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少所儆惕，故极盛往往转入始衰。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旧纪开元十三年，“东都米十钱、青、齐米五钱。”《新书》五一，“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论者多归功于贤相姚（崇）宋（璟）。崇奏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边功，宦竖不与政，绝外边贡献，停道、佛营造，皆切要之图；璟却谀尚实，不事虚文；比之初唐房、杜，确加一等。然二人执政各不过三年有奇（崇，开元元年十月——四年闰十二月，璟，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八年正月），窃以为有更要之偶然性存焉。
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会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Türgi ，即西突厥十箭之一），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虚夺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恐劳人废功，终为寇有。仁愿固请不已，中宗许之，遂以景龙二年（或误景云三年）筑三城于河北，三旬而就，以拂云祠为中城（约今包头左右，突厥文呼佛为Burxan，拂云即其音译），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及开元四年，默啜被铁勒九姓所杀，骨咄禄子小杀与其弟阙特勤收集余部，继立为毗伽可汗。于时旧部酋长南投者颇多，西方十姓亦不为之用，毗伽方事抚绥，无力南犯。开元六年两次下诏，期以八年秋大举北伐，无非志在恫吓；而八年秋突厥入侵甘、凉，亦不外先发示威，双方政策，可谓针锋相对。毗伽有谋臣暾欲谷（Tonjukuk），年已七十余，号称足智。毗伽欲入寇，暾欲谷曰：“我众新集，犹尚疲羸，须且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又毗伽闻唐定期北伐，大恐，暾欲谷曰：“王唆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通典》一九八）质言之，两方均不欲战，故数年后毗伽便认玄宗为父，偃旗息鼓，言归于好，唐亦得以休养生息，《旧书》本纪赞所以提“虏不敢乘月犯边”也。
突厥之外，西北患在吐蕃，惟开元末以前无大争战。东北两蕃（契丹、奚。奚原称库莫奚，始见于《魏书》二登国三年——三八八），虽时服时叛，然影响极微。乘武后峻法之余，易以宽仁，民尤得各安其业，凡此种种皆造成开元致治之要素也。然中唐以后之危机，亦于是形成。
（1）藩镇“节度使”非官也，终唐之世，不列于品秩，故除授之制只曰“充”，都督乃其本官也，自隋炀罢总管，唐兴复旧，仍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改总管曰都督，（《通典》三二）不过名义上之变更，权限如旧。大都督从二品，中正三品，下从三品，并为职官。睿、玄继统，官制渐紊，差遣尤繁，天宝之末，杨国忠至身领四十余使。（《旧书》一○六）
节度使名目之流行，既非如总管改都督经过明诏颁布，复废置无恒，缺厘正之条例，是以追溯其朔，书说不同。（参《十七史商榷》七八）原夫“节度”字最初之用法，只是术语，换言之，即规定其职权之范围；试观贞观三、四年诏诸军并受李靖节度，（《会要》七三）太极元年有诏令幽州都督裴怀古节度内发三万兵赴大武军（《册府元龟》二五九；于时幽州未设节度使），开元二年制姚崇可持节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管内诸军咸受节度，（《文苑英华》四五九）三年制郭虔可持节充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州军并受节度，（《元龟》一一九）又李邕《臧怀亮碑》，“复拜公朔州军副大使，节度河东道诸军州兵马”，（《全唐文》二六五）上项之“节度”字皆是“节制”之谓，可见直至开元九、十年顷，犹有用“节度”作术语而不入使衔者。惟因其语已流行，“节度使”之称，遂变为不成文之惯例。质言之，节度使本初唐都督所嬗化，至于晚世，然后“都督”“节度”之名，参差互见。据《唐六典》，开元廿五年顷节度使有八。藩镇之祸，不由于有节度使而由于赋与之职权太重，故酿成尾大不掉之势。
元朱礼论方镇云：“其所隶之州，初无定域，或兼十余州，或只三四州，今日以其州隶于彼，明日又以其州隶于此”；（《汉唐事笺》后集三）此则唐代因承六朝弊习，将区域作调剂之具，对行政系统，确属纷纭，但非如朱说“自太宗启之”耳。
（2）宦官中唐以后，宦官之祸，与藩镇同烈，其弊则肇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乃更进而干预政事矣。贞观时，宦官张阿难官至监门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封汶江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昭陵碑录》下；将军、银青、开国侯均从三品）。贞观四年，内侍王某授右监门将军，进爵为公，曾与李靖同征吐谷浑及出使吐蕃。（《关中金石记》二）武后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新书》一二四）又神龙三年，吴文授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开元九年《吴文残碑》；镇军从二，大将军正三品），势力日增，故姚崇有宦竖不与政之要约。考唐制内侍省置内侍二人（据引日唐书》四四。《旧书》一八四及《新书》二○七作四人）管领，阶不过从四品上。武后时宦官数稍增，中宗时更至三千余，《旧书》一八四）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在位既久，中官衣朱紫乃至千余，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门施荣戟。杨思屡亲行阵，黎敬仁、林招隐奉使宣传，尹凤祥主政书院，其余尚有牛仙童（使幽州，受张守厚赂被诛）、边令诚等；凡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权过节度，较富之地，一至军所，便冀千万。《南诏德化碑》称，玄宗“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则更因任宦官而招致属国离叛。尤甚者，政事可否皆操于高力士，每四方进奏，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拱、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辈皆因之以取高位。玄宗在禁中呼为将军，（《语林》一）肃宗在春宫时呼为二兄，诸王、公主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旧书》一八四）其妻（唐代宦官常有妻，见《潜研堂，吴文碑跋》）吕氏之祖处贞，且烦张说、张九龄为作碑志，势焰熏天，不言而喻，遂开中唐以后宦官干政之先声。
§§§第三节自府兵起源以至于隋
自中唐以后，至最近以前，一般人对于府兵制度，常常发生极大的误会；其一认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白居易《复府兵置屯田》云：“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以营田，……俾乎时而讲武，岁以劝农，分上下之番，递劳逸之序，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白氏集》四七）刘蒉《对策》言：“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居闲岁则弓力穑，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旧书》一九○下）杜牧《原十六卫》云：“三时耕稼，……一时治武。”孙樵《复佛寺奏》：“开元之间，率户出兵（率若干户共出若干兵也），籍而为伍，春夏纵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将，以成武事，如此则兵未始废于农，农未尝夺于兵，故开元之民力有余也。”（《可之集》六）以上皆唐人之言，因之，宋张洎奏：“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宋史》九三）司马光《通鉴》目张说建议召募为“兵农之分从此始”。最近专研者如柳诒微、谷霁光、陈寅恪诸家亦认唐之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
其二认为府兵兵力极强，禄山之叛，方镇之祸，皆废府兵制所促成。《玉海》一三八李繁《邺侯（繁之父李泌）家传》云：“隋受周禅，九年而灭陈，天下统一，皆府兵之力也。时晋王与杨素等凡十八人总管，率师五十万伐陈。……后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也。”又云：“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自废以来，召募长征健儿而禄山得以为乱，至今不定。”又杜牧《原十六卫》云：“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宋叶适《习学记育》三九亦将周之灭齐，隋之统一，归功于府兵。
上引多唐人言论，闻见较近，似乎少可致疑，试平心静气察之则不然。《家传》云：“府兵之制，史册不甚详”，与李泌同时之刘秩、杜佑，在《通典》内并未替府兵立专节，可想安史乱前，材料已极端缺乏。且就实际上论，府兵废于开元十一而杜牧以为开元末，孙樵还盛称开元府兵如何如何，可为失笑。且据《家传》自言，唐盛时府兵约六十八万，而彼又谓隋文伐陈之师尽属府兵，则是空室以行，殊难置信。《家传》之“郡守以农隙教试阅”，陈氏已驳其非西魏当日真相，“农隙必不能限于每隔十五日之定期”，可疑者断不止此，抑开元初朝端尚多明识之人，假府兵如此可恃，张说改制，何未闻交章论奏？甚至无一人出而阻止，偏于六七十年后，乃大夸其功烈，可信乎？不可信乎？
为要解决此项疑问，非再度作深入分析不可。惟是事历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其间不无若干变化，每朝史料复多寡弗齐，如概括论述，或无当于实际，故依各朝先后分言之。
（一）北魏兵制
陈氏谓府兵为鲜卑兵制，已无可疑，故北魏兵制，吾人所知虽有限，要不可不先观其究竟。据《魏书》一八淮阳王深（渊）言：“昔皇始（三九六——七）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又《北齐书》二三，正光末（——五二八）魏兰根说李崇曰：“缘遏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又《魏书》五八《杨椿传》称：“自太祖平中山（皇始二），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务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综此数条观之，“镇”是兵队之驻地，“府”是兵队之泉源，故镇之外有府户。所谓“军府”、“府户”，正府兵所自防。
漠北民族以游牧为生，其制总是兵、牧合一，有事则合而防御，无事则散而归家。又所习者骑，千里非遥，逮乎南迁，渐成土著，情势大异，故“以移防为重”，或则“渐割南戍”。固定于一处者乃末年流弊，谷氏断为“兵士土著”，实非初制。谷氏又将“府户”同于“民”，且云：“镇领民户，田守兼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兵农未尝分离，……军镇为兵民合一”，镇兵是否业农，今姑不论，果府户同于民户，兰根又何须请府户悉免为民？《魏书》八七《刘侯仁传》又何以有“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之建议？知“军镇为兵民合一”之不确也。唯谷谓府户“世执兵役，非中旨特许，不得请免府籍”，申言之，即府兵为世兵制度，所见最的。
复次，太和十九年（四九五），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魏书》七下）显因迁洛而有此选充，是值得注意之一点。
（二）西魏府兵（附东魏、北齐）
《周书》一六称，大统十六年（五五○）以前，除宇文泰、元欣外，任柱国大将军者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北史》六○称，“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弓、弩，并资官给。”同时大统八年（五四二），“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玉海》一三七引《后魏书》）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同上《玉海》引）此即一般史家所谓府兵之始，其制度无疑是自北魏，可从北齐方面比较知之，《魏书》一○六上云：“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五二八——九）已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所言为东魏及北齐初之情形，惟其归入“府户”，不编户贯，故口数弗详；吴廷燮谓管兵之人，多收户口以为兵，西魏与东魏同，是也。又近世出土墓志，发见北齐许多兵府名号，如非东、西魏同承北魏，无缘两朝制度甚相类。由是知陈氏称宇文泰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异于高氏之系统，不尽合于事实，两国相争最要莫如兵，然其制皆出自鲜卑，无特殊对立之处，十二将军即永兴五年之十二将，（《魏书》三）犹未脱鲜卑气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