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去潜江。”于是，我绘声绘色地描述那竖琴一样竖立在江汉平原上的井架，那血一样从地下流出的滚滚石油，那探明储量惊人的盐矿以及由此而正在积极规划的化工城，那穿过潜江腹地的宜黄高速公路，那处处林带纵横的平原绿海，那饮誉三楚的园林青洒厂，那正在日新月异崛起的潜江新城，末了，我还详细介绍了曹禺纪念馆。
“乡亲们的厚爱，令我不安，只惜我一介书生，不能为家乡建设作点什么。”
听先生这么一说，我眼睛一亮，指着《公共时报》是的一幅图片说：“曹老，这不是您家给家乡的题字么？”
“园林春光，家乡美酿。”入个大字，俊秀隽美。
曹禺先生见我指着他的题字，微微地笑了，那笑象是在说，这也能算对乡亲们厚爱的酬答么？
先生呵，且不说您的《雷雨》的问世，不仅宣告了一个戏剧家的诞生，也宣告了一个戏剧新时期的开始，从此，中国有了足资同世界优秀剧作家媲美的话剧作品，单说您的声名，就是潜江的一笔巨大财富，就是提高潜江知名度最具效应的广告。
我把这个意思说与先生听。先生连连摆手。
不觉间，窗外的阳光暗了下来，我知道打扰先生太久了，忙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请先生过目。
“你是从那里找来的？”先生问我。
“上午我去 了一趟新华社，从他们的图片资料室里找来的。”
“新华社还有我的照片？”
“有呵，您家各个时期的照片都有，我翻印的这张好像是六十年代的，只是没有您老的近照，这才求助您家。”
“住在医院里，我也帮不了你的忙呵，要不，你到人民艺术剧院找苏德新同志，他正在编辑一部画册，有我的近照。”
正欲起身告辞，先生朝我招了招手：“来，我们合一张影，不就有近照了吗！”说着，先生大声笑了起来。
我将照相机递给李玉茹女士，这才坐在沙发上和曹禺先生坐在一起，就像一条奔腾的小河，朝向一条宽阔奔涌的大江，带着喜悦和欢欣。
告别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先生执意要送我出房门，当他缓步将我送到楼梯口时，紧握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没有什么比年轻再好的东西了。我们老罗，不能再干什么了，你们年轻，要趁年轻时多学点东西，多写出点东西。”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只感到他那只握着我的手似要抓住流逝的时间，又像是在说他多么不想和不习惯衰老呵！
急步走下楼梯，回头一看，先生仍站在楼梯口，用目光注视着我，我忙朝先生近了挥手，口里喊着“再见——”，而心里却在默默地祝愿：
祝愿曹禺先生健康长寿！
一个诗人和他的歌
也许是因为诗的缘故，我曾在几个场合，在北京在武汉见过光年先生，不过，那时我坐在台下，或者站在远处，用景仰的目光注枧着他.；而此刻，我就坐在光年先生家里，和先生侃侃而谈……
1
话题是从光年先生的诗作《江汉行》和日记《江汉日记》谈起的。
1986年10月，光年先生应邀参加了由长江沿江九省市作协分会倡导、作协湖北分会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武汉和鄂北故乡，两年之后的t988年10月，先生又应邀回武汉参加抗敌演剧队建队5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又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重返咸宁向阳湖，那是当年文化部“五.七”干校所在地。
光年先生在《江汉日记》《重返向阳湖》一书中这样写道：
“旅访的第亠站选定咸宁，是早就由我提出来的，‘文革’中期，从1969年冬天起，我被遣送到文化部系统设在咸宁的‘干校’，经受了三年严峻的考验。我当然不是作为一般干部去接受劳动缀炼，即使在‘黑帮’中间，我也被列入另册。因为我是被江青、康生之流的‘中央专案组’直接管理，在京‘隔离审查’两年后，交文化部于枚临时代管的。
“我这次重访咸宁向阳湖，不是为了怀旧忆旧，这不必要。当年的日记具在，将来必要的时候找出来整理一下，有的地方翻译一下，补充说明一下，（但略去一些人名），可以留下—份有趣的资料。我这次来，是想着看那时在军宣队领导下，几千劳动大军花了几年心血，使得四方八千亩的绿菱、红莲、鱼虾鹤鹭之乡的美丽富饶的向阳湖，终于在我辈手中遭到了彻底破坏的向阳湖，这些年是怎样拨乱反正、退耕还湖，使它重新获得新生的。”
于是，当光年先生重返向阳湖时，他感觉向阳湖堤变矮了，远不似当初雄伟壮观。登堤远眺湖面，他很吃惊，那湖既不像当年初到咸宁时水平如镜，而且杂以败荷芦丛，连围湖造田后那些阡陌纵横的田间小路，那些往日经农家之手，辛勤开垦的处处棋局般的水田麦场，也都不见了踪影。现在眼前看到的仅是一片风中起伏的荒草，还有在嬉戏的一群群杂色牛羊。
原来，干校停办后，咸宁地区在这里办了一个农场，后改为咸宁地区奶牛场。据说，原文化部副部长赵辛初同志在这里放过牛，后来回湖北任省委书记后，建议在这里办个奶牛场。如今，奶牛场及其附属的牛奶制品广、饲料加工疒、金属制品厂等巳办得有相当规模了，只是向阳湖没有了，稻田，麦田，菜弛也没有了。
走在记忆里，光年先生在寻找。
他在寻找他与谢冰心、张天翼轮流看守的那一片菜地，他在寻找常常借故者看望孟超、楼适夷而默默相坐的田埂，他在寻找陈白尘、侯金镜放鸭子的长渠浅塘，以及遮阳避雨的那一树绿阴，他在寻找与臧克家轮流值班的厨房知与杨匡满住过的那间小屋……
然而，当先生告别向阳湖时，似有些怅然若失。
2
谈了一会儿，我们又转到另一个话题。
光年先生曾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副主席，曾将大量心血倾注在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作和文学新人上。我向先生谈起我青年时读到诗入李瑛的诗集《红柳集》，谈起先生曾为《红柳集》写的序言，那本至今还立在我的书架上的诗集，对刚穿上军装而又拿起笔写诗的我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光年先生在序《红柳集》中的几段话，如“他学会了用革命战士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人，用战士的心胸来感受、思考现实生活中许多动人的事物，并且力求作为普通战士中的一员，用健的美的语言，向广大读者倾听自己认真体验过、思考过、激动过的种种画意。”“以战士的笔抒战士之情”等，也给我以深刻的影响。
说到这里，光年先生问起我的情况，当他听说我在那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修筑祖国的钢铁大道又创造着诗的英雄铁道兵部队生活了十五年之后，先生说：
“不同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拥有不同领域的生活和生活积累优势；而他们不同的气质、师承和修养，又决定了他们的作品的不同艺术风格。一般地说，每一个在在中表现出独创性的作家，他们对如何发挥自己的生活积累优势，开拓自己的色术风格，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都有自己的独立追求和独立见解。就说李瑛的《红柳集》吧，诗人随时都睁大着惊喜的眼睛，在注视、在赞叹、在捕捉新生活中美好的诗料，把自己的思想触角深入到自己熟悉并且受到深深感动的生活素材中去，深入到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力求获得与生活血肉相连的独特发现，并用全部热情加以酿制，使他那些抒情短章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革命战士的感情色彩。”
光年先生似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当年，作家出版社为集中展示青年诗人的创作成果，集中推出李瑛、严阵、张永枚、雁翼、梁上泉几位青年诗人的选集，每一位青年诗人的诗集都由一位老诗人作序。先生说：“我因为《红柳集》结识了李瑛，结识了这位而勤奋的诗人”
我说，我也是因读到《红柳集》结识了诗人李瑛，多少年后，当我带着《红柳集》去拜访这位著名诗人时，诗人在《红柳集》的扉页上为我题词：为战斗生活歌唱！
“对，诗应该为战斗生活歌唱！”光年先生说。
3
光年先生1913年11月生于光化县老河口镇。
1927年，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只有14岁的张光年就在家乡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在这一年加入了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先生曾作过商店学徒、书店店员和小学教员。三十年代初期，先生读私立大学时，就积极从事戏剧活动和文学活动，大学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因积欠学校三个学期的学杂费共9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呵，先生四处筹措无门只得被迫退学。正当失学同时失业的时候，经友人介绍，先生在私立武昌安徽中学谋到一个位置。这时，先生结识了董必武同志，开始在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下，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发表了大量宣传爱国鼓动革命的文章，其中尤以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影响最大。这首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歌词一经谱曲后，立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传播。
说起武汉，光年先生充满感情地说：武汉，可以说是我投身革命的起点站。接着，光年先生给我讲起了他1988年重返武汉寻访故地的情形。
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现在是武汉第十四中学。
在秋日的阳光里，当先生在友人和学校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当年第三厅的大礼堂前，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如今，这里是学校堆放家具杂物的仓库，外观看去，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显得破旧，但砖瓦还算结实，依然保持当年的旧观。
先生探过头去，从窗子里，他要看看当年排戏、练歌、演出的舞台。大约是1938年的夏天，一天上午，冼星海、张曙先生就在这个讲台上，正向几百名演剧队、宣传队员教歌，歌是由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保卫大武汉》，当时光年先生是演剧队训练班的教务任，也坐在讲台上，与学员们一起高声唱着。突然礼堂的玻璃窗被震俜沙沙作响，原来，一队敌机掠过低空，冖堂后面的凤凰山遭到扫射，紧邻的华中大学操场被炸，呼啸的飞机声和炸弹的爆破声似要压过礼堂高昂的歌声。
冼星海被激怒了，他把手扬得更高，指挥得更起劲了，而学员们的歌声也唱得更加激昂、更加嘹亮。
先生说，那真是冒着硝烟、穿过炮火呵！
说起“政治部第三厅”，我也曾听叶君健先生讲过他曾在第三厅当过外事干事，但对它的性质和情况有些不解，光年先生告诉我说：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国民党 政府迫于形势被迫让出一个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胡愈之、田汉、冯乃超等任处长，汇集了文化界、艺术界大批著名人物，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武汉掀起了抗石宣传的高潮，使得第三厅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的中心，抗日文化宣传的一个指挥部。
“呵，原来是这样。”我说，“我回武汉后，一定要去十四中学，看看第三厅旧址。”
“武汉像这样的革命旧址还不少呵，那是武汉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光年先生说。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4
说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说起政治部第三厅，说起由光年先生作词、星海先生作曲的《保卫大武汉》，我不由问起《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经过。
武汉沦陷后，光年先生辗转千奔赴延安，毅然以握笔的手拿起枪加人扰日前线“决死队”，成为以决死信念共赴国难的一员。
1937年2月，抗日决死队在行军中，先生不慎从马上摔下，回到延安治疗。先生受伤的消息被冼星海知道了，他即去医院探望先生。老友重逢，没叙离情别意，倒慷慨陈词谈起前方将土浴血奋战，谈起民族危亡家难国难，谈到激动处，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出第三次合作，写一部反映抗日斗争的歌曲。
这也是战斗呵，躺在病床上的光年先生彻夜难眠，他年轻的血在沸腾，他想起了黄河，这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呵，如今，黄河孕育的5000年的文明之邦竟遭劫难，四万万炎黄子孙竟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仿佛感到黄河那呼啸奔腾的涛声正撞击着他年轻的心灵，一刹那间，风雨飘摇的祖国，面临危亡的民族，烽火、硝烟、风吼、马啸……全都随着奔涌的黄河涌上他的心头，涌起心血的狂澜，涌向笔端——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光年先生仅仅用了五天的时间，就写出了这组著名的组诗《黄河大合唱》。毫无疑问，《黄河大合唱》是中华民族战斗的英雄史诗，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悲壮图画，它以气壮山河、激昂磅礴的深沉雄浑的旋律深入人心，激励着抗日军民“扛起那土枪洋枪，背：起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说起《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光年先生说，这主要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天才的音乐创造……
5
话从远处说来，这才慢慢说到我此行的目的。当我向先生索要新作时，先生告诉我，他已年近八旬，几十年来在繁杂的工作与生活里永远排遣不完的无尽的矛盾之中，总静不下心来写点什么，现在所剩时间不会很多了，已基本上谢绝各种应酬活动，原则上电不接受采访，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两个“工程”：一部《文心雕龙》的骈文体白话译本，一部《离骚》《九歌》《九章》的诗体白话译本，再就是一部传记回忆录。
临行时，我双手紧紧握着光年先生的手，这是—只曾经以笔作枪写过《黄河大合唱》的诗人手呵，我想，若是日后要为先生写点什么，就以《一个诗人和他的歌》为题。
如今，我就以此为题，写了这些文字。
最初或最后的拜访
说句老实话，我对姚雪垠先生并不熟悉。他生前曾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我1982年从铁道兵转业到湖北省文联的机关刊物《长江》文学丛刊作小说编辑时，我只在机关的工资表上见过他的名字，其时他已移住北京多年了。后来，他也曾多次回武汉，我也只是在公众场合见过他几次，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认识他，他也许并不认识我。即便如此，这也不妨碍我来写写对他的简单印象，因为我曾有机会上京登门拜访过他，并与他有过一次较为深入的谈话。
现在，我把这次拜访他以及与他的谈话内容记述下来，只是想让人们了解一点作为一个文学大师的心灵而已，同时也表示我对这位尊敬的前辈作家的深切怀念。
那是1991年1月12日，是个星期天。因出差日程安排较紧，清晨，我便打电话与姚雪垠先生联系，得到他的应允后，我即匆匆赶到复兴门外木樨土他的住地，待我按照门牌号码轻叩他的家门时，门缓缓地打开了。
“请进！”我通报姓名后，姚老的夫人王彩梅女士即把我迎进门里，姚老闻声从书房里踱到客厅。我忙迎上前去，将我们《长江文艺》主编洪洋同志给他的信递给他。姚老接过信，满脸堆满笑容，连声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说着，便把我迎进他的书房，一边给我斟上香茗一边对我说：“快坐快坐，讲讲湖北的情况，徐迟、碧野近来身体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