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与金山岭长城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躺在床上就能望得见边墙。每天早晨，阳光甚至会把一段跺口的剪影送到我家门前五十米的地方。”
“我是长城的后代，无论春夏秋冬我都会恪守在长城上。拍摄长城是我一生的夙愿，是长城给了我智慧和力量，我要为赞美我的家乡——金山岭，为弘扬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摘自周万萍长城影集
无论是老赵们、周万萍们，他们都是长城边上不气馁、不认命、不甘寂寞、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为长城摇旗呐喊、尽心保护长城的人。他们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有志于改变传统、创造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群体。他们的行为，组成了长城边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我们在昔日的古战场和废墟上看到了我们的民族未曾泯灭的希望曙光。
——自题
“风萧萧兮易水寒”，燕赵大地自古留存着无数英魂。千里古长城在河北境内跌宕绵延，斑驳的墙体上篆刻了塞内塞外两大民族历史的沧桑。我持续十年的长城之旅是从河北开始的，固然，它给我的感受也是最原始、最亲和与最熟悉的。
滦平县境内现存明长城的金山岭地段，蜿蜒曲折的城墙上有一座规模独特的敌楼，当地老乡称它为“库房楼”，它也是一座被长城专家们称为明长城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敌楼。这是砖石结构的两层敌楼，南北三道通拱，中央有六个小的拱券门相互连通，楼梯条石铺就通向二层楼橹，上层铺房为砖仿木结构。虽经几百年风霜雨雪的磨砺，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库房楼不仅自身建筑高大雄伟，在它的四周，工事结构十分新奇复杂，形成一个具备强大防御功能的作战体系。从城楼向北望去，城墙外侧的山尖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前沿观测哨所。在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修了一条辅助城墙，与库房楼贯通，既可作为前沿阵地，又可作为兵源通道。在库房楼的北面，还修了一道几百米的挡马墙，用以拦截攻城的骑兵，再加上城楼、城墙上密布的垛口、射击孔和堆积的垒石以及重兵囤积，库房楼可谓固若金汤。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在主战敌楼的内侧墙外，还有一间面积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单独的木质铺房，据专家考证，这是整个万里长城上唯一的一间平房。而这所平房与库房楼构成了一个整体。至于房子的用途，有人说是库房，有人说是指挥所，也有人说是前敌指挥官的官邸，由于无史料记载，至今令考古者伤透脑筋。
我个人偏向于认定它是当时的前线指挥所。遥望这座壮美的敌楼，穿越时空交错的灰霾，冥冥之中，我似乎望见谭伦、戚继光等明代抗敌名将的身影……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曾经的前敌指挥官们只余存英名，如今，库房楼的新主人是金山岭长城下二道梁村的村民周万萍。
周万萍是我早期在长城边认识的第七个农民。说他是农民，对他似乎有点不大公平。他十几年如一日在家乡的长城边上拍摄长城，已成为名声在外的长城摄影家。但他如今依旧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们住在二道梁村，他的身份并没有因为照片在国内外屡屡获奖而得到改变。
第一次看到周万萍的名字，是我最初攀爬金山岭—司马台一带的野长城期间，在长城墙根歇脚时偶遇卖杂货的老乡，他们向我兜售一本长城画册。以长城为题材的画册和影集，我曾见过不少版本。我本人最初始的行走冲动，除了对长城的那一片赤心，不少长城影集中的那些恢宏画面也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当我看到老乡兜售的影集封面上那不同寻常的标题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名家的作品，封面上清晰地刻印着“我的家乡——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直觉告诉我，作者是长城的儿子、大山的儿子。
数月之后，当我终于与周万萍相遇时，站在我面前的他，貌不惊人，语不出众，身体还有点儿先天的残疾。但他身上特有的气质告诉我他就是那位勤奋朴实的影集创作人，一位长城的时代宠儿，深得“背包一族”钦佩的农民摄影家。后来，我在长城上走得多了，见得多了，才知道在背包族以及长城爱好者的圈子里，周万萍的名字无人不晓。
我曾十数次造访古北口、金山岭以及司马台一线的长城，因为在这二十多公里长的地段上，集合了中国长城的所有精华，包括它的建筑形制、建筑美学和它的人文史学。每次从长城下来我都落脚在周万萍的家，或者他父母的家中。在他父母那家徒四壁的土房子里，我并不感到贫乏与枯燥，因为在这里总能遇见那些像侠客般的摄影家、书画家以及史学家们，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有关长城、有关历史地理的话题。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从山上回到村子，天上开始飘起鹅毛大雪。我与一位从河北唐山来的书画家裴老先生同时投宿在周万萍老父亲的那间小屋里，围着火盆烤火。老先生年逾七十，身背画板从唐山来到金山岭写生、摄影。晚饭后，周万萍也进来了，我们坐在一起很自然地谈起了长城艺术创作的话题。裴老随手拿起一本周万萍的影集深有感触地说，长城的艺术创作其实没有先后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不能说因为某些摄影大师们出了几本影集，就意味着长城摄影艺术创作达到了顶峰，其他人就无望再往上攀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思维和观察视角，这是不会被大师的光芒覆盖的。我明白老先生说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灵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反映和表现自己心目中的长城。从这个基点出发，长城的创作没有极限，身边的周万萍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谁会想到这个默默无闻且文化底蕴并不深厚的农村青年也能拍摄出在国际上获奖的长城作品呢？谁会想到他也能出版富有自己家乡特色、比肩大师而又被众人所认可的影集呢？连周家大叔提起膝下的这位老二也是喜形于色，觉得他不仅为周家、也为村子的乡亲们争了光。
长城从古至今不但与政治、军事、土地、民族有关联，其实它与文化、艺术、工艺、美学，甚至与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他们质朴的遐想和对前途的期望都有关联。它根植于大地，与天地人共存，必然会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许许多多的精神和物质的生存与演变，只要我们前赴后继地探索、挖掘、创作，那绝对是很精彩的。
周万萍所在的二道梁村，村民不足百人，坐在老乡家门口，抬头就能看到长城。村民们更形象地说，西斜的太阳也能把长城的影子放到窗前。长城也许普通得如同他们农家院子的外墙，村民们对它早已熟视无睹。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与怀柔西栅子村的村民一样，这些年，祖辈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农民靠着长城自然也能想出很多名堂。贫瘠和稀薄的土地没能为他们带来富足的生活，于是他们卷入了长城旅游的大潮，以期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由于金山岭一带的野长城修复了很长一段，成为继八达岭长城之后另一个长城旅游点，只是因为距离北京遥远，游客并不多，而主要还以国内背包客或国外旅游团居多。无论如何，二道梁村的村民因此便有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他们的方法既简单又实惠，面对那些偶尔成群结队来走长城的外国旅游者，他们排兵布阵、轮番等候，实行一种贴身跟随的办法，对老弱妇孺等游客左搀右扶，既当向导，还当挑夫，当然，最后总是希望对方能从自己手上买走一件印有长城图案的T恤、帽子或是某位摄影名家的长城影集。运气好时，对方出手阔绰；运气不好，这一天的辛劳就打了水漂。
周万萍也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但他没有仿效乡亲们的做法。早期他也曾做过导游和挑夫，后来，在一些长城摄影家的帮助和指导下，他学起了照相。日久天长，他凭着对长城的一片热爱，用自己手中的相机，为长城，也为自己，描绘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周万萍曾经这样深情地形容自己与长城的亲密关系：“我的家与金山岭长城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躺在床上就能望得见边墙。每天早晨，阳光甚至会把一段跺口的剪影送到我家门前五十米的地方。”是的，他也许是所有的长城摄影人里头，与长城靠得最近的一个。
这是他独有的优势。他抓住了这一优势，获得了成功。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尽管长城的照片屡次获奖，他也出版了自己的长城影集，但家里的生活依然入不敷出。为了偿还出版的借支，也为了持续他的摄影生涯，他不得不承包了长城上的这个库房楼作为小档口，靠卖胶卷、卖饮料和长城纪念品贴补家用。
即使在当下，他也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相机，只要能放下小档口的事情，他仍然在长城上下不停地奔走，或为影友们带路，或与朋友们切磋，或寻找长城的新画面……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尽管长城连着家乡，家乡就是长城，但长城上的每一天都不是前一天的简单复制，天地人文的造化，赋予了古长城新的生命，而长城的生命与他的生命紧紧相连。去年深秋，我再次来到金山岭，第二天凌晨，我踩着夜色登上了山顶，天已微亮，朦胧中远处相隔几百米的另一个山头上晃动着一个人影，我暗自默念“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当朝霞散去，我们渐行渐近，那人竟是周万萍！那一刻，我蓦然语塞，想约他一道继续前行，他却说，小档口要开门了，他还要赶回去照看。
周万萍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为宣扬和赞美长城而活着的，因此，他孜孜不倦，永不言败。他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在他的影集末尾，这位善良聪慧的妻子帮他写上了这么一段心声：“我是长城的后代，无论春夏秋冬我都会恪守在长城上。拍摄长城是我一生的夙愿，是长城给了我智慧和力量，我要为赞美我的家乡——金山岭，为弘扬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其实，无论是陈淮、老赵，或是周万萍，还有许多我未曾谋面的人们，他们都是长城边上不气馁、不认命、不甘寂寞、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为长城摇旗呐喊、尽心保护长城的人。他们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有志于改变传统、创造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群体。他们的行为，组成了长城边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我们在昔日的古战场和废墟上看到了我们的民族未曾泯灭的希望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