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私营小店主余慧凤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余慧凤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李轶川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
【访谈时间】2011年10月27日，12月3日、12月10日【访谈地点】余慧凤家【整理者按】余慧凤，1912年生，江苏省镇江人。解放前曾协助丈夫开设杂货铺，1958年于废品站工作，1973年自永建玩具厂退休。
我爸爸叫余纯甫，他个子高高的，讲话蛮风趣的。我记事以后，只知道爸爸先在扬州给镇守使做秘书，后来就到南通做官了。在判案时，他同情穷人，曾救过很多人。听说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受冤枉，我爸爸把他放了，回来说起，让我印象较深。爸爸后来在南通某中学当过老师，后来他又在上海淀粉厂任董事长，高寿直至九十多岁。
小时候我们住在镇江老西门9号，房子很大，有两层楼，每层楼有七间房子，门槛高高的。后来当地军队和人家打起来了，炸弹乱丢，镇江待不住，就逃到苏北姜堰去了。镇江的老房子后来给我外婆家开店，店名叫盛大祥。
余家两姐妹和大嫂，左首第一位为口述者
姜堰的家房子也不小，但没有自来水，就雇两个男人到河浜里挑水。那时候女同志不参加工作，我母亲长得挺漂亮的，就在家管管家务，她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姐姐的脾气急一些，几句话不对就拿起刀来。我排行第四，因为大姐夭折，人家都喊我三小姐。大家说三小姐人长得好脾气也好，都蛮喜欢我的。爸爸对家里的孩子管得蛮严的，我小时候还没上学，每天早上起来就得用毛笔写大字，写好后才能吃早饭。
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里女生很少，一个班二十多人，就只有我一个女生，其他全是男生。一般两个人一张课桌，但只允许我一个人坐，有时老师会坐在我旁边。有个男生家境不错，人也蛮好的，要坐在我旁边，老师看到了，也不允许。还有一次，一群男生开玩笑，把一个男生推过来，要他坐在我旁边，老师狠狠批评了他们，说这个位子只能我一个人坐。早上的第一课总是用毛笔写字。后来老师还带我们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每人扛个板凳，我也站在板凳上演讲，带大家喊口号“打倒日本人”。
然而，到十五六岁我就失学了。有一次放学，我好好地走在一条弄堂，一个调皮的男孩马呆小从我身后跑过，突然伸出手把我的头拍了一下，这一幕正好被父亲看到，他很生气，说：“这个学校的风气怎么这样的？”就为了这点事就不让我读书了。到学校跟老师一说，老师说：“你文章写得好，字又写得好，不读书太可惜了！”实际上，在学校我的读书成绩比姐姐还好，姐姐被哥哥带到苏州读女子中学，命运就不一样了。不让我读书当然不开心。但也没有办法，我就在家里自己看看书，写写字。以后我们又搬到南通了，南通有山有水，记得马路上一棵杨柳一棵桃，真是漂亮。
十八岁时，我和田震东在姜堰结婚。结婚前我并不认识他，听说有一次我走在路上，他迎面走过，一眼看中我，就托人来说媒了。我年轻时常有人说我长得像宋庆龄，也许他喜欢我的气质。他家读书人出身，经济条件也不错，开过当铺。也做过金银首饰。田震东自己读过私塾，后来高中毕业，那时他已在洋行当职员了。我爸爸觉得这家人不错，我们很快就结婚了。记得在自己家里办婚礼的，我没坐轿子。母亲不舍得让我远嫁，我们结婚后是住在娘家的。田震东忠厚老实，脾气也好，父母都很喜欢他。
结婚后我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当时生孩子并不到医院去，有医生到家里来，产妇生产时也不躺下，而是坐在椅子上，一个人抱住产妇的腰，另一个管接孩子。虽然我生了不少孩子，但生育也没有感到特别痛。医生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顺产的产妇。我曾看到有个产妇送到接生婆那儿，哭了一个礼拜，还是生不出来。而我往往腿伸两下，小孩子就出来啦。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当时请过两个保姆，保姆和我们的关系挺好的。吃饭时保姆上桌晚，小孩子一上桌就抢着吃，田震东怕好菜都被孩子抢光，保姆吃不到，每次都要我预留一点好菜给她。所以保姆总说：“田先生是好人。”但孩子多，往往照顾不过来。老二小时候生伤寒，如果是我先发现就会精心护理，而保姆却不管他，任他发高烧，等到我发现就已经晚了，真是很痛心的。
那时战争动乱很多，丈夫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曾经和我哥哥在泰州开过一家电影院，那时放的还是无声电影，应该是国内最早的电影院之一了。但最后都不成功，还被人家骗了钱，他真不是生意人。
日本人来了之后，江北也到处被炸，我们又逃到沙港子，因为日本人不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就在那里，田震东被绑票三次。因为我父亲很有名，所以他被绑票，而也正因为我父亲才救了他的命。当地人说：“他是某人的女婿，要钞票尽管说，不准动手打人。”有一次他给人抓去了，我就带着几个孩子去哭诉，对方看看这么多小孩，好像也没什么油水，就把他放了。以后邻居的男人也给绑票，还跟我借两个小孩，学我的样拖着小孩去求人家，也给放回来了。那时生活还是很艰难的。
后来我们又回到姜堰，重新开了一家店，名叫“镇太和”，卖点日用百货，货物从大店批来，我时常坐在店堂里收收钱。由于有一个亲戚在警察局里当差，这时总算没有流氓来捣乱。但在乡下谋生还是太难，本来想开当铺，也没有成功。这时我姐夫韦国英整理者于上海图书馆检索到韦国英翻译的《基础建筑工程》[德]舒尔最（Schulze，W.E.）著，中国科学仪器公司，1955年；《实用水力学》[德]维希曼（A.Wechman）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城市排水工程和污水处理》[德]殷霍夫（Korl，Imhoff）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他是学土木工程的，和赵祖康赵祖康（1900—1995），上海松江人，中国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专家。1930年，由铁道部派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道路与排水工程，20世纪30年代初，即从事中国公路的建设事业。1945—1949年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兼都市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执行秘书、上海市代理市长。解放后，长期担任上海市市政建设领导工作。是同学。赵祖康回国时带回一批留学生，韦国英也是其中一个。他在上海工务局工作，于是把我丈夫介绍到芜湖的信托局工作。解放前夕信托局有许多人南逃，本来也叫他一起走，他不肯，便回到上海。当时我父亲已在上海安家了，我们就在一个小间里暂时安身。丈夫没有工作，解放初去登记，政府把他派到安徽宣城一家小银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