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的旧档案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后，宋子文密电蒋介石，推荐胡适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面商，但胡适坚决表示他对此议“从未赞成，也决不赞成”。宋子文跟胡适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他出面推荐胡适，显然也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旨意。只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才不得不继续采取援蒋的政策。
5民主·自由·独立
对于盘踞台湾的蒋政权，胡适的寄望主要有三点：
（1）延续法治精神。他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先后三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
（2）保证言论自由，包括批评蒋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评三民主义和所谓的“五权宪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也不到几年就名存实亡了。
（3）维护学术独立，特别要使“中央研究院”独立于政治之外。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中研院”评议会推出三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在这方面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事情缘于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胡先回电表示不就，李济、李书华也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但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
6父子分道扬镳
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他的儿子却没走，后来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胡适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会朝他投枪，“追求进步”地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儿子写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一文；文中还表达出知子莫若父的无尽的凄凉与无奈。
在台湾复任一把手的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同时为了笼络胡适，他专门约见胡适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先生令郎迷途知返！”
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可见胡适公私分明。
7为言论自由而奔走
胡适回台湾后除了登上多所大学的讲坛外，在各种公开场合的演讲也不少，向来声音洪亮的他，由于频繁地演说，喉咙变得嘶哑，不得不求助于大夫。在台湾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胡适对台湾多了几分依恋，他面对台湾媒体问及返台感想时说：“大约一年左右，我还是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从这时开始，胡适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台湾与美国之间。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蒋经国也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法律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法律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为此，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地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台湾人民做诤臣，为台湾行政当局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此行的最大特色。12月4日，胡适在台湾有关当局举办的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五天后，他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还说，台湾行政当局承认新闻独立，扶持私人办报，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
1953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胡适又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先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胡适回忆录》记载：“我说，有关法律只许蒋先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蒋先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台湾行政当局无一人敢如此说！蒋先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然而书生毕竟太天真了，蒋介石在政坛滚打了一辈子，怎会听信一介书生的空话。蒋介石要的是权力与地位，因此他想利用胡来捞取政治资本，想继续连任。但是胡适却看不透，以为蒋不知“宪政”运作，居然在日记里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
当届伪“国大”，召集是在1948年3月2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到1954年5月20日为满任，2月20日必须选出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蒋听罢大喜，他立刻向胡适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胡适还傻乎乎地写到：“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有关法律了吗？”
1954年2月18日，胡适回台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蒋介石又劝他竞选领导人，他重申1933年说过的“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不愿居官”的愿望，并表示要全力支持蒋介石竞选。胡适又回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在开幕式上，胡适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领导人，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
会议结束后，胡适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曾向他保证，“今后台湾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
此时的胡适似乎又沦为蒋家的弄臣。他力排众议，全力支持蒋连任，并将领导人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胡适并不领情，他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是可以连任一次的！”他争的是“宪政”发展。
因为胡适关键的临门一脚，让蒋介石再次坐稳“总统”大位，蒋因而对胡感铭五内，礼遇有加。相对于在美国的冷清，年入古稀的胡适在台湾受到追捧，飘飘然有与天接壤之快感，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也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
8祝寿不忘争自由
1956年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胡适回台，他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蒋祝寿。胡适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领导人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领导人的力量。”他还说：“现在能办事的人的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
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领导人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第二天，胡适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蒋先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胡适的台湾之行，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台湾，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
二十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1956年蒋先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蒋先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请他写一篇文章为蒋先生祝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蒋先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蒋先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胡适不知台湾真的没自由，只有他才是唯一有部分自由的人。”
9《胡适与“国运”》公案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一、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院长的住宅。二、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元，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不久，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他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以不了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1958年4月，胡适即将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之时，台湾突然出现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名为《胡适与“国运”》，四处散发。内容包括五篇文章：《胡适的领袖欲》、《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吴虞文录序》、《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从品德到学术，全面攻击胡适。警务处涉入调查后，很快搞清楚是台大教授徐子明与国防医学院教授李焕荣所印发。
经警方传唤，两位教授坦承所为，并愿负责。且辩称全书系“纯为学术研讨”，并无任何政治因素存在。为此，殷海光教授特别在《自由中国》发表《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一文，并指出：虽然“一切的人都可被批评，胡适是人，所以胡适也可被批评”，但这本小册子给他的印象却是：“一、人身攻击；二、毫无思路；三、缺乏常识；四、汉文欠通；五、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六、有主张而无解析；七、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的实现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所以他认定应为现实政治的副产物。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谁也不晓得。从后续发展来看，殷海光的推论却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这本小册子后来干脆光明正大地冠上“徐子明等著”，交由学生书局正式出版。李焕荣更是再接再厉，又写出了续集，且照样刊行。
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里，言论箝制从严从紧，宁可错杀一百，不愿放过一人。若非背后有政治势力支持，若是胡适确实被国民党推心置腹地视为“我党中人”，则这本小册子如何还能流传下去？难怪日后有人解释，这根本就是蒋氏父子授意，给即将回台的胡适当头棒喝，要他回台后，最好不要跟《自由中国》合流！是耶非耶，当事者俱逝矣，无凭可据。倒是这本小册子，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成了时代的见证。
10谏蒋遵守规则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到1960年蒋介石的领导人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领导人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为了连任要修改有关规定，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