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八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到了德累斯顿[16]，看到我不仅没有责备他，没有舍不得那些输掉的钱，而且安慰他，劝他不要失望，这使他感到极其幸福和欣喜。
戈姆堡之行的失败影响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情绪。他从此常常谈到轮盘赌，惋惜那笔白白输掉的钱，把这次失败仅仅归咎于自己。他肯定地说，他经常有赢的机会，但他不能及时利用，过于性急，多次变换赌注，尝试各种不同的赌法——结果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急急匆匆，独自来到戈姆堡，心里老是挂念我。以前他也去玩过轮盘赌，但是总共只待两三天，而且带的钱不多，只有那点儿钱是不大经得起输的。如果能到赌城去，在那儿待上两三个星期，手中掌握一笔款子，那么，他大概会赢：他不用急急匆匆，可以采取比较稳当的赌法，这样就不可能不赢，即使赢的数目不大，毕竟足够抵偿输掉的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得那么恳切，又举了那么多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我到底被说服了，因而，当问题涉及我们在去瑞士的路上是否顺便在巴登巴登逗留两个星期时，我便欣然表示同意，指望有我在场，他赌博的时候多少会受点约束。我不论住在哪儿都行，只要跟我丈夫在一起。
我们终于决定，一接到钱就到巴登巴登去两个月；作了这个决定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定下心来，着手改写和完成那篇他一直写得不顺手的作品。这是一篇论述别林斯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的丈夫想要把自己对这位著名的评论家的看法全部写出来。别林斯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珍爱的人物。他高度评价别林斯基的才能，在他还未结识别林斯基时，就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写到过这一点。[17]
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高度评价别林斯基的评论才能，并真挚地感激别林斯基对他的文学才能的鼓励的同时，却不能原谅这位评论家对他的宗教观点和信仰的那种嘲讽的、几乎带侮辱性的态度以下原稿省略。——原书编者注。[18]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与别林斯基的交往过程中得到的许多不愉快的印象可能是某些“朋友”造谣中伤和搬弄是非的结果，这些人起初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并且加以宣扬，后来却由于某种我所不大了解的原因，开始迫害《穷人》的腼腆的作者，造他的谣言，写讽刺他的短诗《田地》杂志，1884年，第4期。Я。П。波隆斯基的文章《阿·雅·戈洛瓦乔娃帕纳耶娃回忆录》，1890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千方百计要搞得他失去自制力。[19]
当有人要他撰写《论别林斯基》的文章时，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决定不敷衍了事，而打算在这篇有关别林斯基的严肃的文章中表达对这位他起初觉得可亲、到末了却如此敌视他的作家的实质性的、真诚的看法。
显然，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脑里，有许多看法尚未成熟，还需要仔细考虑，深入思索；由于我丈夫感到没有把握，因而把这篇关于别林斯基的文章改写了四五遍，直到最后还是感到不满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1867年9月15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写道：“事情是这样的：这篇该死的文章——《我所认识的别林斯基》已经写完。时间没法再拖延了。其实，这篇文章我夏天就开始写了，但是它把我搞得苦恼不堪，写起来实在吃力，以致一直拖到现在，最后，总算咬紧牙关，把它完成了。问题在于：我一时糊涂，答应写这么一篇文章。我刚动手写，就立即明白，我不可能写得符合要求（因为我想把一切都写出来）。写一部篇幅十印张的长篇小说要比写这篇两印张的文章容易！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把这篇可恶的文章一共写了四五遍，后来又把所有写好的文字打上叉，重新再写。最后，总算勉勉强强写出来了，但是写得那么糟糕，叫人打心眼里厌恶。我不得不删掉多少极其重要的事实，剩下的就是最糟糕和最平庸的部分。真可恶！”《传记和书信》，页17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20]
这篇文章碰上了厄运。它是作家康·伊·巴比科夫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巴比科夫（1841—1873），诗人和小说家，《当代》和《时代》杂志的撰稿人。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一本集子撰写的，并且付给他两百卢布作为预支稿酬。这篇文章必须在秋天以前写好，寄到莫斯科“罗马”旅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心巴比科夫会搬家，因而请求阿·尼·迈科夫帮忙，将原稿转寄给书商И。Г。索洛维约夫，要后者将它转交巴比科夫。阿·尼·迈科夫按照我丈夫的请求照办了，而且还写信通知我们。
阿·尼·迈科夫的信是1867年[11月3日]发出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21]
我们住在国外，完全不知道这篇文章没有发表。直到1872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接到某个书商的通知，要求他将康·伊·巴比科夫约写的文章送交后者，并且告诉他，那个集子没能出版，而康·伊·巴比科夫已经去世。[22]我丈夫为文章丢失一事感到十分不安，特别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上花了很大的力气；虽然对它感到不满意，但还是珍惜它的。我们开始查询文章的下落，请求莫斯科的书商予以协助，但是寻找的结果却很可悲：文章丢失得无影无踪。我本人觉得很遗憾，因为根据我当时的印象以及我在速记本上的记录，这是篇天才横溢、兴味盎然的文章。[23]
三
6月底，我们收到《俄国导报》编辑部寄来的钱，于是马上准备动身。我怀着真挚的惜别之情离开了德累斯顿，我在那儿生活得那么美好，那么幸福，以致我模糊地预感到，在新的环境里，我们的情绪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回忆在巴登巴登度过的那五个星期，重读我用速记符号写下的日记，我肯定，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生活，它把我的丈夫完全控制住，不让他从沉重的锁链下挣脱出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用他的赌法有可能在轮盘赌上赢钱的说法完全正确，而且那成功率也许可达百分之百；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必须是个冷静的英国人或德国人，而不是像我丈夫那样神经质的、对一切事物都迷醉到极端的人。不过，除了冷静和沉着外，玩轮盘赌还需要有一笔可观的资金，以便在赌博失利的情况下也能经受得住。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条件：相对来说，我们的钱很少，完全不可能在失利的情况下从什么地方弄到钱。这样，不到一个星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把所有的现钱都输光了，他开始焦急不安，考虑着到哪儿去弄些钱，好继续赌下去。临了，只得以抵押物品来借款。但是，即使到了抵押东西的地步，我的丈夫有时候还是不能克制自己，往往把刚刚拿到的押款一股脑儿输光。有时候，他几乎把最后一个塔列尔塔列尔，德国旧日的三马克银币。——译者注也输掉，可是他也会突然间碰上运气，带回家几十枚腓特烈金币腓特烈金币，普鲁士旧时的金币。——译者注。我记得，有一次他带来满满的一袋金币，我数了一下，共有二百一十二枚腓特烈金币（每枚合二十个塔列尔），那就是说，近四千三百个塔列尔。可是这些钱在我们手里的时间不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能自制：他还没有从赌博的激动状态中定下心来，就拿了二十枚金币去下注，结果输掉了，他回家又取了二十枚，再次输掉，这样，在两三小时内，他每小时要回家几次来取钱，到最后，把所有的钱输得精光。又得抵押东西了，但是我们贵重的物品不多，很快告罄。这时候，我们债台高筑，由于欠了女房东的租金，我们尝到了负债的滋味，这个女房东是个好吵架的妇人，她看到我们处于困境，就对我们很不客气，剥夺了我们对各种设备的使用权，而这项权利是我们事先约定的。我写信给母亲，苦恼地等待着她把钱寄来，可是钱一到手，当天或第二天就消失在赌台上了；而我们只还掉了急需偿还的债务（房钱、伙食费等）中的一小部分，过后，又两手空空，冥思苦想，琢磨着采取什么办法弄到一笔钱来还清债，最终离开这座地狱，根本不去想赢钱的事了。
说句心里话，对于这些我们自己招来的“命运的打击”，我是以十分冷静的态度来经受的。在我们遭到最初的金钱方面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打击以后不久，我就深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可能最终赢到钱；换句话说，他也许会赢，甚至赢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但是这笔钱在当天（或者不出第二天）就会输掉；任凭我怎样央求、劝说他不要再去玩轮盘赌，我丈夫都不会听从。
起先我觉得很奇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他的一生中曾以很大的勇气经受过各式各样的苦难（被监禁在堡垒里，断头台，流放，心爱的兄长和妻子的相继弃世），他怎么会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克制自己，在输到一定的数目以后，不致以最后一个塔列尔去冒险。我觉得这甚至是一种有损于他的高尚品格的耻辱，要我承认我亲爱的丈夫具有这样的弱点，使我感到难受和痛心。但是不久我就明白，这不是一般的“意志薄弱”，而是一种控制人的整个身心的激情，某种自发的力量，连性格坚强的人也无法抗拒它。必须对此容忍，把嗜赌看作是一种无药可治的疾病。只有一个办法能对抗它，那就是逃跑。可是在接到俄国寄来的一笔数量可观的款子以前，我们是不可能从巴登巴登逃跑的。
我应该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我从未为丈夫输了钱而责备他，从来不因此而和他争吵（我丈夫很珍视我性格中的这个特点）《传记和书信》，给迈科夫的信（页173）。——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24]，而是毫无怨言地把我们仅剩的一点钱拿给他，虽然我明明知道，我的东西要是不按时赎回在赌场里，抵押的期限不是几个月，而是几星期或几天，借款到期不还，抵押品就再也无法收回，因为在借条里写明，它已卖掉。——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就永远不会再属于我了（这种事曾发生过）；除此以外，我还要受女房东和小债主们的气。
但是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受苦，我却从心底里感到难受：他从赌场回来（他从来不带我去，认为一个正派的青年妇女不应该涉足赌场），脸色苍白，疲惫不堪，身子摇摇晃晃，在我那儿拿了钱（他所有的钱都交在我手里）走了，过半小时重又回来取钱，心绪更为恶劣，他如此往返，直到把我们手里的钱都输光为止。
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钱上赌场，又无法弄到钱的时候，他是那么苦恼，以致号啕痛哭，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跪在我面前，企求我宽恕，因为他的行为使我受到精神上的折磨。我得花很大的力气，费很多的唇舌劝慰他，使他定下心来，感到我们还没有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还得努力想出摆脱困境的办法，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别的方面。当我这样做取得成功的时候，我是多么满意和幸福，于是我便带他上阅览室去看报，或者陪他去作长时间的散步，散步对我丈夫总是能起良好的作用。我们收到一笔钱以后，要过很久才能再收到钱，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时间里，我和丈夫在巴登巴登的郊区一共走了好几十俄里路。在这之后，他又恢复了良好、愉快的情绪，我们接连几小时谈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最喜欢在新城堡散步，从那儿顺着迷人的、林木葱茏的小路到旧堡，在那儿我们总是喝牛奶或咖啡。我们也到远处的埃伦布赖特施泰因堡（离巴登巴登八俄里）去，在那儿吃中饭，回家的时候已经太阳落山了。我们舒舒服服地散着步，谈得那么着迷，以致我不顾手头拮据、经常受女房东的气，却希望彼得堡迟一点寄钱来。但是钱还是寄来了，而我们那美好的生活就变成了噩梦。
我们在巴登巴登根本就没有熟人。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碰到作家伊·亚·冈察洛夫，我丈夫介绍我和他相识。我觉得他的样儿很像彼得堡的官吏，他的谈吐也显得很平庸，这使我对这位新相识有点失望，甚至不愿意相信，他就是我十分欣赏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作者。[25]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去访问过当时住在巴登巴登的伊·谢·屠格涅夫。我丈夫从他那儿回来的时候十分气愤，把他们的谈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我。[26]
四一八六七年。日内瓦
离开了巴登巴登，我们国外生活的暴风雨般的时期就告结束。我们的恩人《俄国导报》编辑部照例搭救了我们。但是在我们手头拮据时债台高筑，几乎所有收到的钱都用来还了债。最使我难受的是不能赎回我丈夫送我的结婚礼物：我所珍爱的胸针以及缀着钻石和红宝石的耳环，它们已经不知去向，再也不能回到我的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