，原来严文井先生乔迁新居了。没法，我只好找朋友帮忙，寻访严文井。
燕生曾在我工作过的铁道貌岸然兵某部工作过，是我不曾共事的首长，也是我因诗而识的多年的朋友。从他介绍文井先生的近，我才知道先生有两男一女，两个儿子一个在日本，一个在加拿大，女儿也早已成家单过，目下先生与老伴康志强住在一起。先生自打离休后，基本上是闭门不出，有时有些场面需请先生光临出席，他一般也是婉言谢绝，不是朋友，一般拒绝来访。
电话拨通了，问过好之后，燕生将我介绍给文井先生，便把话筒递给我。听到文井先生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乡音，我刚才拿话筒的紧张也渐渐消失了。
“来吧，来吧！欢迎来家里做客。”先生怕我多走冤枉路，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从农展馆到红庙北里坐车的路线。
好在距离不远。
严文井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尤其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尽管先生在小说、散文、文艺理论等都卓有建树，但论起先生的创作成就，我以为应该主要仍是表现在儿童文学方面。
也许是我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喜爱吧，谁叫他是个“九头鸟”呢！
文井先生1915年出生在武昌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里，对于这个最早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父亲疼爱有加，刚刚醒事，父亲就把他引起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长到十来岁，作为长兄的他已不满足将他听来的故事、读到的童话照本宣科地讲给弟弟妹妹们听，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像，编些有趣的故事和迷人童话，逗得饥饿的弟弟妹妹们哈哈大笑。进入中学后，他开始接触新文艺作品，鲁迅、郭沫若、蒋光慈、郁达夫，使他的中学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已按捺不住胸中涌动的激情，止不住将它倾泻在稿纸上，他开始尝试创作。这年，他还坐在高中二年级的课堂里，便偷偷将一篇散文寄给汉口的一家报馆。不多久，他收到一份铅印的报纸，他的第一篇散文就印在那张报纸上。
一转眼，春花开了，秋叶落了，先生也高中毕业了。生活的困顿，使这个有着七上弟妹的长兄不能如愿走进大学。他已19岁了，他想用自己还不太健壮的肩膀去发担一点父亲肩上的重量，于是，他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一个小职员的职位。
生活，给他洞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他有机会，也有时间博览群书。知识的砥砺，加之刻苦的磨炼，很快便显露出文学才华。1935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吃了一串葡萄》的散文，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1937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出版。
正当先生的笔饱蘸激情流出一篇一篇散文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家仇国耻，使他一腔沸腾的热血再也不能安静地在桌前流淌，他毅然奔赴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鲁艺学习和任教。后来，他又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出任《东北时报》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然而，他的文学创作，自他25岁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后，他便以主要精力投入到儿童文学创作。
先生先后出版了十多部童话和寓言集，限于目力，我未能读到先生的全部儿童文学作品，但先生的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三只骄傲的小猫》、《南风的话》、《小溪流的歌》我还是读过的，并饶有兴趣地推荐给我的女儿读。这些长于幻想、富于哲理，给人启迪又语言凝练精美、幽默深刻且充盈着诗情画意的童话和寓言，理所当然地爱到读者们的赞誉和喜爱。怪不得先生的作品，作为使者，被译为英、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出访世界各地哩！
落座之后，我忙递给文井先生一张名片，那小小的一张名片，就仿佛一封介绍信介绍着我自己。
趁先生低头看我的名片的当儿，我细细打量着他，逆光句画着他魁梧的身躯，宽阔的肩膀和袒露明亮、充满智慧的前额。待他抬头来，谦和地笑着将一支烟递给我时，我摆了摆手。
“徐迟忙吗？碧野身体好吗？”文井先生问道。
我向先生介绍了徐迟先生的近况，当他听说徐迟先生正着翻译荷马史诗时，忙要我转达他的敬意和问候。当我介绍碧先生忍着失去爱妻的悲痛，忙着撰写自传体小说，忙着整理自己的文集时，先生听了似有感慨：“碧野的东西多，光散文就出过十几部，出版文集，这个工程度不小呵！”当我向先生介绍徐迟文集、碧野文集出版进展情况时，这位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感慨万千。
好几年前，文井先生应约为四川一家出版社编选自己的文集，计划将自己的著作全部收进去，也算为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当话题由徐迟文集、碧野文集谈起时，我问及先生的文集是否已编辑出齐时，他用手指弹了弹烟灰，深深吸了一口烟，这才告诉我说：“此事搁置好久了，出个人文集，订数都不会很多，出版社也赔不起，我知道出版社的苦衷，也就不想给出版社增添麻烦。”
增添麻烦？！我的思绪随着他吞吐的烟缕缭绕：一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老作家，一位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为扶植一代一代文学新人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老编辑，而自己用青春、生命与爱撰写的几卷文集却不能出版，我听了，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几下，真有说不出的悲哀。
先生问过几位老作家的近况后，又问及湖北近年的创作状况，问及《长江文艺》编辑出版状况以及文联、作家协会的生存发展情况，我都一一作了简要介绍。我们说着说着，一只精壮的花猫从书房里跑了出来，跑到先生脚边蹭了几蹭，咪咪地叫了几声，先生似听懂了叫唤什么似的，忙伸出手来，轻轻抚摸着小花猫。
看来，同猫戏耍，也是先生幽居生活的另一番乐趣了。
这时，康志强女士为我端上绿茶和苹果，我接过茶杯向她表示谢意后，慢慢品着香茗，这才细细打量这间会客室。
会客室略为显得窄一些，陈设也略显简陋些，给我的感觉似和先生的身份不大相称。顺墙摆着一套简易木制沙发，对面是几只略显陈旧的矮柜，上面安放着一蹲瓷制毛泽东主席的雕像，毗邻的是一台十四英寸电视机，柜前摆着一溜枝叶凋零有越冬花卉，和花卉交相辉映的是一些铺展开来的五颜六色的贺年片，使这间略显简陋的会客室鲜亮了许多。
放下茶杯，我站了起来，注目悬挂墙上的一幅字画，边看边默默念着：“岁晚喜不归，扫除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清碧。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里之外，有沙鸥相识。”
先生见我注目，便向我介绍：“录陆游词，朱乃正先生书。字词相得益彰，是件不多得的珍品。”
而我却从这幅字画里，读出先生幽居的心境。
文井先生请我走进他的书房。书房也不大，一张单人行军床占据一角，一排书柜依墙而立，由于书柜时空所限，地板上堆放着不少书报杂志。先生穿行在书报杂志间，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影集，顺手递给我。
我就坐在先生的单人行军床上，翻开影集，追寻先生的身影：有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合影，有与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合影，有与茅盾、夏衍、肖乾的合影，有与冰心先生的合影，有与中央电视台儿童节目主持人鞠萍和《中国少年报》编辑徐国静的合影，还有不少与少年儿童的合影，其中有一张照片把我逗笑了。
“是您老的孙子吗？”我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孩子问。
“是一位朋友的孩子，挺逗的。”照片上，只见先生头戴一顶孩子们戴的“警察帽”，与这位友人的孩子在一起，仿佛是个老孩子，正开心地笑着。
真是童心不泯呵！
翻着，看着，我的眼睛一亮，这才是我要选的艺术照片啊，且不说那构图错落有致，虚实相间，也不说那光泽浓淡相宜，层次有序，单说先生的头像，就仿佛是一蹲古铜色的雕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从先生那紧抿的嘴唇、那深邃的眼睛、那空阔而又刻满岁月皱纹的额头，不是可以透出先生朴实无华的平凡、轰轰烈烈的伟大、义无反顾的执著、大起大落的悲壮吗？
我欲取出，先生不允。他说这是一个画家朋友留给他的一个纪念，而画家已远走异邦了。他之所以欣赏珍藏这帧照片，除了珍藏那一份情谊，他极欣赏这帧照片所选择的角度。他说，艺术的审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选择角度。
经不住我再三的请求，先生终于应允了。这幅照片后来作了1992年期《长江文艺》的封面。
临别时，我紧握着先生的手，我在想，岂止艺术呵，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不是总在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角度，去展示自己生命的风采吗？
文井先生，你的生命给了我这样的启示。
1994.11.2.武昌.
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君健印象
我是在报纸上知道叶君健先生患病住院了，也不知先生患的什么病，前不久我去拜访先生时，先生还红光满面、健健朗朗、谈笑风生，怎么就突然病重住院了呢？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先生的病中杂记，才知道先生病情有了好转，甚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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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冬日，在温暖的阳光里，我按响了坐落在北海公园后门附近的一座四合院的门铃，门儿“吱呀”一声开了。一位身着中山便装的长者，向我微笑颔首。
哦，这不就是我要拜访的叶君健先生，我差点惊叫起来。只见先生腰板笔直、面颊红润，虽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身材魁梧、结实，看上去似比我在报纸上看先生的照片精神些，就仿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是的，这位出生在湖北红安的国际知名人士，不是红安这个孕育出200个将军的将军县的又一个将军么？
“叶老，您老身体好唦？”落座之后，我用我的黄冈方言向先生问好。
“你是黄冈人吧！”先生一听我的口音，问道。先生一口地道的红安腔，使我听了倍感亲切。说不清为什么，远在千里之外，说起故乡，纵是素昧平生的人，也觉得此格外亲近。
话头自然谈起故乡，先生问过我的工作学习情况之后，便询问家乡的情况：从大别山经济开发放的战略到革命老区科技扶贫的具体措施，从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建立到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从生态环境保护到山区交通邮电基础建设的状况……当我向先生介绍黄州科技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介绍横穿黄冈地区腹地的京九大铁路的动工兴建，介绍装机240万千瓦的黄冈火力发电厂的立项，介绍汉黄微波、鄂东微波、黄浠光缆、黄红光缆等四条干线大通道的架设，介绍黄界、沿江、大别山腹地公路三条主干线的建设等等，先生听了脸上泛出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