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举办这个后来被视为无数青少年梦想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与其说是选拔文学新人，还不如说是拯救一本《萌芽》杂志
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有前瞻性，直面历史。那些一出来就叫好的东西，大都只是畅销书而已
我希望这些走上文学之路的年轻人，不要停留在《萌芽》的水平上，要写出大作、力作
《萌芽》举办“新概念”，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文学人口
文学给了青年人营养，青年人给了文学力量
文学期刊应探索实践出一条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又坚守传统文学理念的道路
时代之问
《萌芽》的命运与文学的未来
很难想象，影响了几代年轻读者的《萌芽》杂志，就是在这么一个逼仄的环境下产生的——在上海市作家协会《萌芽》编辑部，地上到处堆的都是书，大多是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还散发着墨香的新印制的《萌芽》杂志。
就在文学作品的“包围”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这是一位已年过花甲的清瘦长者，虽然困难重重，却仍满腔热情地支撑着《萌芽》杂志。
事实上，为了《萌芽》的发展壮大，赵长天付出太多。人们都知道他是《萌芽》的掌门人，却忽略了他是一个频频获奖的优秀作家——为文学青年做嫁衣，他无怨无悔。
记者：您是一位著名作家，但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您最重要的身份是《萌芽》主编，而这些都是因为您主持下的一个名叫“新概念”的作文大赛。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策划“新概念”作文大赛的？
赵长天：1998年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一次“新概念”作文大赛，会造成一个持续多年成为中国文坛热点人物的韩寒。事实上，当初我甚至怀疑那篇老练的作文有可能是韩寒这个高一学生请人代写的。说句实在话，当时举办这个后来被视为无数青少年梦想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与其说是选拔文学新人，还不如说是拯救一本《萌芽》杂志。
《萌芽》创刊于1956年，我读中学时，就是《萌芽》的忠实读者。但是当我在1995年开始主编《萌芽》杂志时，却发现这本杂志发行量只有1万多份。更要命的是，基本上都是中年人在看，是一批老《萌芽》铁杆一直根据习惯在订阅；而中学生几乎没有，很多中学生甚至都不知道《萌芽》是什么。
文学正处于低潮，没有多少人想当作家，尤其是青年人。《萌芽》在经过一番社会调查后，悲哀地看到了这一点。然而同时，我们又看到一线希望：中学生对于文学的需求，比大学生更强烈，而且购买力也强。中学生的开销往往来源于父母，没有什么节制。而大学生很多人靠自己打工挣钱，即便有家庭资助，资金也很有限。于是，《萌芽》重新定位：以中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以提高文学修养为目的。
为适合中学生的需求，我们请高中语文老师推荐优秀作品，结果中学生不太喜欢。随后又刊发一些当红作家的作品，欲引起中学生的注意，但反映也很冷淡。编辑部一些做了10多年文字工作的老编辑，这时也在感叹：家中那些正在上中学、小学的孩子，最怕的就是语文，最不愿做的功课就是作文。而他们却辅导不了孩子们的作文写作。常常由家长辅导的作文，在老师那儿不及格，而老师认为好的，他们觉得也不怎么样。
中学生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作品？究竟什么样的作文是好作文？一天，我与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副校长攀谈。说起教育，副校长愁眉不展：“现今的高考招生制度，使得一些文科偏才进不了好的高校。恢复高考的前两届，华东师范大学还招到一些文科人才，如赵丽宏、王小鹰等等。现在，连优秀一点的写作者都招不到了。”
有这样感慨的何止华东师范大学一家。统一试卷，统一考分，夭折了多少文科偏才？试看中国当代史，历史学家吴晗、著名学者钱钟书、著名画家丁聪等，都是文科偏才。今后，我们还会出现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吗？
一个大胆的设想产生了：搞一次作文大赛，让中学生自己来写，无拘无束，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写自己所想写的，说自己所想说的，为高校提供一条发现优秀文科人才的途径。
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程天权听说后，立即表示支持。正好，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来上海办事儿。编辑部与他一沟通，立即引来回应。陈校长说：“我是搞物理研究的，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写作也一样，要有创新，要有真情实感。”
“英雄所见略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知名高等院校，作为发起与主办单位，与《萌芽》一起，组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何谓新概念？就是一种新思维和真体验。当时是1998年岁末。
记者：“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跟高考挂钩吗？
赵长天：“新概念”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借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的力量来吸引参赛者。大赛的第一和第二届，承诺得奖者可以免试进入大学。虽然，第三届之后由于各校取消了文科保送制度，但获奖者仍然有机会被这些大学划归“自主招生”的范围内录取。换言之，和高校联合举办作文大赛，是“新概念”成功的一个原因。
但我认为，与高考挂钩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概念”让高中生尝试到了写作的快乐——原来作文可以这么写！此外，“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件事情，将来肯定是要进文学史的——平时，中学生写的作文，怎么可能让著名作家、教授来看？在“新概念”就可以，评委都是第一流的作家和教授，给了喜欢文学的中学生一个做梦的机会。
当时，首届大赛有4000多篇应征作文寄到编辑部。评委包括王蒙、方方、铁凝、叶兆言、叶辛等著名作家，我也是评委之一。他们读到这些中学生写的作文，赞不绝口。王蒙甚至说：“我们可以搁笔了。”
无论是初赛稿件，还是复赛作品，王蒙都认为，每一篇都放射出思想的光芒，语言漂亮老辣。他点评《来自沈庄的报告》：“我称赞作者的文字功力和他书写的从容有致，读之如画。”
作家出版社随即出版获奖作品集，成为“一书难求”的畅销书。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人询问需要什么礼品时，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说道，要一本《“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
这些脱离了应试作文框框的作文，令中学生们兴奋。他们高呼：“作文原来可以这样写”，“写作文原来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有意思的事”。
首届以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也成为“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办方。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几乎无人不晓。参加大赛的中学生，每年以万递增。首届4000人，第二届1万人，第三届2万人，第四届3万人，第五届4万人，第六届达到近6万人……到了第十届，参与者已超过7万人。《萌芽》读者也在直线上升，发行量最高时达56万份。
记者：您刚才讲到在首次“新概念”作文大赛中韩寒的名字给您和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还记得当初看到韩寒作文时的情景吗？
赵长天：虽然已经13年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韩寒初赛时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叫《求医》。当时“新概念”作文大赛有初赛，还有复赛，复赛的目的是为了“验明正身”，因为怕初赛的文章是别人代写的。复赛的时候，韩寒却没有来。评委们就想，初赛文章不是韩寒写的，文笔太老练了，他不敢来了。在颁奖大会那天，上午10点，评委们把一等奖获奖者的名单都定好了，没有韩寒。
我记得当时有两个评委，好像一个是叶兆言，一个是陈思和。他们说，韩寒的文章真是很不错，如果真是他写的，那没得奖太可惜了，“要不你们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我就问评委，同意不同意，因为这是首开先例，同意就打电话。结果评委们一致通过。
打了电话才知道，家住松江的韩寒果然是没有收到复赛通知。父亲陪着他赶到了比赛所在地的宾馆，本来复赛的题目是一个行为艺术，咬了一口的苹果。但是这个题目做过了，显然不能再做了，一个编辑灵机一动，把一团纸放在杯子里，让韩寒就写这个情景。韩寒确实有灵气，我们吃饭回来，他的文章就写好了，叫《杯中窥人》。于是，一等奖发给了韩寒。
这之后，就有了一个写《三重门》的韩寒，一个开赛车的韩寒，和一个常常处于口水仗之中的韩寒。
这位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半年后却主动退学了。“韩寒现象”一时间被广泛关注。紧接着，“韩寒旋风”刮遍大江南北——退学后的韩寒，以一部长篇小说《三重门》为中学生欢呼。小说的畅销并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其中对当下教育制度的反叛，对学业过重的不满，对世俗的不满。韩寒成为千千万万中学生心中的“偶像”。
记者：可以说，韩寒是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而一跃成为文坛“８０后”的典型。其实通过“新概念”走上文坛的人还有很多。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他人的情况吗？
赵长天：是的，这些“典型”中还有郭敬明，他的《幻城》以唯美和浪漫感动了一大群正处于青春期，渴望真挚情感的中学生，创下销售100多万册的业绩。虽然郭敬明引起过很大争议，但他一直保持着在中学生中极旺的人气。郭敬明读高中时的高考理想是商业和金融，但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还有一位张悦然，当年，即便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后，张悦然也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在文学。已在新加坡某高校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她，突然在一天收到朋友告诉她的信息：国内网站上还有许多人评论她的获奖作品。这一刻，她忽然明白：自己应该回归文学。
再后，青春文学市场出现一批实力派写手。被誉为“五虎将”中的蒋峰、小饭等人，都是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走出来的。他们的作品，褪去了青春的稚气，有一种成人的厚重，不仅青年人叫好，成年人也称道。
可以说，现在活跃在文坛的“８０”后作家，大多数是通过“新概念”走上文学之路的。在“８０后”这一阵容中，可以排出一长串作者的名字，除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外，还有蒋锋、小饭、周佳宁、王艺、唐一斌、刘嘉俊、陶磊、张葳、刘莉娜、傅亮、李傻傻、张佳玮、胡坚、朱珍、蔺瑶……这拨人可以排出一百多号。他们被各地出版部门关注着，不仅专业文艺类出版社，就连严肃的政治读物出版社、科技类出版社、翻译出版社、辞典出版社等等，也都在争抢着出版他们的书。
记者：青年是文学的未来，您认为“新概念一代”中能否涌现中国未来的文学大家？
赵长天：我们所说的大作力作其实没有标准，这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了大作力作，但只是不被当今评论家认为是大作力作而已，甚至还认为是有问题的。比如，《白鹿原》刚出来的时候是受批评的。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有前瞻性，直面历史。现在的一些作品，不一定能被大家接受。那些一出来就叫好的东西，可能只是畅销书而已。
我认为，如何出大作力作，现在先不要去管它，慢慢发展，自然会有的。像这样一个丰富的时代，社会转型期，题材这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自然会出来的。从现在来看，大作肯定是一个相对尖锐的、相对比较边缘的东西，将来才会成为大作。
我对现在的年轻作家充满信心。研究“８０后”们的创作之路，会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多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不少人都是高超的网络写手；许多人一上手，几乎都是短篇、长篇同时写；文字简短，文风怪异。除此，他们大多数是家中的独生子女，是“小皇帝”。他们多数还个性鲜明，甚至有点“歪”：比如韩寒，中学时就休了学；比如朱歪歪，主动放弃大学学业；比如蒋锋，不入单位之门，宁愿成为自由撰稿人等等……
“我为什么而写作？”似乎是一个很陈旧的话题。上个世纪70年代、60年代、50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思考和回答过这一问题。似乎，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回答：“为民族存亡而拿起笔”，“为人民大众而写作”，“为艺术而艺术”等等。时间轨道伸向21世纪，“８０后”作家们有没有一个“为什么”？他们的“为什么”又是什么？
我直接和间接地“读到”了他们中的一些答卷：“文字和故事是通往高洁之路的鞋子和拐杖”——蒋锋；“文学于我，是一种娱乐”——刘莉娜；“每个人都应该追求崇高的东西，在他的一生中，应该要去做创造性的工作”——唐一斌；“我要说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陶磊；“写小说最迷人的地方还是在过程”——周嘉宁；“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为了美，为了接近完美的美”——蔺瑶；“把写东西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这是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刘嘉俊；“写作更像是某种探寻和研究”——张葳。
显然，“８０后”们心中也有个“为什么”的问题，只不过这个“什么”，比起前人丰富得多，独立得多。他们更具写作的自由性、开放性、创造性。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大作品的驾驭，要比前人逊色些。
我希望这些走上文学之路的年轻人，不要停留在《萌芽》的水平上，要写出大作、力作。
记者：但是还有很多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甚至获过奖的年轻人，也没有走上文学之路。
赵长天：在一届又一届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大批有着文学潜质的学生被发现。但是他们中后来选择理科的人并不是少数，而最终成为专职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统计过，一等奖的获得者中，只有10%—20%的比例会真正走上文学之路，或者从事相关的工作。但这些得奖者至少都会一直喜爱文学，“新概念”最大的作用其实正在于此。
这一切并不是说文学不再是梦想。文学更重要的功能，是成为一个人的灵魂支柱，文学始终是青年人的精神家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教育的最高境界是素质，需要的正是这一点。不论过去、现在、将来，文学始终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
我们想通过“新概念”告诉学生，文学的写作要求是什么。所以，你看现在孩子们的东西，尽管你批评它浅薄也好，小资也好，但它抒发的是“真”的范畴内的东西。《萌芽》所做的就是从年轻人就开始的文学修养启蒙，让年轻人走近文学，领悟到文学的魅力，迈出亲近文学的“第一步”。
这个比赛对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扩大了文学人口。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文学人口的大大拓展，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多样化的可能性。好作家应该是建立在庞大的文学人口之上的，有很多人不一定真的写作，只是阅读。如果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接触文学，知道如何判断出好的文学来，这对中国文学的推动力量是很大的。文学给了青年人营养，青年人给了文学力量。
200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走过10年，集会纪念，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给大会的贺信中写道：“今天获奖的不一定成为作家，文学成为成长的一部分。”
在改革开放30周年后的今天，中国文坛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宽松的创作环境，而在相继经历了“极左”禁锢与物质主义冲击之后的中国，国人再度通过文学为心灵寻找温暖。青年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希望，当文学再度成为青年的梦想，文学就会大有希望。
记者：“新概念作文大赛”确实让《萌芽》杂志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但是现在受到的冲击是否很大？比如网络文学？
赵长天：网络对我们的冲击确实很大，甚至可以说，网络文学对我们这种纸质阅读的冲击是毁灭性的。现在的年轻人都热衷于在网上看小说，像《萌芽》这样以年轻读者为主的纸质媒体如何销售？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萌芽》原来的发行量有五六十万份，但现在已降到了二十万份。而且，由于主要读者中学生群体没有实际消费能力，杂志很少能吸引到真正的大广告。
我们感到很无奈，如果从文学角度来讲，网络文学的格调无疑无法跟《萌芽》相比，但是网络文学有资本的力量，它投入的财力、人力与宣传力度，《萌芽》无法与之抗衡。
其实我们也想过将《萌芽》做成专业的青春文学网站，但是走数字化道路，没有一定的资金怎么办？人家盛大文学可以拿3个亿出来，我们拿300万出来就很吃力了。
记者：那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网络文学？
赵长天：网络文学的赢利方式是靠点击率、阅读量，现在网络作家个人的利益与网站的利益完全一致，网络作家每天数千字上万字的写作速度，如何能出精品？越写越水，越写越长，一部小说动辄200万字、300万字，读者的口味变得越来越低俗，现在“９０后”一开始读的就是这种东西，以为文学就是这样了，以后怎么还可能接受严肃而优美的传统文学？就像一个人从小就开始吃肯德基一样，以后对好吃的就没有什么概念了。
我们小时候读四书五经，根本就不理解，但年纪大了，觉得不错，古文很有韵味。现在没有《聊斋》，没有《红楼梦》，现在我们有些年轻读者什么古典都不看，一看就是这种两三百万字的网络文学，这样就麻烦了。他们怎么可能领略汉语的美？
记者：其实现在受到冲击的远不止是《萌芽》，很多纯文学期刊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似乎更大，有的甚至已经被迫停刊了。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赵长天：长期以来，由于发行量大和社会影响广泛，《萌芽》一直是上海市作协主办的系列文学刊物中运营形态最好的期刊，也是一个品牌。但是近年来，我们在市场竞争中也有许多困惑。比如，《萌芽》率先改制，走向企业化运作本该有更加灵活的政策，但我们却面临着诸多限制。《萌芽》每年只能出两期增刊，想自己出版作品又没有书号，想自主定价又得不到批准，想组建一个股份制公司在市场上融资，想按市场规律成立一个网络公司，这些都有很多政策上的制约。我们是想参与市场竞争，但有关政策却放不开。以后究竟该怎么做？我心里也感到非常地迷茫。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文化发展繁荣，但是传统文学期刊究竟应该由国家养起来还是要推向市场？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学期刊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事业，肩负着培养新人、发表原创作品的职责，属于公益性和基础性的文化事业。政府应大力扶持传统文学期刊，加强基础性精神文化高地的建设。中国的传统文学刊物目前都非常困难，如果完全推向市场、变成企业，无疑是要将传统文学期刊“逼上绝路”。政府应加大力度全力支持传统文学期刊的发展，努力改善这些期刊的生存状况，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精品力作的产生。
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传统文学期刊完全靠政府养活，也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容易在文艺工作者中形成惰性思想。我认为，文学期刊还需调整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实践出一条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又坚守传统文学理念的道路。
曾有文化界人士提议，能否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造出一种全社会共同支持文学期刊发展繁荣的大好局面。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支持主要通过两个层面：一是政府通过建章立制，鼓励企业、基金会等民间资本对文学艺术进行公益性资助，政府则减免企业和基金会资助金额部分的营业税收。这样民间资本既可以少支付税款，又能够提高公益形象，还减少了国家财政负担和社会资金的流转损失，从而达到多赢局面。二是政府直接对文学艺术机构实行特殊的税收减免政策，以支持文学艺术的发展。
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经济实力强大，是否也可考虑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传统文学期刊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以加强文学期刊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当然，传统文学期刊也应学习和借鉴新兴文学形态的“先进之处”。“强大事物总有其先进之处”，传统文学期刊也要考虑摒弃偏见，认真研究，虚心借鉴新兴文学创作中的先进之处以及抓住年轻心态、赢取广大年轻读者的有效方法。盛大文学和韩寒、郭敬明的青春文学之所以在年轻人中能广受欢迎，肯定有他们的独到之处。《萌芽》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些新兴文学的作品特点，并已建立《萌芽》网站来吸引“９０后”的新生代作者与读者。
赵长天小传
赵长天，1947年出生，浙江宁波人。196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中，1968年应征入伍，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伽蓝梦》、《天命》、《不是忏悔》（译有日文版本）、《肇事者》，中篇小说集《外延形象》，中短篇小说集《天门》、《怀旧的旅行》。他因策划“新概念作文大赛”而闻名，带动了中国年青一代的写作热潮，发掘了大量青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