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媒体的偏见所造成的精神阻隔以外，中国的实际落后也是中国人遭受歧视的主因。“英国的普通学校里教历史是不教中国事的。知道中国事的人只是到过中国做买卖的，传教的；这两种人对中国人自然没有好感，回国来说中国事儿，自然不会往好里说。又搭着中国不强，海军不成海军，陆军不成陆军，怎么不叫专以海陆军的好坏定文明程度高低的欧洲人看低了！再说，中国还没出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材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能看得起咱们！”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460页。面对外国对中国的否定性书写，作为中国人，一方面要建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掌握国家形象传播话语权；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壮大自己。“国与国的关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们自己把国变好了，变强了，没人看得起你。”“在今日的世界上，大炮飞艇就是文明的表现！普通的英国人全咧着嘴笑我们，因为我们的陆海军不成。”同上，第471页。“中国不但短大炮飞艇，也短各样的人材。”同上，第472页。“写文章的要招人笑，一定骂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骂着没有危险。”“哪样学问是中国的特长？没有！普通人小看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缺点多了，简直的说不清！我们当时就可以叫他们看得重，假如今天我们把英国，德国，或是法国给打败！更好的办法呢，是今天我们的国家成了顶平安的，顶有人才的！你要什么？政治！我们的政治最清明啊！你要什么？化学！中国的化学最好啊！”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517页。英国人的傲慢来自英国的强势：“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都是他，或是她的属地。他不但自己要骄傲，他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同上，第584页。老舍清醒地看到：“自要中国人能把国家弄强了，外国人当时就搁笔不写中国戏了。人类是欺软怕硬的。”同上，第620页。
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一定也在老舍的关注视野之内。“因为念英文，在街上买了些二角钱一本的英文小说来念。”老舍：《读与写》，《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1页。在这些报摊小说中充斥着迎合大众趣味的对中国的妖魔化书写。老舍说：“近年来西洋有许多描写中国人的小说，十之八九是要凭借一点知识来比较民族的不同；结果，中国人成为一种奇怪好笑的动物，好像不大是人似的。”他呼吁西方人“以描写人生的态度来描写中国人”。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全集》第16卷，第244页。其实，老舍早期小说尤其是《二马》，其写作姿态明显带有对西方的抵抗性特征。在谈及《二马》的创作时，他说：“因为念到欧战以后的文艺，里面有几本是描写中国，我便写一个中国人怎样在伦敦。”老舍：《读与写》，《老舍全集》第17卷，第65页。《小坡的生日》是这一抵触性写作的延续：“在新加坡停留了一个时期，想写一个华侨千辛万苦开辟南洋的小说，可是因为生活不够，没写成。”同上，第67页。这一遗憾在《小坡的生日》里得到了部分补偿。老舍一直想去南洋，就是“因为想找写小说的材料，像康拉德小说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么民族高下的偏见优劣，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我也想写这样的小说，可是以中国人为主角……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巨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老舍：《我怎样写小坡》，《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6页。他说：“我想写南洋，写中国人的伟大。”同上，第177页。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属老舍的异域经验最丰富，也属老舍在民族国家形象传播方面的思考最为深刻与持久。早期的“伦敦经验”使老舍比其他任何现代作家都更关心异国的中国形象书写。为此，他呼唤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自觉，他批评中国人“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533页。小说《二马》中说：外国人喜欢中国的老人，因为他们“一向不说‘国家’两个字”。而“中国的青年们虽然也和老人一样的糊涂，可是‘国家’，‘中国’这些字眼老挂在嘴边上”。同上，第522页。虽然空泛，可毕竟是进步。他认定：“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同上，第471页。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台儿庄大捷后老舍的激动：这场战役的胜利“给全世界的人都换了一对眼睛来看我们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开始认识我们的伟大”。“中国人从此必能抬起头来，成为自由的国家，与有骨气的民族。”老舍：《致台儿庄战士（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老舍全集》第15卷，第584页。
深深植根于“伦敦经验”的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不仅渗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而且直接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所亲自参与的《四世同堂》英译。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并不是在原作基础上逐句翻译的，而是在翻译过程中，由老舍本人进行了大量删节，其动因是什么？我们以为，与老舍基于“伦敦经验”所建构起来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有关。正是在遥远的英国，老舍开始把文学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其“文学原点”渗入了作者独特的“伦敦体验”，其中蕴涵着以文学重塑中国形象的强烈意愿。因为，他深切体会到，除自己的国家极度贫弱外，正是西方对中国的蔑视性书写使国家和人民受辱。在《二马》中，老舍通过几个普通英国家庭中的大部分成员对中国人的歧视与憎恶，揭示了英国社会普遍的排华情绪以及这种情绪的重要来源——不负责任的“泛媒体”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
当1946年老舍来到美国，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美国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同样令老舍难以忍受。美国人在19世纪末以来对中国的认识，不仅延续了欧洲对中国的否定性认知，而且到过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回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的书，成为美国人认识中国的重要来源。如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所写的《中国人的素质》就把当时的中国描绘成《圣经》中的“大洪水前的人”即“史前人”。费正清说：“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这部描写中国的小册子，影响了美国几代人对中国的看法。”转引自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三联书店，2005年，第11、35页。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就是以这部书为素材“想象”中国和中国人的。到20世纪中叶，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作为一个族群的在美华人和作为“他者”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属性，一直在社会主导性强势话语下作为“被看”、“被书写”的对象。
美国政府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交流，目的是希望他们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被邀方来说，他们也有着向美国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强烈意愿。老舍说：“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我觉得一部小书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过去我们曾经向美国介绍我国宋词，康熙瓶，这最多只是使美国人知道我们古代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使他们了解今日中国文化情形。”老舍：《旅美观感》，《老舍全集》第14卷，第404—405页。由于国家落后与对外文化和国家形象传播的缺失，“无论是在纽约，伦敦，还是罗马，我都得低着头走路。人家看不起中国人”。老舍：《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老舍全集》第14卷，第451页。丰富的异国体验使老舍意识到，必须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使外国了解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中国。
老舍在赴美之前，已经是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要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更多的美国人，中国人并不是西方人眼中“阴柔的、停滞的、女性化的”，而是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一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力量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四世同堂》的英译本The Yellow Storm就是担负着这样的国家形象传播的使命而诞生的，要完成这一使命，他就必须考虑美国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而这正是老舍在《四世同堂》英译中进行反复删节的动因。
由于老舍有着较为明确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这就要求作品要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接受。老舍的潜在读者是广大的美国普通民众。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是个发达的工商社会，大众阅读以休闲性娱乐性的快餐文化为主，故事追求曲折离奇，叙事节奏相应较快。正是为了赋予《四世同堂》英译本以“美国节奏”，老舍在与甫爱德的合作中对原作进行了大量删节，这些删节，大多表现在对原作“零时距”内容与枝节情节的删节上，如对祁瑞宣在学生去参加庆祝保定陷落游行时复杂心理活动的删节，如在原著第五十九段中详细介绍祁天佑在生意上的困顿无奈以及含冤自尽的过程，随后的第六十段与六十一段都是描写祁家人在得知祁天佑死讯之后的悲恸与埋葬过程。但是，故事性与戏剧性的增强并没有使英译本在思想性方面比原著有所下降，相反正是英译本中包含的这种强烈对比，使读者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力量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老舍给《四世同堂》的英文版取名《黄色风暴》，“黄色”暗含着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北平特有的天气状况，以及故事中人物的肤色特征；“风暴”是一个颇具力感与动感的词，它不仅指历史风暴，同时也暗含着中国人民的无比威力，与西方人眼中的“阴柔，安静，女性化”的中国人固有形象区别开来。
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还体现在对小说中的风俗处理上。在赛珍珠的《大地》中，作者“主要体现在对土地神像、祖宗崇拜以及拜佛心理的记述；对婚、丧、生子风俗的记述；对城市下层贫民生活的叙述；对中国蓄婢纳妾、裹小脚的描写；对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对杀女婴和人口买卖、赌博、嗜烟等恶习的显示”。转引自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第11、35页。但这些富有“中国情调”的描写，未能摆脱美国社会所熟识的对中国的固有想象。而林语堂为了向美国人展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小说中对小脚、纳妾、婚礼等的详尽描摹可以见出林语堂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同时，仍未逃脱西方文学文本中的“套话”。《四世同堂》既是一部抗战小说、文化反思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风俗小说。作品按照中国传统节日顺序展开叙事，每章开头，往往紧扣战局变化，细致描绘古都年风节俗。这些节日不仅具有丰富的礼俗文化特点，同时也极富喜庆特色，例如在《四世同堂》中写到的中秋节、五月节、北平夏季的水果时节、祝寿等。老舍把大大小小的事件穿插在各种传统节庆的现实的凄凉气氛中，正是为了烘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同时小说中还有大量的对北京民居风俗、民居建筑等的介绍。这些内容很多是“零时距”的叙事部分，在老舍对大量的“零时距”部分的删节中，这些风俗风物的介绍却被保留下来。从The Yellow Storm中，异国读者可以领略到中国人浓厚的人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