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电影100多年的历史来看，最近10年是中国电影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中国电影未来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为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提高创作质量和作品的市场竞争力，需要不断的“量”的积累
国产电影的繁荣过于依赖个别顶级导演，而缺乏后继的“中间阶层”
上海电影曾是上海文化传统中最值得骄傲的亮色，如果这一宝贵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被丢掉，那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被各种物欲瓜分和消耗的生活和人生，难以催生伟大的灵魂和作品
时代之问
中国电影要先做大再做强
随着在上海采访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石川这个名字。这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因为近年来在电影历史、理论和评论方面一系列睿智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而逐渐成为上海电影学术界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曾赴美国、新西兰等名校进行电影学术研究，且在电影评论方面颇多建树，多次荣获学术奖项。因此，我们将这位同时还是上海电影家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主席的石川教授纳入了重点访问名单。
一个周六的早晨，上海共和新路马戏城附近的一间咖啡厅。其时，外面零星下着小雨，屋内飘着淡淡的音乐，客人不多，气氛正好。石川身着一件朴素的淡蓝色圆领T恤，优雅自若地为我们讲起了中国电影。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从事中国电影史、电影文化和电影评论方面的研究，根据您的观察，您对当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如何评价？
石川：我是搞电影史的，习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从中国电影100多年的发展看，最近10年是中国电影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特别是2003年开始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真是突飞猛进。影片产量、影院数量、银幕数量、电影票房、电影综合收益等都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影片产量超过了500部，票房达到100亿元，成为能与美国、印度并肩而立的电影产量大国。
想起2003年那会儿，产业化改革刚起步。当时年产影片不足百部，票房不到10亿，很多人对电影前景都缺乏信心。今天，10年不到，中国电影的整体实力已经脱胎换骨、今非昔比了。
当然，也会有人说，你为什么只看量不看质？国产片创作质量不高你怎么不说？我说，质当然重要，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很多事不得不首先重视量的积累。总是先让人有电影可看，然后再逐步提高创作质量，质总是从量中成长起来。这跟吃饭穿衣一个道理，人多嘴杂，众口难调，总要先吃饱，不挨饿，再考虑吃好吃精，满足不同口味。
近10年中国电影发展首先解决的就是“吃饱”的问题，吃好、吃精一时还顾不过来。为什么这几年票房增长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影院多了，银幕多了，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特别是中小城市的老百姓能走进影院看电影了，这样票房自然就有增加。消费增长，市场繁荣，就能吸引更多资金、资源向电影聚集，更多的民间资本愿意来投资建影院和拍电影。这样反过来又能刺激、推动创作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产业化改革刚起步的中国电影来说，这种良性循环来之不易，证明这些年鼓励电影产业扩大外延增长的策略是有效的。我之所以对当前电影现状持乐观态度，主要就是基于这一点。但这种乐观又是相对的，乐观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没有解决，有的一时还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只能一步步摸索。
我把电影比作穿衣吃饭。要说吃饱，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做到。要说吃好吃精，就更任重道远了。换句话说，中国电影现在还处在产业化的初级阶段，还属于一种依靠外部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还有待于向内涵发展转变。内涵发展主要是指提高电影创作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为观众提供类型更丰富、风格更多样的内容消费，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电影文化服务。在维持产能和市场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主要依靠提高质量和完善服务来推动票房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学上经常说，要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外延扩张和内涵发展，这两种增长模式的目标并不一样，前者着重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后者着重满足食不厌精和个性化选择的高层次需求。现在，国家宏观战略上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电影产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由目前的外延扩张模式逐步转变为外延内涵同步增长的双轮驱动模式。
记者：基于以上认识，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
石川：至少从市场角度，中国电影未来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首先，目前100亿票房还主要集中在200多个大中城市，而中国县级城市有将近3000座。也就是说，大部分中小城市的普通百姓还很少或基本看不到电影。未来电影产业、市场发展的重点应该在这。这是涉及国家文化资源布局是否均衡，不同地区的老百姓是否享有均等文化消费权利的大问题。今后中国电影的发展，应该继续吸纳社会资本投入，在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多建影院，保持银幕数量稳定有序增长，让大多数因为影院和银幕数量不足而不看、少看电影的百姓都能走进影院。
其次，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为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现在中国城市人口有6亿多，农村人口有7亿多。未来10年，城市人口会逐渐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电影潜在消费群体还会进一步扩大。一旦这个人口基数被转换成电影的消费群体，今天的百亿票房又算什么？江浙地区一个乡镇，甚至一个村的收入都比它多。前一阵，媒体在讨论未来票房是否能达到150亿、300亿。从长远看，这都不难做到。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口基数虽大，却因为市场资源有限，没法变成消费者，因此现在每年观众数量没有想象得多，平均下来每人每年看电影的次数都是以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计算。而历史上年观众人数最多的是1979年，将近300亿人次，当时只有8、9亿人口，人均每年看30多场电影。如果按现在的票价算，票房能到多少？所以我认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在消费能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再次，现在我们100亿票房是靠全国6000多块银幕做出来的，平均20万人口才有一块银幕。如果像北美市场那样有4万块，平均8000人一块银幕，那票房又能达到多少？
最后再来看产能，2010年影片产量过500部应该没有悬念，但后面几年不太可能再出现每年30%以上的增幅。因为市场容量有限，增长过快就会出现过剩。我估计从2011年开始，电影产量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期。相应的，影片创作与生产的重点也会慢慢转移到提高质量和影片市场竞争力方面。2009年400多部影片，能进入主流市场的也就120部左右。2010年估计略微增加一点，但也差不多，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不到。后面几年要想办法提高这个比例，让尽可能多的影片能进市场与观众见面。
记者：似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量”上来了。看来您比较看重“量”，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量”和“质”的关系？
石川：所谓“质”，其实也不单是指创作质量、艺术质量，还涉及电影文化服务是否健康、公平、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从内容方面说，还有电影的价值取向、文化与审美取向等等。这都是目前知识界、文化界谈论比较多，批评声音也比较大的问题。比如有人说，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在文化上堕落了，缺乏价值追求，艺术质量不高。还说中国电影每年30%的增量是泡沫式增长，量的增长掩饰不住背后的文化孱弱等等。
究竟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孤立地就电影说电影，而是要把电影放到当前大的文化环境中来观察。刚才说了，现在电影产业的发展策略是扩大产业外延，但为什么先扩大外延，而不是首先提高创作质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电影不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发展，而是必须面对开放的国际竞争。中国加入WTO以后，市场就要逐渐向世界开放，这对国产电影业压力很大。按2003年的产能和市场规模，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现在有人对商业大片意见很大，认为大片把中国电影给毁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大部分票房冠军都是国产大片；连续五六年国产片市场占有率高于进口片，靠的也是大片。如果没有国产商业大片，《阿凡达》来了，《2012》来了，《盗梦空间》来了，国产片该如何应对？所以，市场在那，你不去占，人家就会抢了去。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的商业大片即使艺术上不成熟，质量不完善，但也要不断拍下去。要用中国自己的商业片先占领我们本土的市场，然后再一步步提高创作质量。不然的话，市场就会出现疲软，出现供给不足。这不是艺术思维问题，而是市场战略问题。你能靠艺术思维去解决战略问题吗？
现在很多人批评某大导演，说他掉钱眼里了，10年来除了拍一堆大而无当的烂片，在艺术上毫无建树。当然，这也不见得都针对这位导演个人，而是透过批评他来表达对国产电影创作的不满。因为他是国产商业片的领头羊，许多批评和不满自然就首先落到他的头上。但人们批评他的时候，是否想过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而不单单是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今天没有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姜文，以及一批“北上淘金”的香港导演每年拍大片，中国电影市场就不可能这么快回暖，就不可能吸引大量投资进入影院建设和制片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每年30%的增长。
当然，这种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中低成本影片，尤其是艺术影片市场空间被挤占，类型风格题材单一、各种资源向大片聚集等等。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产业、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来解决，而不是像有人说的，把拍一部大片的钱分给10个前卫导演去拍艺术片，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想法是很危险的，搞不好就会像90年代以来的台湾电影那样，除了几个大师能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整个产业却垮掉了，市场占有率退倒小数点后面去。这种情况，除了好莱坞会拍手称快以外，我想是任何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认为“质”的问题属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提高创作质量和作品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具备一些基本前提，其中就包括需要不断的“量”的积累，因为“质变”总是从“量变”中来的。先做大，再做强。这个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应该要慢慢达成共识才行。
记者：您刚才提到电影产业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讲，中国电影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呢？
石川：我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还是总量不足和资源布局欠均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电影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需求，特别体现在城乡、地区差距方面。13亿人口只有6000多块银幕；3000座城市只有200多座城市有票房记录。就算加上农村240条院线和4万多套数字放映设备，也还无法有效满足13亿人口看电影的要求。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前面说的维持“量”的扩张以外，还应该重视电影科技水平的提高。只有不断提高电影科技实力和技术装备，才有可能切实改善电影发行放映的基础设施，强化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效能。
第二，市场发育不健全。人们意见比较大的有两点：一是市场资源被商业大片过多占有，中小成本影片生存艰难。要克服这个矛盾，一方面制片商、发行商、院线要有文化担当与自律，不能唯利是图，唯票房论，但更重要的是要设法运用法律和市场的手段加以组织管理和监督协调。二是国有和民营企业在行政资源、市场资源配置上还不能做到公平竞争。国有企业占有较多资源，比如它有制片基地、有发行、有院线和影院、有下属宣传媒体，民企处于相对弱势。这并非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体制传统以及现行政策上的不完善有关。
比如最近一两年，国家媒体也增加了对电影创作生产的关注和报道，这原本是好事，但却引来更大的争议。滚动播出的央视新闻，一遍又一遍地播报某部国产大片的消息，还穿插有片花，这等于动用国家媒体资源在为片方免费做广告，这片子能不火吗？问题是你可以这样做，我的片子能不能也这样做？谁来确定游戏规则？如果这个问题不讲清楚，那又谈何公平？
第三，对电影的管理手段还较单一。电影立法滞后，行业管理缺位，大多数情况还只能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来解决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应该是有限的。它的权力应该首先用来保证不同所有制的电影经营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尤其是在投资核准、土地使用、财税政策、融资服务、对外贸易等政策方面能享受公平的待遇，而不是去直接干预创作，甚至直接介入创作过程。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口号下，投资拍摄电影的意愿很高，但他们往往又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被一些制片人、导演钻了空子，打着主旋律的旗号，利用地方政府不求经济回报、只讲文化政绩的特点大发横财，拍出来一堆质量低劣的所谓“主旋律”影片。这是近几年新出现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行政管理应该与司法管理、行业管理等多种管理资源和手段协调一致发挥作用。单一的行政管理，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外行领导内行和对生产市场过度干预的弊端。比如现在议论比较多的明星片酬上涨过快，占制片成本比例过高的问题，还有制片、发行、影院三方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怎么来管？靠广电总局发个文件、发个通知，局领导出面开个协调会什么的能解决问题吗？这原本是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只能用适合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单靠政府职能部门永远是力所不能及的。但现实是我们又没有行业管理协会，又没有电影方面的立法，所以这些问题短时间内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
第四，许多中小成本影片市场竞争力不强，也有些大片票房虚高，但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经济效益不佳，这也是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的。比如刚才说的，某些大牌演员片酬太高，往往占制片成本的六七成，导致制片成本相对不足。这其中也有制片流程管理上不规范的原因。有些剧组日常管理混乱，预算和周期控制松懈，浪费严重。因为管理上漏洞很多，也导致一些创作制片人员在经济问题上胡作非为。一部投资上千万的影片，真正用于拍摄制作上的经费只有几百万，剩下的都以各种名目进了自己的腰包。
过去谢晋导演讲，搞创作就像双手捧水，指缝要尽力并紧才能少漏水。不然，这漏一滴，那洒一滴，水很快就漏光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我以前也建议过，电影制片的分配方法可以多样化一点。对于一些刚出道的年轻人，可以先不发酬金，改用与发行收入“捆绑”的分成方式，类似出版界的版税制，这样多少也可以降低一些投资风险。但是，如果没有制片人协会这一类行业管理协会的介入，这种方法实际上就很难推广。
第五，创作人才有断层之虞。现在虽然票房过亿的导演增加到30多人，但刨去港台导演，内地导演的实力还很单薄。最具市场号召力的导演，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大多都“过五奔六”了，他们创作还能维持多久？后面一批三四十岁的导演不够成熟，导致目前电影市场过于依赖少数顶级导演，而缺乏后继的“中间阶层”。等到这些大导演真的退休了，国产片的创作又要靠哪些人来支撑？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未来5到10年，创作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的培养，对于电影创作健康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六，亟待建设分众化市场。产业化改革初期，我们搞院线制改革，把全国条块分割的分散市场整合为全国统一市场。但这只是第一步，长远看，统一市场有益于发行和管理，却不利于电影风格流派的多样化。现在这个矛盾还不算特别突出，以后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才会慢慢浮现出来。你能想象全国几亿观众同看一两部商业大片是什么情景吗？那样不是又回到8亿人民同看8个“样板戏”的时代了吗？所以，一定要有分众化市场。
分众化市场，简单说就像我们在大超市里购物，同样是洗发水，你可以在几十种品牌、价格、性能完全不同的产品中自由选择，不同消费层次和口味的人各取所需，这样才谈得上消费的自主权。现在看，电影就做不到这一点。贺岁档一来，一水全是大片，想看艺术片或其他小片没处看，你没得选，市场给什么就只能看什么。所以分众化市场是提高电影文化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七，电影文化观念的建设还有待加强。近几年有些与香港合拍的功夫片，文化观念不能不让人质疑。有些影片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过度夸大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把中国武术战胜外国拳脚作为娱乐消费的看点来兜售。我不太赞同这种文化观，因为它还停留在霍元甲时代的思维方式当中，与当今跨国的、开放的、交流的国际文化氛围不协调，民族意识比较狭隘。当下的大众文化，其主调不外是消费主义加民族主义，两者一旦合二为一，成为一种服从于消费的民族主义，那就是一种文化病态了。
而这一点，本应由电影批评来加以辩论和阐释，可惜现在的电影评论关注八卦新闻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关注讨论严肃话题的兴趣。最近几年，电影评论的主要阵地从传统报纸杂志转移到网络媒体，有广大网民和影迷的参与，声势很大，但真正鞭辟入里、富有真知灼见的影评却反而被淹没了。一些影评人热衷于“红包影评”、“面子影评”，沦为为制片方和发行方廉价吆喝的工具，抛弃了影评人本应秉持的理性品格和价值取向。
电影理论建设也一样显得比较薄弱。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些电影杂志的文章，感觉它们无形中在向读者传达一种观点，就是“国产片怎么拍都比不上好莱坞大片”。这种观点对读者的误导是很明显的，因为拿国产片与好莱坞大片进行简单的比较本身就是不现实的。网上某个“意见领袖”甚至说，大城市白领一般只看好莱坞大片，国产烂片只配拿到二、三线城市放映。大城市精英都去看好莱坞大片，二、三线观众只配看国产烂片？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面对这种论调，理论家、批评家是不是应该站出来给予解答和阐释？如果没有，那就是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失职。
记者：来上海之前，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上海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曾经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就相对寂静了许多。具体到上海这一块，您觉得导致上海文学艺术相对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石川：上海以前的确是全国文学艺术的中心，特别是电影文化的中心和主要基地。1949年前，上海电影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产量仍然占全国的1/4.但最近几年，上海电影市场只有全国十分之一不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与全国文化发展态势有关，也与上海自身的局限有关。
单以影视来说，上海落后的主要是因为兄弟省市发展起来了，各方面条件逐渐超过了上海。和北京相比，上海在行政资源、政策和人才上都处于弱势；和浙江横店比，上海在经营成本和政策优惠方面又甘拜下风。这样南北夹击，上海就没什么优势可言了。其实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也谈不上什么特别的优势，但那时候有人才的聚集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还能在全国称雄一时。90年代以后，人才优势逐渐丧失殆尽，产业链也被别人赶超，上海电影在全国的地位也就随之开始下滑。
我经常举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例子。以前经常看到媒体抱怨，说上海国际电影节大牌明星为什么这么少，高水平的参赛作品为何不多？大明星、大导演、大作品为什么来参加你的电影节？当然是为推销自己的作品。从上海电影节既然不能进入中国市场，人家干嘛要来捧你的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海外影片引进权是由中影公司垄断的。假如他们能把两到三部外片的引进权下放给上海电影节，以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那些大导演、大明星就会蜂拥而至，来争抢让他们自己的影片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这样一来，上海电影节不就活起来吗？
其次，上海本地的国有影视单位垄断了大部分资源，民营影视企业整体缺乏活力。计划体制时代，上海电影之所以全国领先，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强有力的领导。90年代机构改革以后，政府职能削弱了，上海电影局也撤销了，原本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文化责任被转移到国有企业身上。政府卸掉了包袱，却造成了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
举个简单的例子，上海有个电影资料馆，论性质，它应该与上海图书馆一样，成为全体市民共有的公共文化资源，归口管理应属市文广局，由市政府财政拨款。但它现在却成了上影集团的下属单位，除了少数观摩活动，很少对社会开放。它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文化单位，要靠上影拨款养活，对上影来说也是个包袱。一个本应面向市民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每年单靠上影给它的几百万经费，完全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全国除了北京有中国电影资料馆以外，还没哪个城市像上海这样能拥有自己的电影资料馆。本来是多好一个文化资源，现在被弄得半死不活，两头不讨好。
上海电影曾是上海文化传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块，也是上海的一张国际名片。如果上海这一宝贵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被丢掉，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记者：再回到全国性问题，现在中国电影创作缺乏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传世之作。您认为这里边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石川：这个问题很复杂。以我个人不成熟的见解，这里边的原因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艺术理论要不断发展，要研究现实问题。文艺理论、文艺观念和文化政策对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要有效回应，但目前对有些问题的看法甚至还停留在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讲话的时代。现在的社会现实、社会形态，包括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体验、价值观，早就与1979年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在主流文化观念、文艺理论上对这种现实变化缺乏一种有效的回应和阐释，没有形成一套新的文艺理念和理论体系，在制定文化战略和具体文化政策的时候就会缺乏理论根据。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文学艺术的发展。
第二，文化管理体制还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比如如何推行电影分级制管理。分级制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也不是说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漏洞。但相对于其他制度，分级制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显然更胜一筹，不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决不会都不约而同地采用分级制。我们要借鉴许多国家通行的管理办法。
目前有些审查标准很难确定。比如说如何界定暴力，现在功夫片、动作片是不是暴力？可接受的暴力和不可接受的暴力，两者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明确的定义？谁来下定义？如果电影都不能表现迷信，鬼啊神啊，那《聊斋》能不能拍？《封神榜》能不能拍？这些问题都是一笔糊涂账。
第三，文化建设除了政府职能部门以外，也应该调动民间机构的积极性，让他们有广泛参与的渠道。比方说，西方国家有许多财团和私募文化基金，对各种类型的文化创作给予资助。中国民间艺术基金这一块很弱，所以艺术家们没钱就只能向政府伸手，但政府财力有限，又管不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出台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规，鼓励那些有条件的财团、企业和个人来设立民间文化艺术基金呢？
比如上海有个文化发展基金会，是政府注资的公募文化基金。十几年来，他们资助了大批艺术家和文艺院团从事文艺创作，对上海文化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仅有这个基金会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地方它也鞭长莫及。每年能从这里得到资助的，大多数都是名家名作，或者重点国有院团厂的重大题材，这当然是需要的。可那些刚出道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们缺乏融资渠道，也没有吸引投资的资历和背景，他们手上如果有了好的选题、好的创意，往往比那些名家名团国有企业更需要资助。既然政府公共文化基金照顾不到他们，是不是可以让一些民间文化艺术基金来资助他们？
总之，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是一个人的潜能被最大可能发挥出来的时代，这个人他可能深陷于物质的贫困和窘迫当中，但他的思想、激情和想象力却能进入一片广阔无垠的自由天空。一部伟大的作品，背后必然伴随着一个伟大的灵魂。但我们眼前的现实生活却到处充斥着一种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气息。它是功利的、世俗的、平庸的、鸡零狗碎的。我们每个人都被压迫在办公室的小隔间或是室外的水泥丛林里。无处不在的权力、资本、交易、欲望把所有的空间占满了。个人沦为机器，他的潜能和想象力被各种物欲所瓜分和消耗。一个人耗尽一生换来的也不过是一套房子，一辆车子和一堆不断贬值的股票。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怎么可能催生伟大的灵魂，又怎么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
记者：您先后在美国和新西兰的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结合在海外影视院校做研究的经验，您认为当前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还存在哪些问题？
石川：一是教育教学与产业现实脱节。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高校开办了大量影视专业，原本在教育理念、专业与课程设置、师资、教学资源配置方面就准备不足，再加上这些年中国影视产业发展变化极快，客观上造成了教学内容普遍落后于产业现状。教师普遍对产业发展实际缺乏了解，教材内容比较陈旧。我们在毕业生的追踪调查中，经常听到毕业生说，如果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是十，那么学校只给了他们一，而实际工作的磨炼却给了他们九。
二是专业技能教育与素质教育脱节。很多高校的影视专业基础性、专业性都比较薄弱。一些影视学院连中国电影史、电视史这样的基础课也开不出来。学生上4年大学，只读过几本教材，阅读量和文化训练都不够，有的写文章连句子都写不通。学校专业设置口径过于狭窄，有的搞技术的不懂艺术，搞导演的不懂市场，搞管理的没有文化……还有的学校只是提供一种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全面素质教育阙如。更有甚者，个别院校打着产学研结合的幌子，把学生当廉价劳力，搞制片生产，变成了一个劣质制片厂。这些问题归结到一块，造成学生文化素质的空泛化和低端化，难以适应未来就业和人才市场的需要。
三是专业特性与教育资源配置脱节。影视教育是一个高投入、高消耗、重装备的专业，但许多高校办学条件达不到这个要求。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影视学院都开办15年了，百十号教师还挤在一幢破楼里，大多数教师连办公室都没有，更不要说能满足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的演播室、录音棚、放映室、排练厅了。10多年前校方承诺给我们造教学楼，到现在也没兑现。这种情况在全国高校中不在少数，许多高校舍得花本钱在理工科上投入，却不愿意在影视专业上投入，在他们看来，这种文科专业是不花钱就可以办的。
四是我们的专业教育过于偏重艺术本体论，忽视了影视作为文化工业存在的事实。大学课堂里教的都是欧洲艺术片，片单上都是特吕弗、安东尼奥尼等大师的作品。教师很少讲工业生产的流程、标准，也不太看重市场供需。好像很在乎学生的个性表达，却忘了在电影这个领域，个性更需要大众的认可。实际上，越是个性化的东西就越难复制，我想没有哪一所电影院校能教出第二个特吕弗、第二个安东尼奥尼来。
美国电影专业教育在处理工业规范性和发挥学生个性的关系上做得很好，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们往往与业界的关系非常密切，更注重传授给学生一种规范性的电影生产流程，让学生掌握电影制作的基本步骤和技能。他们很明白，个性化表达是寓于规范当中的，不受规范的个性是滥而无归、无边无际的，也是违反电影作为现代文化产业本性的。
石川小传
石川，1967年9月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1998年和2006年分别赴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做访问学者。曾获台港电影学会优秀论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论文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优秀纪录片奖，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特别奖等奖项。编纂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电影卷》（上、下）和《谢晋电影选集》（6卷）等学术著作，发表论文和各类电影评论3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