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中学堂生活——从立宪到革命的转变——我之目睹的清末社会面貌——辛亥革命在北京——《民国报》记者生涯——与袁世凯一面之缘——“兵变”闹剧——“八百罗汉”登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及笃信佛学之始末
问：梁先生详细讲述了彭翼仲先生创办报纸事业这一段很重要的史实，现在回过头来，请梁先生谈谈升入中学的情况，如何？
答：我于1906年十四岁时考入顺天中学堂。这个学校是福建人陈璧（字雨苍）办的，他当时任顺天府尹。在升任顺天府尹之前，陈是北京五城御史，那时他就兴办了一所五城中学堂。这两座中学堂在北京都是最早的较有影响的新式学校。我在顺天中学堂一口气读了五年半，毕业时，正赶上辛亥武昌起义。我中学时代最重要的事，是临近毕业时，我的思想由赞同维新宪政转到倾向革命，并在中学毕业前夕加入京津同盟会。这是我走向社会的开端。
问：梁先生从1906年开始就读五年半毕业的顺天中学堂，是北京最早的中学堂之一。梁先生可否谈谈八十年前北京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答：顺天中学堂与五城中学堂同为福建人陈璧所办，两校实为兄弟学校。两校的洋文总教习，均由王劭廉先生（天津人，与伍光建一同留学英国习海军）担任。汉文教习以福建人居多，例如“五城”以林纾（琴南）为主，“顺天”以跛脚陈先生（忘其名）为主。当时因初设学校，学科程度无一定标准，入学年龄亦无限制。许多小学其程度比今日中学还高，而那时的中学与大学，有的亦颇难区别。在年岁上，我的同班同学，最年长者二十七岁，比我的年龄——十四岁竟高出近一倍。在国文程度上，好像年长的同学词赋、古文、四六骈体文都已作得很好，进而讲求“选学”（《昭明文选》）了。他们虽与我们年纪小的同学同班上课，其实在这方面可作我们的老师而有余了。今日学术界知名人士，如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皆是我们顺天中学堂的同学。论年级，他们稍后于我；论年岁，则我们三人相同。我在我那个班级上，年龄是最小的。
当时学堂里读书，大半集中于英、算两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这上边。年长诸同学，感觉很费力，我因曾经自学过，倒并不觉得有多难。在我那个班里，有四个人彼此很要好。他们是：廖福申（慰慈，福建人）、王毓芬（梅庄，北京人）、姚万里（伯鹏，广东人）和我。四个人年纪都小，廖与王稍长一两岁。主要在廖大哥的倡导下，我们才得以结合起来自学。
廖少年老成，看见年小同学爱玩耍，不用功，便勉励我们一起自学。少年时代大都天真烂漫，结合之初，热情奔放。我记得经过一阵很起劲的谈话之后，四人一同出去，到酒楼上吃螃蟹，大喝其酒，以示庆贺。酒兴中，廖大哥提议，彼此不必俗里俗气地相称什么大哥、二哥、三哥，而主张以每个人的短处标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借资警惕。大家都赞成此议，就请他为每个人命名。他给王的名字是“懦”，给姚的是“暴”，给我的则是“傲”。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廖一针见血，三个字都很恰当。我的傲自不必说了；王的确懦弱，有些妇人气；而姚则以赛跑、跳高和足球见长，原是一位粗暴的体育家。最后，廖自名为“惰”，这却太自谦了。他是我们之中最勤学的一位，也许正因其要求自己甚严而总感觉不够之故吧。而从他自谦之“惰”，正可见出其勤来了。
我们四人的自学进度，总是超越老师所教。记得英文先生还只教到全书的一半时，廖已将全书读完，我亦读了三分之二。代数、几何、三角各书，先生开了个头，廖即能自学下去，而无待于先生再教。我虽赶不上廖的这么快的进度，但在廖的携带下，亦总是跑在先生所教的前边。廖对于课堂讲课抱听不听无所谓的态度，但习题却一个个认真地作，连所作算草，都非常清楚、整齐、悦目，我们都自叹不如。廖君后来经清华送出留美，学铁路工程，曾任国内各大铁路工程师，为国家多有贡献。现在回想，廖自是一天才，非平常人所及，然从当年那些经验上，使我确信世上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以至学问。
廖兄还十分注意国文方面的自学。他竟在一个学期之内，将洋洋一大部《御批通鉴辑览》圈点完毕。因洋版书（指木版书之外的铜印、铝印书）字小，而每天都是抽晚饭前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光线不足，所以到圈点完毕时，眼睛也近视了。而我则不同，很不注重国文。国文讲义不看，国文讲课不听，功夫用在别的方面。但我的国文、作文成绩都还不错，有时竟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是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写不成功，有时则出奇制胜。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很讨厌我，常鞭挞我写的翻案文章，写过“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有一位姓范的国文先生却偏赏识我，在我的作文上批写过“语不惊人死不休”等赞语。
我在中学时代的自学，如上所述，对英文、数学之类的学习，主要还是对付课堂教学的。而我真正认真的学习是在课外的自学。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为叙述方便，则必须分别言之。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做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
大约十四岁以后，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胸中自有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而不通。若一时对一事思之不通，千难万阻，也要辗转求得解答，以自圆其说。一旦豁然开朗，有所获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西洋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我虽尚无所闻，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我父亲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做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对外流露贯彻，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我当时都有着充分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或在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1907年左右之事。稍后（1910年）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半月刊或月刊，在日本刊印），革命派上海之《民立报》（日报）都能按期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一个普通中学生难以具有的丰富资财。
问：梁先生常说，早年在政治主张上一直是倾向于君主立宪派的，后来才转向革命派。您能不能谈谈这一转变的过程？
答：要说这一转变，得先谈谈我在顺天中学堂的两位挚友。他们对我的影响，要比初入中学时结合在一起自学的三位要好同学还大得多。
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晓峰，河北乐亭县人。他比我年长二岁，班级则次于我。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郭君颜貌如美女，见者无不惊其美艳，但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深忧；我则平素自以为是，亦复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二年方始交谈。几次交谈之后，竟使我思想上发生了大变化。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以为自己的胸襟气概极其不凡，而实际上，对于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领会，很是浅陋。对于先哲们的一些高明思想，不但未能理会，而且拒绝理会，盖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的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但如文学、哲学等并非立即见功效的学问，则认为是误人骗人的东西而予以排斥。对于人格修养的学问，受《德育》之启发，固然留意，但只是认为“要做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竟以人格修养作方法手段罢了。这种偏激无当、浅薄无根的思想，本应早被推翻，无奈当时同学中多半连这点偏激浅薄的思想也不具备。尽管也有些同学不同意我，乃至驳斥我，其力量都不足以动摇我之自信。恰遇郭人麟君，他天资绝高，思想超脱，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有时嗤笑我，使我茫然若失；有时顺应我做大事业的心理而以理教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余就去讨教，并记录他的谈话整理订成一厚册，题曰“郭师语录”。同学中则多半讥笑我们，说什么“梁贤人遇上了郭圣人”。自与郭君结交之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这在我思想上，实为一大转进。郭君与李大钊先生的乡亲，交谊甚厚，因而后来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时，郭君曾一度为国务秘书，可惜郭君于五十余年前就过早病故。
郭人麟在中国问题上亦倾向革命派，但在行动上对于革命活动，不甚积极。直接促我转向革命派，并介绍我加入同盟会的是另一位挚友甄元熙君。
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他亦年长我一二岁，与我同班，是1910年从广州、上海到北京，插班进来的。后来知道，甄君进校之前就与革命派有关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我们都对时局积极关心，不久即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彼此政见并不相同。他当然是革命派主张，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反清。在政治改造上，我又认为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差异，指责法国式（内阁制）、美国式（总统制）政治，皆不如英国政治之善。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倡“虚君共和论”。我同甄君的分歧自不待言，但他这人多谋善辩，有一套办法。一天，他悄悄给我一本书，说让我读完后再讨论研究。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出版输入我国的，题目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主的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君主立宪派的文章，同时收集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派的文章。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我认真读完了全书。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梁启超一边，当然不能一时间就接受革命派的思想。但甄君表现得十分有耐心，我们彼此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面对面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却又不伤感情。我为他的革命激情所感动，所影响，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发生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主张君主立宪，此路不通。
所谓“事实”是多方面的，我举一项较大的事例。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过了若干年之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却有增无减，也可以说是一股不小的潮流吧。因为这种主张是以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前提的一种改良，特别是在西太后不能主政和病死之后，清廷也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也成立了资政院，还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最后还发表上谕，提出经过九年准备，便召开国会，正式立宪，先把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等等。但性急的君主立宪派们都认为九年太远了，等不及，纷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搞宪政。各省因此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这一举动使清廷恼火，答复说，九年准备的时间不容改变，并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的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们大失所望。清廷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个人也看到这些，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革命便是唯一的出路了。其时，京津同盟会（全名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酝酿成立统一组织，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是领导人。甄元熙介绍我加入京津同盟会，我欣然同意。第一个行动是毅然剪了辫子，置家庭和舆论的反对于不顾。甄君在辛亥期间一直同我在一起，至1919年、1920年间，曾在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后去美国，在旧金山办报。
问：梁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求学时代，都在清朝末年度过，不知梁先生对清末的社会面貌还有没有较深刻的记忆？
答：20世纪初，清廷的腐败是有目共睹的。整个中国，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北京，种种情况，不堪入目。清王朝的骄淫、奢侈、讲排场，仍然有增无减。清宫里面的事未曾亲眼目睹，且不说它。一年一度皇帝到天坛祭天的情况则是老百姓都看到了的。那时我家一直居在宣武门外和崇文门外两处，皇帝出来的排场和威风，这一带的老百姓常常传谈多日而不散。皇帝出故宫前往天坛，沿途戒严，老百姓禁止观看，在前门外大街繁华地带，胡同口及门窗都钉上临时的木板、苇席。当然也有一些大胆的人在木板、苇席之后或门窗缝隙里偷看。那高头大马，金鞒银鞍，鸣金放炮，浩浩荡荡，场面十分可观，依然不可一世。
大约在1909年吧，当时我寄宿在顺天中学堂。一天早上起来，看见学校布告栏书写着大幅讣告：“大行皇帝龙驭上宾。”那时候，皇上驾崩（死了），是非同小可之事。不一会校方召集全校近千名师生举哀，在礼堂正中上方供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主持人命令，下跪哭丧。哀乐起，有放声大哭的，有干嚎的，亦有不作声的。其时学校中已有少数革命党人，不少人倾向革命派，许多人对清廷丧失信心。所以举哀只是形式，多数人并不迷信皇帝。记得举哀结束后，同学们还窃窃私议，认为举哀中那种长哭干嚎的场面十分滑稽可笑。不料第二天一早，又看到西太后归天的讣告。于是全校再一次举哀，重演昨日一套仪式。事后同学们议论的却是光绪帝与西太后谁先死谁后死，光绪帝是不是被谋杀等等问题，当然谁也议论不出什么结果来，因为这始终是个谜。
至于溥仪三岁登基，改年号宣统的事，同学们更认为是儿戏不值一谈，谁都没有兴趣了。
问：现在话题再回到前边吧。梁先生在辛亥年加入京津同盟会，当年爆发了武昌起义，对这段七十五年前的重要历史，梁先生可否谈谈一些印象较深的人和事？
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津保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开始是小组织、小团体，甚至是单枪匹马，个别活动。后来酝酿成立同盟会，才逐步联络，成立统一的组织。约在1911年冬，甄元熙向我传达，说汪兆铭（精卫）邀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在天津开会，正式宣告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立。由汪兆铭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胡任交通部长，白任参谋部长。财政部长是汪自己兼任，还是别的什么人担任，记不起来了。至此，京津同盟会才有了统一的指挥，组织形式也较前严密了些。
我加入同盟会后，经常去的联络点在北京东单三条。这里有一间京津同盟会开设的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负责人就是甄元熙。小店前边卖货，后边聚会，常有同盟会会员三三两两来这里碰头，其中不少是河南、四川、云南籍的保定军校入伍生，大多议论革命形势和军事举动。胡鄂公和彭家珍都来过这里。我是甄君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常到这里来听消息，议国事，传送革命书刊；有时也守店面卖货，记得还曾奉派到京郊购置一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在当时的北京，还没有电灯，这便是时髦的家用照明用具了。
京津同盟会当时在北京地区也有军事举动，但不是搞武装起义，而是为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谋划刺杀清廷掌握大权的显贵。最有名的如刺杀袁世凯、良弼、摄政王等人的事件，曾经震动京内外。详细的情节已有史载，我只是想特别谈一下彭家珍刺杀良弼而壮烈牺牲的情况。1912年1月中旬，张先培等四人携炸弹刺杀袁世凯失败，均壮烈牺牲。消息传来，京津同盟会会员无不怒火满腔。东单三条聚会时常有人拍案而起，摩拳擦掌。几天后（即1912年1月26日），突然传来彭家珍刺杀良弼成功，但本人亦当场牺牲的消息。彭家珍是四川人，我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与他相识。彭做事精明，胆量过人。作为军事部长，他深知张先培等刺杀袁世凯失败的影响，便单枪匹马，以一死去夺取成功。良弼是清廷贵族主战派（力主用武力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气焰嚣张，早就是革命党人要除掉的一个目标。刺杀那天，彭家珍身穿清朝军官的服饰，怀揣炸弹，独自来到北京西四北红罗厂良弼的住所，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良弼好友、清廷驻奉天将领崇恭的名片，要面见良弼。正在这时，一辆马车由远而来，靠近大门口，一片“大人到”的呼声。说时迟，那时快，良弼刚迈步下车，彭已将炸弹投去。由于距离太近，彭当场身殉，良弼被炸掉一条大腿，受重伤，第二天死去。这一壮举，吓得清廷亲贵闻风丧胆，纷纷逃窜；同时也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志气。后来孙中山先生赐给彭家珍以“大将军”的称号。民国以后，彭家珍和张先培等五位烈士，合葬在今北京动物园熊猫馆之东北角，立有一座五面碑，每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后因北京动物园不断扩建，这座墓碑，竟不知去向了，颇为可惜。
问：梁先生，可以介绍一下民国初年，您在《民国报》当记者时期的所见所闻吗？
答：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了。我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并不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当时赵铁桥等主办的《民意报》为同盟会机关报），但《民国报》同样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创办者和大多数编辑部人员是同盟会会员。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一同留学德国，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牺牲于上海。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时常用寿民或瘦民作笔名。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北京。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等版面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新鲜的记得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等。
《民国报》每天对开三大张，报社职工一二百人，所耗经费巨大。这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引出民国政坛的一段旧事。
原来，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南方推荐王芝祥（北京通州人，原广西按察使）担任直隶都督。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办理一张任命书，袁大总统盖印，再由内阁总理发布，实际权限应在内阁。唐把拟好的任命书送袁盖大印，袁却拖着不办。待唐第三次登门催办时，袁才明确答复，他不同意这项任命，唐绍仪因此愤而离职。接着又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阁员兼总长辞职。袁不管这些，竟委任他的表弟张镇芳为直隶都督。袁的作为，引起革命派的愤慨，矛盾进一步激化。张镇芳考虑到刚上任，不能与他管辖范围内的京津同盟会搞得太僵，正好这时，《民国报》有几位张的河南同乡，向张诉说办报纸缺乏经费之事，张都督便大笔一挥，批给《民国报》十万块大洋。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成立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我在报社只做过短时间的编辑工作，主要担任外勤记者。别看我当时只是个二十岁的小青年，但顶着记者这个头衔，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可以说无处不去。我这段记者生涯所涉猎的北京政坛见闻很多，现择其要例举一二。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3月10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议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词，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个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愈演愈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对于“兵变”发生后的情况，当时各报都有所报道。我也就“兵变”当夜所见写了文章。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近八百人，当时人称“八百罗汉”。这期间我常采访参众两院，采访特别多的是参加众议院议长竞选的张耀曾。张耀曾，字镕西，云南人，是家母的堂弟，我称他为“镕舅”。我常常从他那里打听国会的一些内幕情况。先说议员们的丑态和国民党议员的内部争斗。外地议员一到北京，便有三方面的人出面接待，实际是争夺、拉拢。一是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一是左翼政党国民党；另一是操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右翼政党进步党。不少国民党议员经不起金钱、美女的拉拢，到北京不几天就投入袁世凯和进步党的怀抱。当时北京有一家由袁世凯资助、议员康世铎主持的《民视报》，每天在一版抢眼的显著地位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方法颇为特别：今天报道三人脱党的姓名，明天又有三个，累加成六人后，再登一次，罗列起来，逐渐增多。袁世凯以此打击国民党的声势。“八百罗汉”还由议院规定，每位月薪五百大洋，这使一部分议员成天在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的集中地）花天酒地，名声极坏。国民党议员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众议院议长的选举上。国会正式成立后，参议院很快选出了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众议院的议长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却迟迟不能选出。加之袁世凯从中收买、操纵，在争议一个多月以后，终于使众议院落入右翼政党之手，选出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都是进步党人。国会正式成立后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以替代《临时约法》。参、众两院推定五名议员在天坛起草，因此当时人称《天坛宪草》。这部《宪草》是根据国民党和进步党分别拟定的宪草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国民党方面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方面的执笔人是梁启超。《天坛宪草》的基本精神与《临时约法》一致。袁世凯曾派施愚等人干预《宪草》的制定，但被议会拒绝了，袁世凯十分恼怒。正当《天坛宪草》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先后下令免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二次革命”立即爆发。袁世凯却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指令内阁熊希龄总理副署解散了国会。
问：梁先生提到同盟会改组成立国民党之事，您作为同盟会的一员，是否参加了这一活动？
答：我亲自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之前，先有孙中山和黄兴联名电告同盟会各支部，就改组为国民党事征询意见；而后孙、黄两先生莅临北京。
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正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巢穴北京，到南京就职，有着《临时约法》的规定，实行内阁制，他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可袁世凯就是不离开北京，反而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商谈。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又作了让步，孙中山、黄兴由南方来到北京，同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
孙中山、黄兴两位领袖到达北京时，许多在京的同盟会会员都前往欢迎，我也参加了。孙、黄两先生是前门车站下的火车，袁世凯派了代表和欢迎人员在车站迎候，还有数目不少的保卫人员。欢迎的场面是热烈的，孙、黄两先生只是同到车站欢迎的人握手、打招呼，并没有发表讲演。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时为1912年8月间。大会的议程包括改组计划，宣布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这时的国民党，实际由五个团体联合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为最多。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国民党的五条施政纲领，大家热烈鼓掌，顺利通过。不料在讨论、通过党章时，会场上却发生了一场小风波，其时孙中山先生因事暂时离开了会场。党章是以英国政党为模式制定的，其中没有提到吸收女党员的问题，而同盟会又历来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因此引起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纷纷质问，而主持会议的宋教仁又一时无法对答。这几位女将本来就很有一股泼辣劲头，以至于一轰而上，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正在不可开交时，孙中山先生回到会场，女将们才松了手。会议最费时间的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大会工作人员在向到会人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即先后发表讲演。黄先生讲得很短，孙先生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先生威望高，口才又好，主持会的人为确保会场安静，希望孙先生讲得越长越好。因为要收回一千多张选票，再作准确的统计，那是很费时的。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只见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牢牢站在孙先生一旁，每当孙先生的讲演露出要结束的话头时，张继就揪揪孙先生的衣服，示意孙先生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这次成立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这一改组，我也就由同盟会会员，成为国民党党员了。
问：梁先生后来是因为什么退出国民党的？常听梁先生说，您虽然对儒家哲学研究有素，但更早笃信的却是佛学，并曾一度想出家为僧。梁先生可否谈谈当时的实际情景？
答：退出国民党的问题颇简单。一是当时的政党团体组织不严格，进进出出是常有的；二是我本人的思想较为复杂，离开实际岗位而居家，便自动脱离国民党了。说到我笃信佛学，问题就复杂得多，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
如前所述，我从懂事开始，就不断思索，探求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可以说这两个问题伴随我度过了八十余年的岁月。谈笃信佛学，就先谈谈人生问题。我十四五岁时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我看到家里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辛苦得很，我问她是否辛苦，她说习惯了。看上去她并不感到苦，脸上常有笑容。但我自己呢，家境尚好，又是家中的小儿子，备受父母疼爱，看上去好像不存在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很苦闷。为什么？我反复思索，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很难全部满足的。我还观察社会上的人，当时有的人坐轿子，坐马车，称得上荣华富贵；坐不起轿子和马车的人则步行。千万不要以为坐轿子的乐，走路的苦，那可不一定。坐轿子的正在为某个难题（欲望）发愁，步行的却悠然自得，并未感到苦。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先看佛家的书而有上述的思想，倒是先有了上述的思索和苦闷，而去找佛家的书看的。我读佛家的书主要在民国以后我不当记者，进北京大学之前，在家闲居时（两年多）。当年的北京琉璃厂已是一条文化街，我经常去文明书局和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木刻佛经，以及上海狄葆贤（号为“平等阁主”）主编的《佛学丛报》（刊物）。我开始并不懂得什么大乘、小乘，什么密宗、禅宗等，但由于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便从较通俗的《佛学丛报》着手，边学边钻，久而久之，渐渐入门。我研读佛学的结果：一是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我订婚，并从十九岁开始吃素，一度想出家为僧；一是通过自学佛家书籍，大大增进了自学能力。我原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以后教书，做学问，办教育，靠的都是自学。当然，我最终并没有出家，但拖到二十九岁才成婚，素食的习惯却一直保持到今天，历时七十余年，这正是笃信佛学而未能完全摆脱之表现。蔡元培先生引我进北大教书，在北大一住七年，增长了我内心的争名好胜，是我摆脱出家意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逐渐占主导地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我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八十年。对比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自己的生活道路是复杂而又独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