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平均海拔2500米，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气候，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山丹县是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后为实施行政管理而设立的。位于山丹县城东南40公里的焉支山自古闻名。秦汉时期，焉支山是古老游牧民族大月氏、匈奴等的重要游牧地和避暑地，汉初成为匈奴的领地和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汉武帝元狩年间，朝中名将霍去病为反击匈奴长期以来对中原地域的侵扰，率兵出征打败匈奴，平定河西，遂修筑长城，山丹成了汉朝地盘，并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西汉以后，河西走廊各民族战事不断，是名副其实的西部古战场。时至今日，山丹境内汉、明长城遗址依旧共存，由于干旱少雨，人烟稀少，保存大致完好，有“旷野中的长城博物馆”之称。这些汉、明长城虽然没有北京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雄伟壮观，但它犹如一条苍龙蜿蜒起伏在山壑与戈壁之上，曾在历史上起着保护丝绸之路、通商通邮和护卫垦荒屯田的作用。
——自题
牧羊人，是我在山丹境内广袤的荒原上见得最多的一个游离群体。自从进入横亘千里的河西走廊，牧羊人的身影便屡屡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在中国西北部这块独特的、半农半牧的社会中，牧羊人延续了几千年而从未消失过。我已经无法细究王森老汉夫妇是我所见到和熟悉的第几个牧羊人，一开始，他们并不欢迎我对他们的探访，生怕我搅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状态，也担心我把事情报道出去后，地方政府会找他们的麻烦。直到我反复解释我并非记者，更不存在搅扰的意图，只是对牧羊人这个群体很有兴趣，希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领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才对我放松了警觉。我在他们的“领地”待了好几天，如影随形地与他们“三同”，他们的内心世界在我眼中逐渐清晰起来……
——自题
山丹草原在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之间。说是草原，其实真正郁葱的只有靠近祁连山麓一带水分充足的地域，而其大部分土地，仍旧与河西贫瘠的土壤一样，满是砾石、黄沙与黄土。这里曾是匈奴和西部多个少数民族的地盘。汉武帝时期，山丹归属中原，匈奴败走漠北。“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匈奴的哀婉悲歌一直在河西一带流传。从西汉起，中原王朝政权的长城开始从黄河以东越过乌鞘岭，沿河西走廊一直修筑到新疆的罗布泊，用以保护这块来之不易的土地。
东汉以后，河西开始大规模拓荒垦殖，引入了中原的种植技术和粮食作物品种，改善了河西的农业结构。但由于历史和多民族共存的原因，也由于干旱缺水，河西走廊并不适合大面积的种植。长城内外，围垦、放牧是河西居民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半农半牧的状况。尤其是畜牧业，无论是草原、荒漠或戈壁，放眼望去，随处可见遍地的牛羊和孤独的牧羊人……
2004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就被那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情景与气势震慑住了。在沿海地带生活了半辈子，突然走进一个迥然不同的陌生地域，不禁被这里的荒寂与苍凉所感染。那一刻，我才深刻体验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概念中，蕴含了多大的地理外延，具有多么令人生畏的时空反差。
行走在河西走廊的土地上，环顾四野，有麦田，有高粱地，有涓涓细流，也有点点绿洲，但是，映入眼帘更多的是荒漠与沙砾。河西走廊北部，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咄咄逼人，黄沙的肆虐严重抵消了祁连山雪水的滋润。如果不是横贯东西的龙首山在做最后的抵抗，山丹莽原也许会被沙海吞噬。
天高地阔，人迹罕至，往往在几十里的距离之间，偶尔会遇到一群土灰色的羊群。没有少女悠扬的牧歌，甚至连一个女人也难得见到，那些在荒原深处披着毡袄随羊群挪动的人，是一个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们仿佛是苏武的后代，在河西走廊上替远古的先辈继续着那份执着的信念。无论是骄阳似火，还是雪花漫天，牧羊人都一如既往地与他们的羊群行走在山丹大地上，这也是河西走廊上一道亘古不变的人文景象。
其实，对于已逐渐沦为荒漠的山丹来说，无节制的放牧无疑只会加剧土地的荒漠化。但对于贫困拮据的放牧家庭来说，圈养的成本费用又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在生存与环境保护之间，显然存在一个悖论，一个谁也无法解开的结。于是，放任自流只能是当下最无奈的现状。
在山丹，乃至河西，我曾九次踏上这片土地，渐渐地熟悉了这里的人和事。原本一门心思地寻找长城，寻求拍摄长城的最佳画面，冥冥之中，牧羊人的群体走进了我的视野，我逐渐察觉到牧羊人与长城其实是一幅和谐的现实画面，是除了历史元素以外具有鲜活生命体征的最佳画面。于是，我摆脱了自己迂腐的“唯长城”观，开始走进牧羊人群体。从那时起，我在长城边见过、接触过的牧羊人，已经不计其数。
无论牧羊人的命运如何坎坷，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无疑是山丹土地上的一道风景线。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原始的风貌，是篆刻了千百年河西历史的那种厚重，是散发了多民族融合成果的那种坚实气韵。一顶草帽，一件羊皮披毡，一条扬鞭或是拐棍，一个帆布包裹，就是他们惯常的行头；黝黑的、泛红的、布满皱纹的脸孔，是他们的群体面容。他们随羊群而游走，逐水草而徙居，他们没有鸿鹄大志，没有不合实际的奢想，他们将自己的一生与羊群维系在一起，羊群有时更胜于他们的身躯和性命。
山丹牧羊人的羊群数量多少不一，多的有一二百只，少的也有五六十只。羊群的结构也各不相同，有的整群羊都属于一户人家，有的是若干户的羊由一人负责放牧。而牧羊人基本属于中老年以上的牧民，因为，年轻一辈早已不屑于在荒原上流连了，他们无法排遣心中的寂寞，无法压抑心底的野性，相继离开山丹，远走高飞，寻求自己的梦想去了。
牧羊人王森与他的老伴张惠珍一个71岁，一个65岁，老两口在山丹的草地上整整放牧了四十年。王森很坦诚地告诉我，除了放羊，别的他什么也不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干脆，很利落，没有半点含糊。在我看来，他很自信，也很苦涩。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在山丹，谁也没有他把羊与牧羊人之间的命运诠释得那么透彻……
我已经无法细究王森老汉夫妇是我所见到和熟悉的第几个牧羊人，一开始，他们并不欢迎我对他们的探访，生怕我搅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状态，也担心我把事情“报道”出去后，地方政府会找他们的麻烦。直到我反复解释我并非记者，更不存在任何要搅扰的意图，我只是对牧羊人这个群体很有兴趣，希望进入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领地”，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这才对我放松了警觉，让我随意尾随他们行进。我在他们的“领地”待了好几天，如影随形地与他们“三同”，他们的内心世界在我眼中逐渐清晰起来……
夫妇俩的大本营（包括他们的家和羊圈）就安在长城边的一块洼地里。这块洼地似乎是一条大水冲刷出来的壕沟，最宽处有十多米，窄处也有七八米，弯弯曲曲望不到头，齐刷刷的沟壁有两三米高。在壕沟上面，人在远处看见的是一道望不见边际的地平线，走近了仔细一看竟可藏有千军万马。每天，王森老两口都要赶着羊群在长城两边行走将近三十里的路程。早上太阳出来羊群出圈，傍晚太阳下山羊群归圈。与农耕族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两口的羊群有二百六十多只，从数目上来说，可以算是“大户人家”。我想，这也许就是放牧四十年的深厚积蓄吧，羊群寄托了他们全部的生活期望。
由于前一年河西的雨水明显地要比往年多，这是牧羊人最兴奋的事情。传统的农耕族人要靠天吃饭，游牧族人也是如此。河西自古就有“水草丰美”的谚语，天若少雨，何来丰美？所以，每当雨水增多的年景来了，王森夫妇每天走的路就会很远。因为他们不会放过老天爷的眷顾，只想让羊群吃到更多、更好饱含水分的嫩草。羊吃饱了，自然就能长膘，身价也会随之增长。当同一个放牧的时间单位乘以不同的水草条件时，羊群的体格增长与喂养成本就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这是牧羊人最喜形于色的时候，因此，即便再苦再累，心也是甜蜜的。
蓝天白云，古墙相伴，此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像远古的童话般悠然……
他们的羊群除了有“大本营”圈养外，原本还有一个“行营”，所谓“行营”，就是羊群休憩的地方。王森夫妇竟然把“行营”安放在废弃的长城烽燧底下，这种状况并不是他们的发明，在河西的长城边上非常多见。也许是几百年来牧羊人群体形成的一种习惯，很多放牧人都会这样做，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他们的羊群在城墙内外穿行，留下一串串蹄印和一摊摊羊粪，成为长城边的一道自然景观。只是现在长城日渐破落了，日渐成为宝物，于是就有了长城保护法，以阻止破落的土墙继续破落。因此，日子长了，终究会被前来巡查的文物管理部门的人发现，下了逐客令，夫妇俩才不得不另觅地方，寻找新的行营。其实他们也知道把长城当做羊圈不对，但他们确实不舍得花手上那些十分有限的宝贵银子去另外垒砌羊圈。
在烽燧的“行营”边，王森惆怅地对我说：“现在政府对长城的保护要紧得很，常常来巡查，但是你能管得住人，还能管得住天吗？”老头神秘地感叹。我想，老头是在寻找心理平衡。历经上千年雪雨风霜，那土墙已经衰败得七零八落，纵使没有人为的损毁，最终也逃脱不了坍塌的命运，那是自然环境使然。而山丹文物管理部门连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保护长城其实就近似于一句空话。他们所有的职责只能是管管牧羊人，延缓古墙的寿命而已。
除了羊群，夫妇俩也有自己的“行营”。靠着长城的土墙下挖的“猫耳洞”暂时栖身，这是牧羊人过去惯常使用的手法。在土墙上掏一个洞，平时既可遮风避雨，阻挡烈日，又可作为小憩之地，猫在洞中环视着羊群。王森的猫耳洞没遮没拦，他们身无长物，也不用担心盗贼，这里方圆数里渺无人烟。每天晚上，他们就蜷缩在狭窄黑暗的洞穴里，屏气敛息，静待黎明，琢磨着第二天的生计。猫耳洞的另一头是厨房，主食是干硬的馍，牧民的馍蒸一次能吃上七八天甚至更久。白天放牧，用一个布袋包着干粮背在披肩上，饿了，掰开塞进嘴里，硬邦邦的馍常常掰成一堆粉末；渴了，用地里摘下来的西瓜解渴，日子就常年这样过着，无所谓苦与乐，只要羊能长膘就行。
这两年，政府的惠农措施逐步到位，粮食和牲畜的价格大幅上涨，随着猪牛肉价格上涨，羊的价钱也不断往上蹿，这种状况最高兴的当然莫过于牧羊人了。辛劳的放牧终于有了一个合理的回报，对他们解困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没有对牧羊人亲临其境的感触，你无法理解牧羊人内心的那份欣慰与喜悦。
老爷子放养的两百多只羊中，每年都可以卖一百只左右，而羊群中的母羊每年生下来的羊羔又能补回这个数，周而复始，他的羊群始终保持着一个固定的量。换言之，他们的工作量也是周而复始，没有任何变化。去年夏末，我在他的“大本营”找到他的时候，他兴奋地对我说，这一年他的九个内外孙儿之中有三个考上了大学！还没来得及听我的贺喜，他又说，每人每年将近一万五千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事情就好像晴朗的天空上渐渐飘来的几朵黑云，高兴之余，够他愁好些日子的。我打趣地问老爷子，孙子们的学费他会负责吗？他说当然由他们的父母去操办，但一转念又说，我卖羊挣的钱最终也是要留给他们的，我们俩老了，还能用多少？我知道他内心的矛盾，肚子里在盘算着，给钱吧，担心儿女们的依赖心理，不给吧，又怕委屈了孙儿们。我说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将来还有福气享受儿孙们的孝心，他摆摆手，转过身去，把脸投向了他的羊群，若有所思……
老爷子顽强地在这片荒野上放牧了四十年，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丈城墙。土地与羊都是他生命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所有的河西走廊上的牧羊人一样，他的身心完全融入了羊群之中，融入了这片辽阔的长城莽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