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这种再教育训练还真是有些效率，好几次我都把别人弄得稀里糊涂。
有一回，在麦迪逊大道上，几个行人把我拦住，他们问我是不是在体会生活经验，或者作为盲人训练教师正在实践教学程序？看来，他们都不愿意把我归为盲人。
在灯塔中心，我走路快得大步流星，他们几乎找不到一根比较长的手杖给我。我使用的是一支玻璃纤维质的手杖，它在我手指之间颤抖得像一根拉提琴的弓弦。由于它传过来的信息十分具体，因此我能够较快地前进。有时，路边的商贩向我大声呼叫：“放慢点！您疯了，您这样不是要被车压死也会撞死别人的。”实际上，他们百分之百的正确！当然，我完全不是故意乱用技巧，我的手杖顶端很容易插进走在我前面的某个人的踝骨上，尤其对穿高跟鞋的女人最为有效。诸如此类，有好几次我把路经者绊倒在地。我听到她们啪嚓一声扣在人行道上，还不忍丢掉手中的提包，手提包立即被甩开，里边的东西全部甩了出来。之后，马上会引起闲逛马路的行人的注意，更经常会受到保护她们的丈夫的严厉训斥。偶尔，这种技术事故也会降落在一位倒霉的清教徒身上。那天，我们在公园大道上走着，我把手杖偏偏点到一位女士的两腿之间，她极其愤慨地扭过身来，向我大声地抗议着。我的意大利朋友帕布鲁很有尊严，不失风雅地向她回答道：“夫人，这总比什么也没有好点吧。”
另一天，我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我感觉到手杖上有个轻微的触动，它非常的轻微，以至几乎没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在仔细听着人行道的方向，没想到听见一个小老太太在喃喃耳语。她的下巴颏和我的鞋底同在一个水准，她怎么在汽车下边，在排水沟中说着话：“好棒啊，小伙子，您等于杀死我了。”
同一个时刻，又一个女人一边跑一边喊着。
“我全看见了！我全看见了。这不是他的错，这跟他站在这里没什么关系！”“夫人，这里的问题很明白，只是她阻碍公共汽车重新启动。”
马里奥是我的古巴朋友，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七年后他路经纽约，就像纽约市民很习惯的那样，他自然而然地走进一家酒吧坐了下来。他旁边的人很热情，于是他们聊了起来，好大一会儿过去了，马里奥说道：“真不可思议，您笑起来和我的一个朋友一模一样。而且，他也在纽约生活。”接着，他向那人讲述了有关我的遭遇传闻。那人回答道：“是啊，他一直生活在纽约！我甚至能告诉你他住在哪儿。其实，他没有瞎到像他所声称的那样。”
无巧不成书，原来他是住在我楼上那个女孩的男朋友。每天，在这座小楼的楼梯上，他都能看见我快速地冲向楼下。
就这样，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马里奥来到了我家的门前。与他家所有的成员一样，马里奥也同样被古巴政府驱出了国境。他是一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他拥有一架名牌斯坦崴（Steinway）牌钢琴，他手下的琴声铿锵、美妙，经他处理的和弦，妙不可言。连作曲家拉尚尼诺夫（Rachmaninov）的协奏曲也不在他的话下。我几乎丝毫不奇怪在这里能遇到他。因为，他出自于一个无所不为的家庭，他在古巴的祖母，曾经激起海明威与他人打了一场拳击。在老夫人的面前，作家逗乐地跳起击脚舞，反倒让她祖母给他重重的一拳作为回礼。在那个时代，这些种植园主无比的富绰，他们生活在广袤的甘蔗田野中的中世纪古堡里。从亚洲运来一些患白化病的粉红色大象，专供年轻的女孩子们玩耍和享用。但是，他们的这种豪门之气、荒诞之风是建立在血腥与残暴统治下的。在镇压了一个反抗的奴隶之后，家族的头领，用维克多亚汽车载着太太和身穿镶着花边的衣服的孩子们，在车前挂了两架活动车辕的马匹，在车后还拖着两个肢体展开的暴动首领，他们身上鲜血淋淋，在奴隶们倍感恐慌的目光下，这组怪异的人马竟围着种植园游览了一大圈。
被总统卡斯特罗驱逐出来以后，他和家人来到了法国，他们仍然拥有很强盛的气势。如此富绰，就连法国财政部也不得不请他们提前预报他们的投资项目。但是，奴隶们流出的鲜血却溅到两代人以后。首先是家里的长女，她极为轰动地，自凯旋门的楼顶上一头栽下自尽。接着，几个亿都消失在克雷兹（Corrèze）的金矿地底深处。整整十年，三百名工人在不断地挖着，可是连一个天然金块也没找到。对此，如果我们不以过于高傲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些都是不可解释的。在这个小伙子极其富有乐感的手指下，他曾向我倾诉着所有的一切。而这一次，命运又把他甩到我家来了。
八天以后，晚幕降临，他的曲调旋律变得像螺丝旋似的越来越忧伤，越来越奇怪。我招呼他：“马里奥！”
没有回音，我坚持着叫他，可是他始终固执地一言不发。很快地，钢琴声也消失了。我感到有些担心。
“马里奥！”
我甚至听不到他的呼吸声，我开始害怕了。自杀，毁坏，精神错乱，鲜血。如果在我听不到的情况下，去厨房拿把刀把我们俩都毁了呢？
“马里奥！”
我伸直双手，慢慢地靠近琴凳。他的头顶着乐谱架，显得沮丧不堪。我动了动他的肩膀，他轻轻地抽噎着，这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我谨慎地摇晃他几下，他顺势瘫倒在地。没有一句话，没有任何的反应，我明白事情已很严重。必须要去医院看急诊，我给他勉强穿上大衣，拖着、扯着他走到了街道上。他的举动颠簸不稳，走路的样子有些像自动机上失灵的弹簧。
我们来到麦迪逊大道的边角处和第63街上，我和他说：
“你看见出租车时，就告诉我，我会招手拦住他。”
可能是受到冷空气的帮助，他第一次出声回答说：“行。”
我几乎都听不出来是他的声音。现在是半夜一点钟左右，我被冻得冰凉僵硬，我担忧地问他：
“你没看见出租车过来吗？”
“见到了，他无力地回答着。”
“刚才我和你说了要告诉我的。你明白吗？当你看见出租车时，你要和我说。”
我们又足足等了至少十分钟，这一回，我不再幻想了，我问他：“还没有出租车吗？”
“有。”
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把他搁在路边，自己走到麦迪逊大道的中间，高高扬起了双臂。三分钟以后，一辆出租车停在跟前。
“请开到勒诺斯·伊勒（Lenox Hill）医院！”
我们飞快地超越了十几条街道。
在这里，值班医生和我说：“这是忧郁型焦躁症。必须给他施用电子休克疗法，要用电刺激才行。”
马里奥像个植物人，依旧没有什么反应。对于我来说，我无法接受给他采用电子休克疗法。
蒙·西奈（Mount Sinai）医院离这里不太远，我拽着马里奥穿过那犹如沙漠的街道。在这场双人运动中，是谁在指挥谁，是神经病呢还是瞎子？我努力利用着马里奥剩余的其他组成部分。
“你往前走，一直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为止。”
我们向前走着，忽然，天空被关闭了起来。脚步声很明显地泛起了回音，真不可信，我们俩站在一间大厅里。
“我们在哪里？在一座大楼下？”
“是的。”
“你要在这里做什么事吗？”
“没有。”
原来，还是我的老毛病把我们引到这里。本该直走时我却从左边转个弯，这个令人觉察不出的习惯，即使到了很紧张时刻，也绝对没有被阻碍得了。
我们重新回到街上，我对他无可奈何，再也不能信任他了。我迫不得已地掌起把握方向的任务。我们这班人马好歹总算来到了蒙·西奈医院，站在精神病科值班医生的面前了。他们马上询问马里奥，能否为我做些什么。我有个很奇异的感觉，在我的钢片眼睛后边，几个护士即将跳过来，要用禁锢束衣钳制住我，而马里奥什么都不回答。
三个小时飞速流过，医生依然试着让马里奥在住院表上签字。后来他终于不耐烦地向我说：
“这是您的事儿！”
我抗议道：
“怎么是我的事儿，根本不是！”
医生离开房子走了，把我独自和马里奥留在一起，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清早四点钟，到了换班时间，一名新医生来到了。他比较年长，比较独断。多亏心理学鼻祖佛洛伊德（Freud），新医生立即解译出了他的病人，至少了解他在想什么。
“朋友，简直不值得把您堵到这间屋里，我可不是您父亲，我在这儿是为了帮助您。”
我听到马里奥吹出一声蔑视的口哨，那张住院签字表发出兹拉的摩擦声，他是在签名。
他在床上唉声叹气：
“我毁了，我毁了……”
随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乱七八糟地嘟囔着。突然，我似乎觉得他的声音在下降、下降，我生起疑虑。
“马里奥，你在哪儿？”
“在床下边。”
“你在床下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这儿感觉很好，这里能保护我。”
“如果你在那儿感觉好的话，你是对的，那你就呆在那里吧。”
为了和他同在一个位置，我自己也索性坐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刻门被打开了，佛洛伊德门派的医生大喊起来：“哦！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又一次，我重新感到强制性的禁锢束衣在威胁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