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所谓“危机”，我更愿意把它解释成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同时也是危机的生产装置，当危机被生产出来以后，这个社会有没有能力来克服它以及克服它的资源是什么，就构成了极其重要也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对危机的克服，则往往提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可能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也在生产自己的危机，包括对危机的克服。在这一意义上，我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是革命的结束，反而孕育着新的革命――当然，这一新的“革命”的内在构成因素是极其复杂的。
但是，在今天，讨论社会主义危机或许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近三十年以来，也就是所谓“后三十年”生产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解释。这一解释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整个社会主义妖魔化或者污名化；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新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大辩论的开始，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理想化或乌托邦化。这一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完全把中国社会主义前30年理想化和乌托邦化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解释1980年代，1980年代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则在于，如果完全把这段历史理想化，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前30年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提供的反而可能是一种遮蔽性的说法。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新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将可能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危机
我一直用“革命”这个概念来称呼当代中国——“革命中国”，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或比喻性的说法。如果我们把革命解释成一个大规模的，尤其是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一种群众运动（或者政治实践）的话，那么在1949年以后，这一“革命”则暂时告一段落。当然，不是说“革命”这个概念停止了运转，而是它仍然在运转，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因此，1949年以后，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革命之后”的语境。1990年代以后，按照一些学者喜欢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叫做“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表示我们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历史语境。但是，我愿意把1949年到1980年代——也就是20世纪的后半个时期——称之为“革命之后”的时代。
这个“革命之后”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强调建设，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因此，它就不是以往那种大规模的以颠覆和反抗为目的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延安，因为延安时期包含了1949年以后这一建设的某些理念甚至制度设计在内，所以延安特别重要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面。第二，这个“革命之后”，除了建设以外，它还强调了治理，也就是说，它明显突出了国家的重要性。原来的革命是挑战和颠覆原有的国家形式，但是1949年之后，一个建设的社会必定需要治理，因为它需要治理，因此，“治理”这个概念，构成了“革命之后”的第二个特征。要谈到“治理”，就会突出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治理。这些问题，都和列宁主义，尤其是“一国之内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关。
可是，革命的理念并没有消失。革命的理念进入“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势必与建设和治理这两个概念产生冲突，这个冲突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个矛盾怎样来解决？有没有能力来解决？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构成一种危机性的形态，就会生产出这个社会内部的危机因素。
因此，我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就是“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简单地概括为五个范畴：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2，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4，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5，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之间的矛盾。
当然还有很多的矛盾范畴。但是即使通过这五个矛盾范畴的分析，我们也将会看到，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1，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中国革命在根本上包含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因此它一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乃至所有权的革命性的改变。但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却为现代性所无法容忍。因此，即使在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度”中，仍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别，也就是王实味当年所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平等的理念，当时激进的“文学青年”就不会对这一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是供给制内部的等级差别，一方面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的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一部分高级的知识人才。因此，它实际上包含了1949年之后的两个根本性的现代特征：即专业化和分工化。而这一现代性特征必然会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而我们所熟悉的，就是1950年代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271◆。而这一转变也实际预示了社会重新分层的可能性。
所以，“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方面，它强调平等，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制约下，又同时对社会重新分层。这个社会分层实际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第二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第三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一个无差别的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一差别被无限制的扩大，那么，社会主义就不仅可能生产一个新的官僚阶级，也有可能生产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前30年的文学方面，后两类矛盾（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实际上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或者说，表达得不是非常地清晰。而且经常会通过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些定义，来掩饰或遮蔽这些矛盾。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作品，比如《千万不要忘记》，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丁少纯的批评——丁少纯对皮夹克和西装的追求，本身已经呈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地位差别。但是为了克服这个差别，仅仅把它定义为“个人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而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则被另一种叙述力图克服，比如《艳阳天》里面强调“丰收不忘国家”，在这里，对国家的高度认同遮蔽了这一矛盾的实际存在。这一被压抑或遮蔽的矛盾在1980年代，得到了一种“报复性”的叙述，但是这一“报复性”的叙述不仅没有制止社会分层的趋势，反而使得这一分层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支持。
但是，干部和群众的差别，则成为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矛盾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象征。这样一个格局――差距的扩大，新官僚阶级的产生――必然会导致对平等主义这一重要的革命理念的挑战。因此，“反官僚、反特权”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前30年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一叙事主题在政治的干预中顽强地延续下来，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怎样千变万化，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一主题的存在。而且，这一主题始终得到的恰恰是平等主义这一革命理念的支持。这一支持构成的是一种内在的叙述动力，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深刻思考。比如，土改过程中，一部分干部利用权力在资源分配的时候获得了比一般农民更多的胜利果实——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财产。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历史，往往是从历史已经形成的结果来讨论，比如合作化带来的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搞合作化的话，当年在土改中间获得相当多的资源的这些干部中间，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压迫阶级。赵树理在他的《邪不压正》、《三里湾》，包括柳青的《创业史》，等等，都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阶层比以前的地主阶级更厉害的一点在于，他同时占有政治权力资源和财富资源。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景。所以，即使在1950年代，文学已经在积极地回应这样一些危机性的因素的出现。这都是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间产生的新的问题。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危机。
2，科层制和群众参与：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语境中，它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要走高度专业化和分工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制度上，无可避免地要实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同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官僚主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比较早地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革命的理念里，一直在强调群众参与。群众参与是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中，群众还有没有可能参与，怎样参与？这一矛盾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的出现。
第一，一个现代化的企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高度的专业化；第二是大量的合格的现代劳动力。社会主义同时面临着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描述过“痞子运动”，但是所谓“痞子”从来就没有正面地进入过中国当代的文学描写。强调一个合格的现代劳动力，必定要重新强调工匠精神：即通过自己的产品，表达出一种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所以，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大都隐含着“生产”的概念。即使“抓革命，出生产”，革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当代文学实际动用了很多的传统资源。比如说，赵树理在他的文章里面，会反复使用一个词——“正派”，他一直在说“正派”：干部要正派，农民要正派。什么是“正派”？在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的文学中，有大量的老工人或者老农民的形象，这些形象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性的印象。这一传统资源被“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所吸纳，更多地是因为现代性的需要。但仅仅抓住这一点，很容易混淆“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边界。也就是说，高度的专业化到底意味着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的抽象性。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涉及到很多层面，观念、制度、经济，等等。但是这个高度的抽象系统，必须依靠技术的支持。没有技术的支持，这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实际上是无法建立的。这也就是所谓专业性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构成现代的专家社会。但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为了克服这一高风险的危机，必然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这一信任的中介常常由专家（技术或知识）承担。
但是，在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一高度的抽象系统未必完全由“专家”构成。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并无意建立一个专家社会。但是不能说中国社会没有高度的抽象性，它的抽象系统实际上是通过政党政治来完成的，尤其是通过政党领袖——也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来完成。史华兹在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是文革这么乱，党委实际停止了运转，但中国的社会没有乱，生产没有停止，生活秩序也没有彻底瓦解，因此，他使用了一个概念——他认为，控制中国社会的并不是表层的制度性的东西——“德性统治”●272◆。这个“德性统治”实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高度的抽象系统，而且得到了这个社会成员的高度信任。只有到了1980年代，这一信任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1980年代的“信任危机”。因此，在中国“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和苏联不一样的由高度的专家社会所构成的控制模式――因为这一模式首先面临的是“群众参与”的挑战。
显然，如果片面地强调“专家社会”，那么，所谓工农大众就有可能仅仅只是现代性意义上合格的劳动力而已。这和革命的理念就会产生激烈的冲突。而且，“人民”这个概念怎么处理？所谓的“民主”到底意味什么？人民有没有可能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专家”――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讲演中已经表示了对这一专家社会的政治忧虑。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在这样的专家控制下，怎么解决底层人民的“尊严”问题。因此，在专家社会和群众参与之间，实际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包括必须的制度创新。
第二，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动员结构，，尽管它是非制度性的。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必定要和专家社会产生冲突。汤森和沃马克曾经在《中国政治》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动员社会”的特点，其中涉及到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他们认为极权主义是不可渗入性的，关键是构成这个极权主义是官僚的、技术上是有能力的，也就是所谓的高度的专家社会。而动员社会具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特征，是多样的也是变革的。这是他们对动员社会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性的一个描述●273◆。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实际很难容忍群众的全面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