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本来有一部分工人是苏北人，他们大多住在外面，和外面社会接触比较多，老板不喜欢，就找各种理由开除他们，所以苏北人逐渐减少，后来就几乎没有了。厂里同时到江苏招来新的工人，大多来自无锡、常州、江阴乡下，我们大都住在厂里。那时候工厂大门关着，工人一般不能出去，一个礼拜只能出去两趟。工厂日夜两班倒，每班工人做十二小时，一个礼拜上六天班，休息天可以出去买买东西，上夜班的工人睡到下午，有时也会出去一下。宿舍管理员那里挂着几排小木牌，上面写着每个工人的名字和编号，这就是所谓筹子。工人要出去，先到管理员那里请假，她允许了就把筹子给工人，工人再把筹子交给大门的门卫才能出去。如果管理员对工人有意见，或者认为她表现不大好，也会把筹子翻过来挂，这就意味着她这个月不能出去了。如果有人回来太晚，会被罚钞票，这个礼拜也不允许她再出去。而和我一样的童工，要大人带领才能出去，所以到上海以后我也不大出去。
车间里像我这样的童工也蛮多的，将近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称为养成工。我们大都来自苏南乡下，基本都是无锡人。我们主要做挡车工，成人主要做落纱工。招童工的表面理由说是让小孩子学技术，其实那些技术很简单的，一个礼拜基本就都学会了，主要还是因为童工工资便宜。摇纱间按工人所做成品的多少来付报酬，但我们车间的各工种是需要相互协助的，比如阿拉娘组里有八个人，大家要一起做，挡车工负责看管机器，纱管绕满后，阿拉娘负责把车摇下来，一部车一个落纱工大约要卸掉25团纱，再把铜管装上去，所以不能计件算工资，只能按工人的能力算工资，比如有的挡车工管一台车，有的管两台车，工资就不一样了。当时我的工资由阿拉娘去领，具体多少我也讲不清楚，总之阿拉娘的工资比我高一点，但也没有多很多。拿到工资还要寄一部分到乡下，给姑姑作为养阿妹的费用。快解放时通货膨胀很厉害，纸币贬值很快，为了保值，一拿到工资都尽快把钱换成实物。工人一般用钞票换金戒指、金手镯等，每月发工资那天，外面银楼的人就会过来做生意，开始钱少只能换一钱、两钱的金戒指，积累到十个金戒指，再用它们换一个一两重的金手镯。到我们厂来的总是天宝银楼的人，工人一直在他们手上买金子，倒也没有碰到假的。解放那年我十四岁，我和阿拉娘好不容易一人积攒到一个金手镯，后来娘的金手镯给阿妹当了嫁妆，两个人做了这么多年，也就攒下这点东西。
顶顶气人的是抄身制度。当时工人出厂门或下班回宿舍，都要被两个老太婆全身上下摸一遍，小孩也不能幸免。负责抄身的老太婆本来也是工人，她们和工头或其他社会势力有点关系，所以能做这份较为轻松的工作。我们工作了一整天，下班时身上沾满棉花，女人还会来月经，有的脏得一塌糊涂，人也累得迷迷糊糊了，还要排着队被她们一个个抄身，抄好了才能回到宿舍。抄身工旁边还站着两个男人，一旦被发现偷带东西，这两个男的会上来打她耳光，然后将抄到的东西没收，厂里再按照抄到东西的数量惩罚。如果东西不多，一般当事人被罚工钱，个别的也会被开除，记得有个苏北人被抄到就被开除了。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我们做的是纺纱工作，纱也没什么用，最多可用来捻线纳鞋底，一般也不好多拿，再说带东西被抄出来也不好看，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工人，一般不敢做出格的事，何况我们住在宿舍，一间房住十几个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带出东西也不敢用的。尽管如此，老板还是把工人当贼来防。
当时厂里的人都还挺好的。我一直梦想读书，看到别人读书总是非常羡慕。我们宿舍的管理员名叫虞壁云，平常她负责宿舍的管理，督促两个清洁工打扫，还兼管医务室。那时她已是中年妇女，但一直没结婚，大家都说她人很好。我看她常常读书，估计她受过教育，便恭恭敬敬地叫她“虞先生”，当时也有一些童工无法无天的，而我还比较文静，待人很有礼貌，所以她也蛮欢喜我的。有一次，我对她说：“我一直很想读书，可惜没有机会。”她说：“这样吧，以后我每天教你五个字。” 她说到做到，以后我每天起床都看到床边的墙上贴着五个生字，我一下班，她就来教我读，教我写。那时日夜两班轮流倒，做夜班还比较好，早晨放工睡到下午，起来正好有精神读书，如是日班就不大好安排，早上6点钟上班，傍晚18点钟下班，吃好洗好就很晚了，但我们仍然坚持下来。虞先生真是好人，坚持每天来教我，一直教了两年，我就这样开始认字，也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现在想来还非常感激她。
我们厂里没有中共地下党员，只有个别工人接触过地下党。我们厂有个工人叫张爱宝，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比如有人欺负小孩之类，她往往站出来讲话，大家觉得她为人公道，所以都叫她“大姐”。我们厂后面就是国棉一厂，那里有真正的地下党员，施小凤便是其中之一，解放前张大姐便常与她接触。解放前夕，受到地下党的影响，张大姐还带我们闹过一次罢工。当时厂里用金圆券发工资，钞票越来越不值钱，拿着钞票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大姐先鼓动熟悉的人，说：“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饭也吃不饱了。不涨工资我们就不做工了！”大家都赞成她的意见，约好大家一道去说，于是大姐领了十几个人去和邹老板谈判，要求涨工资，我也跟在后面。大姐说：“邹厂长，现在物价涨得一塌糊涂，我们拿这点钞票根本买不到东西，家里也养不活了。”她说几句，后面的工人都随声附和，其实当时也没有举行真正的罢工，只是闹了一下，根本没有申新九厂闹得那么凶，老板就答应我们要求了。听说邹老板的儿子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也许当时他也做了点工作，老板才让我们加工资的。从此以后，我们就更信服大姐了，这件风潮发生没多久也就解放了。
我们这一带是1949年5月24日解放的。当时我正值夜班，有人跑进来说门口有好多当兵的，我出去一看，确实有许多军人睡在马路上，他们衣襟的前胸上缝有一个长方形的布章，上面印着几个字——“中国人民……”，下面三个字我也不认识。虽然虞老师教了我两年，但有许多字我还是不认识，后来去问虞老师，才知道布章上的几个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张爱宝大姐和许多工人叫解放军进厂休息，可解放军怎么也不肯，坚持在我们厂门口的地上露宿，厂里烧了开水送过去，他们不但表示感谢，还要给我们钱，这个场面真让人感动。
解放以后，我们厂取消了两桩坏制度，一是取消工人出厂批准制度，我们进出不再需要翻牌了；二是取消了侮辱工人的抄身制度。那时候我还小，别人都叫我小阿妹，但我也知道抄身是非常侮辱人的，现在这些制度一下子都取消了，我感觉非常好，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下班之后，我特意在厂门口跑进跑出好几趟，看门的人有点奇怪，问道：“小鬼，你这样跑出跑进做啥？”我得意地说：“不做啥，就是开心呀！”我心里想： 这回你们不好管我们了吧。
20世纪50年代口述者与小姐妹
不久，厂里的夜校也办起来了，有机会读书真开心啊。政府鼓励工人都去读书，当时厂里仍然两班轮流上班，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下班之后都很累了，日班下班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了，才能学习一个钟头左右，所以一般下夜班之后上课比较多，但我们还是坚持读书。老师是来自大同大学上海大同大学为教育界人士筹办的私立大学，始建于1912年，前身称立达学院，1922年改称大同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各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同济等大学，其建制被取消。的学生，他们下课以后就来这里义务教书，其中有几位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党员的身份都还没有公开，一直要到1952年以后才公开。其中有一位学生叫徐镇鸿，他的确像个老党员，总是很认真地讲道理，有些工人不想读书，他就苦口婆心地劝说：“现在解放了，工人翻身做主人了，但主人要有文化，没有文化怎么做主人呢？”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何况我从小就盼望进学校，现在有机会了，当然很愿意读书，我就想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把自己的工厂搞好。他们还帮助我们厂建立团组织，普陀区区委也派人来厂，这两批人虽出自两个系统，但配合得蛮好的。1952年这些学生大部分跑到东北去了。
解放初期，拿摩温就改称管理员了，当时厂里也蛮复杂的，工头、工人中也有国民党的人，他们和外界有联系。一开始我们也不晓得，1950年“镇压反革命”，光我们厂就捉进去七八个人，那时才知道他们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抓进去的还有黄色工会头头及伪保长，等等。那时我还没入团，也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被列为积极分子，组织上对我蛮信任的。4月27日全市统一抓人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简称镇反运动。这次大逮捕是上海镇反运动的重要一环。，那天区委派人通知我： 夜班不要做了，要紧紧盯牢厂里一个姓唐的人事科长。那天我和两个小姐妹就在职员宿舍门口走来走去，设法盯住他，直到晚上十点多，组织才派人来把他抓走。后来听说唐曾做过伪保长，做过很多坏事，因此被判无期徒刑。我们厂没有人被判死刑，但厂所在的片区枪毙了好几个地痞流氓。被抓走的几个人过去在厂里挺霸道的，做了不少坏事，他们被捉去，大家都挺开心的。不久，召开控诉大会，他们又被押回厂里，控诉的内容主要是他们控制的黄色工会如何欺压工人，个别人还有侮辱女孩子的恶行，这时也被揭露出来，当然也有人在厂里没做什么，被抓是因为在外面做了坏事。拿摩温童老太本来没什么民愤，主要因为她是一贯道的成员，也被抓进牢里。最凶的拿摩温汤三姐反倒没事，因为当时她已七十多岁，人也回到乡下，所以没有整她。“镇反”被抓的人一般判四到五年徒刑，他们出狱以后没回本厂，一般由街道安排，也有的人回到常州、无锡老家。
他们被捉走以后，张大姐被选为工会主席。在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之一，在工厂企业，主要是在已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制度，并对私营工商业的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前期，1952年3月，我厂第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加入共青团，我也是其中之一，入团介绍人是来自大同大学的沈润光老师。不久，我被选为团支部书记，然后又被调到统益纱厂做民主改革工作。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一批共产党员，他们都非常好，大家都叫我小妹妹。所谓民主改革就是进一步清理工人阶级队伍，我们先召开动员大会，鼓励大家控诉旧社会，具体到个人，一般是工人控诉工头，在那个厂也有几个工头被抓进监牢，最后再开个民主团结大会，领导在会上说明： 留下来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回到本厂我还是做团的工作，担任团总支副书记。那时共产党组织还没有公开，厂里党支部要发展我，也不明讲，只是叫我去区党委开会。区党委设于国棉一厂，实际上是让我在那里听党课，当时发展新党员很谨慎，上课时一个老师只带三个学生。1952年12月24日，我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解放初，厂里有许多女工都回无锡了，我的两个堂姐也在这时回去，无锡后来建立的国棉一厂、二厂都挺不错的。阿拉娘在工厂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嫁，解放时她才四十多岁，1950年她再婚了。当时新的《婚姻法》颁布了，政府提倡婚姻自由，其实继父人也挺好的，他是我们厂的老机匠，平时修修纺车，两个人早就熟悉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不太开放，所以很难接受娘的改嫁，一时想不通，就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这段时间我故意不和父母来往，他们在外面借房子住，我一直住在厂里，阿拉娘来叫我也不肯去。继父也是无锡人，过年时他陪阿拉娘一起回无锡老家，他们就住在我家原来的房子里，而我不肯和他们一起去，即使回到无锡也不肯和他们住在一起，偏要借住到小姐妹家，所以那时阿拉娘也挺难过的。1952年我入党转正时，这件事还曾作为问题被提起，党组织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几年以后，我们的关系才慢慢改善。后来阿拉娘活到八十七岁，在那个时代算很长寿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