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喧闹的人声使我慢慢清醒过来，我忆起，我曾被邀请去亲戚家参加庆祝我堂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斯尼特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斯尼特金，儿科医生。命名日的午宴。我上面包铺（那时候糖果点心店很少）买了庆祝命名日的大馅饼。我喜不自胜，觉得所有的人都善良、可爱，老是想说些使人高兴的话。我控制不住自己，看到那个卖馅饼的德国姑娘，便说：“您的脸色多好啊，您的发型又那么美！”
我在亲戚家碰到许多人，但是我母亲却不在那儿，虽然她答应去赴宴的。这使我感到不快：我渴望快点把自己的喜事告诉她。
宴会上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我的举止十分古怪：一会儿跟大家说笑，一会儿独自沉思，没听到别人对我说的话；一会儿又答非所问，甚至把一位先生称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家开始取笑我，我推托说，偏头痛又犯了。
我的妈妈终于来了。我跑到前室去找她，搂住她，在她耳边小声说：“祝贺我吧，我要做新娘了！”
我只能说到这儿，因为主人们急着来迎接我妈妈了。我记得妈妈那天晚上不时用探究的目光朝我望，大概吃不准当时在场的我的爱慕者中间，我究竟准备嫁给哪一个。直到回到家里，我才告诉她，我要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知道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是否感到高兴；我认为，她并不高兴。作为一个久经世故的人，她不可能不预见到，这件婚事将使我经受许多痛苦和磨难，这不仅由于我未来的丈夫患有可怕的疾病，而且也由于他经济拮据。但是她并没有试图劝阻我（像别人后来所做的那样），我为此很感激她。不过，又有谁能说服我放弃我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幸福，它对我们俩来说是实在的、真正的幸福，尽管在我们以后的共同生活中出现了许多艰难和困苦。
翌日，11月9日那一天，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我什么事也做不进，老是回想着昨天我们谈话的详情细节，甚至把它记在自己的速记本里。
晚上六点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到我家，他一开始就表示歉意，说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小时。
“我实在等不及了，渴望尽快见到您！”
“Nous sommes logéesála même enseigne，”法语：我们俩都经受着同样的苦恼。——译者注我笑着回答说，“我整整一天什么事也没干，老是想到您，您来了，我太幸福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刻注意到，我穿着一套颜色鲜亮的衣服。
“我上您家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您脱掉了丧服[21]，还是现在仍旧穿着黑裙子。瞧您，穿上玫瑰色的衣服啦！”
“我心里那么高兴，怎能不穿这样的衣服呢！自然，在我们没有宣布结婚以前，我在公开场合还是穿丧服，而在家里，为了您，我要穿得鲜亮一点。”
“玫瑰色和您挺相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您穿着这衣服显得更年轻了，就像个小姑娘。”
看来，我那年轻的模样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不安。我就笑着向他断言，我马上就会变老的，虽然这是说着玩的，但是在我的生活中，由于种种情况，这句预言终于应验了。说得更确切些，我不是变老，而是竭力使我的穿着和谈吐显得那么老成持重，以致我和我丈夫年龄之间的差距很快就不易被人察觉了。
我的母亲走了进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了吻她的手，说：“您想必已经知道，我向您的女儿求了婚。她答应做我的妻子，这使我感到万分幸福。我希望您能同意她的选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说了您那么多好话，使我一直对您怀有敬意。我向您保证，我一定竭尽全力，使她幸福。同时，我要做您的最忠实、最热诚的亲属。”
应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句公道话，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四年间，他对我的母亲一直很孝敬、亲热，真诚地爱她，尊敬她。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这短短的几句话时，态度庄重，但有点慌乱，他后来自己也发觉了这一点。妈妈深受感动，拥抱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求他爱我、保护我，她甚至放声大哭起来。
我赶紧插话，使这个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可能有点尴尬的场面不再继续下去，我说：“亲爱的妈妈，请您快点给我们准备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冻坏了！”
仆人端来了茶，我们手中捧着杯子，舒舒服服地坐在柔软的老式圈椅里，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起天来。
过了将近一个钟头，传来了门铃声，女仆通报说，来了两个年轻人——我们家的常客。此刻，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临使我十分恼怒，我请求我的母亲：“妈妈，请您去对他们说，我很抱歉，此刻在头痛。”
“请让他们来吧，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断了我的话，转过身来对我轻声说，“我想看到您和年轻人相处。直到现在为止，我只看到您和我们这些老头儿在一起。”
我微微一笑，要女仆招呼客人们进来。我向他们介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且道出了他的姓名。年轻人出乎意外地碰上了一位名作家，心里有点儿发憷。他们看到我们这儿有点节日的气氛，为了说明原委，我就对客人们说，他们恰巧赶上我们在庆祝我们共同的工作——一部新小说的完成。我很想引大家说话，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参加进去。一个年轻人问我，昨天我害偏头痛，现在是否好了，我就抓住这个话题，说：“我头痛，这都怪您，因为您老是吸烟，吸得太多了。不应该多吸烟，您说对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这我没法儿评判，因为我自己吸烟就多。”
“可这对健康不是有害吗？”
“自然有害，但这是一种习惯，很难去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单单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没法儿引他再谈下去了。他吸着烟，不时探究地朝我和客人们望望。两个年轻人有点发窘了，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使他们敬畏。客人们说，昨天我离开亲戚家后，大家作出决定，打算去看谢罗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罗夫（1820—1871），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友好关系。的《犹滴》，委托他们来打听一下，我哪天有空，以便去订包厢。
我很客气地，但又坚决地表示，我不准备去看歌剧，因为我眼前得加紧学习速记，以便追上同学们。
“那么，11月15日那天的音乐会是否准备去呢？您可是答应过我们的！”两个年轻人不痛快地说。
“由于同样的原因，音乐会我也不准备去。”
“可是您去年在这样的音乐会上却显得兴致勃勃。”
“还提去年的事！从那时候起，多少日子过去啦，”我用教训的口气说道。
两个年轻人感到待在这儿是多余的，就站起身来要走了。我没有挽留他们。
“好啦，您对我满意了吧？”客人们走了以后，我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叽叽喳喳，就像小鸟儿似的。只可惜您断然放弃您过去感到兴趣的一切，就此把爱慕您的人给得罪了。”
“去他们的！我现在才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呢！我只需要一个人：我珍贵的、心爱的、卓越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我对您来说是这么珍贵、这么可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道，于是亲切的谈话重又开始，持续了整个晚上。
那是何等幸福的时光，当我忆起它的时候，我是多么深切地感谢命运之神啊！
十二
我们决定把我们订婚的事向亲友们保密，但是这个决定只维持了不过一星期。我们的秘密非常意外地被揭露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我家的时候，他所乘的出租马车是按钟点租用的，从七点到十点。马车往返的路程比较长，在这段时间里，对普通老百姓抱有好感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常总是跟马车夫聊天。他渴望向人诉说自己的幸福，就把自己的喜事讲给车夫听。有一次，他从我们那儿回到了家，在口袋里找不到零钱，便对车夫说，他马上派人把钱送去。女仆拿着钱出来了。大门口站着三个马车夫，她不知道该把钱付给哪一个，就问，刚才是谁把“老爷”送来的？
“您说的是快要当新郎的那位先生吗？是我送来的。”
“什么新郎？是我们老爷，不是新郎。”
“是新郎！他亲口告诉我，他快要当新郎了。我连新娘都见过啦，那是在她打开大门的时候。她把他送出来，高兴得什么似的，老是在笑！”
“你是从哪儿把老爷送来的？”
“从斯莫尔尼宫附近。”
费多西娅知道我的地址，猜到了她老爷的新娘是谁，便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了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第二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述说了这件事的经过情况（他详细地询问了费多西娅），而且说得那么有声有色，使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我问，他的继子对我们订婚的消息有什么想法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面有难色，看样子，他不希望我详细打听。我却坚持要他谈清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哈哈大笑起来，向我讲述，这天早晨帕沙帕沙是帕维尔的爱称。——译者注来到他的书房里，身上穿一套礼服，鼻子上架着一副蓝色的眼镜，通常只有在隆重的场合，他才会这样穿戴。他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听说继父即将结婚；这个决定对他有着切身的关系，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竟然不同自己的“儿子”商量一下，征求他的意见，这使他感到震惊，诧异而且愤慨。“儿子”请“父亲”想一想，他已经是个“老头儿”，不论按年龄或精力来说，他已无法建立新的生活；“儿子”还提醒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着别的义务，等等，等等。
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讲话的口气“傲慢，夸张，带着教训人的味道”。继子的这种口吻气得他失去了自制力，他叫嚷起来，把继子赶出了书房。
过了两天，我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病，来到他家里，他的继子没有出来见我。他在餐室里移动着什么东西，弄出很大的声响，还怒气冲冲地骂女仆，为的是要我知道，他在家。到下一次我去（过了一星期）的时候，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大概遵照继父的吩咐，走进书房来，向我冷淡而生硬地祝贺，过后，约莫有十分钟，一声也不吭，现出委屈和愁闷的样子。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一天的情绪却特别好，我也很愉快，我们俩感到那么幸福，压根儿就不去注意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那严肃而矜持的神情。后来，他发觉他那冷冰冰的样子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而只能惹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便开始对我客气、殷勤起来，虽然也不放过机会对我说几句挖苦的话。
十三
对我们来说，订婚以后那段幸福的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从表面上来看，日子过得挺单调：我借口速记工作紧张，随便哪家都不去，也不请任何人来做客，既不参加音乐会，也不上剧院。只有一个晚上是例外，那一晚上演阿列克赛·托尔斯泰阿列克赛·康斯坦京诺维奇·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伯爵的剧本《伊凡雷帝之死》，我去看了戏。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推崇这个剧本[22]，想跟我一起去看戏。他订了包厢，除了我，还邀请了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和她的子女们以及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无论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流观感使我多么愉快，但是有这些对我不友好的人在场，我总觉得苦恼。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公开表现出自己的反感，到头来，我终于感到十分沮丧，这立即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觉了。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推托说，头痛得难受。
然而，这个不愉快的夜晚并不能破坏我幸福的情绪。我的心里总是感到无上的幸福。我过去老是自己找活儿做，现在却什么事也不干。我整天思念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忆前一天跟他的谈话，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今天再来。他通常七点钟到我家，有时候是六点半。他来时，桌上的茶炊总是滚开的。冬天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我们这儿路远，我担心他会受凉。他一走进房间，我就赶紧递给他一杯热茶。
我认为他每天来看我是一种很大的牺牲，我怜惜他，就违反自己的意愿，劝他有时候隔天来。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向我断言，到我们家来在他是一种乐趣，他待在我这儿感到精神愉快，内心平静；他要每天来看我，除非我认为这样做对我是一种负担。他这话是说着玩的，因为他知道我看到他总是乐得什么似的。
喝过茶，我们就在古老的圈椅里坐下来，而在我们中间的小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点心和糖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晚总带来从“芭蕾”（他喜爱的一家糖果店）买来的糖果。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拮据，劝他不要带糖果来，但是他认为未婚夫送礼物给未婚妻是一种古老的良好习俗，他不应该违反它。
我也经常准备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喜爱的梨子、葡萄干、海枣、杏干、软果糕，数量不多，但总是又新鲜，又好吃。我特意亲自跑商店，寻找一些不常见的东西，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尝新。他觉得惊奇，肯定地说，只有像我这样的美食家才能觅到如此的美味。我却硬说他是个大美食家，临了，我们还是不能断定，我们之中到底哪一个在这方面更应受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