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营纱厂养成工裔式娟女士口述史本文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裔昭印修改定稿。
【口述者】裔式娟
【访谈/整理者】王立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1年11月21日，2012年2月5日，2013年1月19日【访谈地点】裔式娟家【整理者按】裔式娟，1929年生，江苏盐城人。1947年入中纺第三棉纺织厂当挡车工。解放后任国棉二厂细纱车间生产组长，学习郝建秀工作法，连续八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该小组成为“全国纺织工业模范小组”，1953年起口述者八次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56、1959年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历任该厂党总支副书记、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等职，为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被选为第五届人大常委。
我生于1929年，老家是江苏盐城。小时候在农村条件很艰苦，家里虽有十几亩田，但人口也多，父母生了七个孩子，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小时候就死掉了，而且祖母、瘫痪的叔叔也靠我家供养。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主要种自己家里的田，空闲时还帮人家做一些杂事赚点钱。母亲缠过小脚，所以主要在家做家务和带小孩，她也在屋角河边种点菜。每年收下的粮食还不够全家吃，往往只得喝粥，到冬天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时把山芋和萝卜煮一煮，每人分几个吃吃，中饭一般也没有什么菜。大冬天大人、小孩都穿件空心棉袄，里面连件衬衣也没有，也没有鞋子穿，都赤着脚。我们姊妹四个睡一张床，只有一条被子，下面垫点稻草，也没有床单。
我们家穷，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读书。但母亲还是想培养两个男孩，两个弟弟才五岁就去读书，可他们当时还不太懂事，于是就叫我陪他们去，所以我才有机会在小学读了两年。那时的学堂设施很差，凳子、桌子都很破旧。语文课教我们写大楷字和小楷字，字写得不好老师还要打手心；我们还有历史课，只记得老师讲过孙中山的故事。后来我还断断续续上过私塾，私塾的先生八十多岁了，我们叫他“爷爷”，他教我们念“人之初，性本善”之类。当时私塾是很随便的，有时间就去，要种田就不去了。
后来父亲生了肺病，也没钱看病，当时乡下人吃不起药就吃点香灰，不久就去世了。那年他只有四十岁，我才十一岁。母亲借高利贷买棺材，说好来年收成时，拿我家的稻谷抵债，利息非常高，那家人还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棺材板是朽烂的，一碰就掉下一块。
父亲死后，里里外外就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七口之家，偿还大笔债务的重任落到了她的肩上。母亲咬紧牙关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带领全家拼命苦干。她既要种田，又要管家里，既当爹，又当娘，日子太艰难了，所以有时晚上听到她躲在家里哭。母亲在经历了丧偶的痛苦煎熬后，后来又受到了失去子女的沉重打击。虽然受了很多磨难，仍然挺直腰杆做人。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热爱劳动，生活俭朴，从来不允许儿女子孙浪费一粒粮食，她的吃苦耐劳和艰苦朴素的品格对我和家人影响很大。那时我和姐姐已能帮忙种田，插秧、拔草什么都干，好不容易自己家里忙完了，人家看我们家小孩蛮能干的，又要我们去地主家干活，赚点小钱。一年忙到头，只有年初一的上半天我们可以稍微玩一会儿，但下午又要干活了。
我大姐长大成人后也有了结婚对象。父亲去世后，我家女孩子都要下田干活，但女孩子下田会被当地人看不起，所以她哭得很厉害，就得了妇女病。老人说这种病是伤心过度引发的。那时也没钱给她看病调理，就给她吃点香灰，不久就病危死掉了，那年她只有十九岁。父亲刚过世时，乡下人迷信，以为儿女结婚可以“冲冲喜”，三岁的妹妹一度与人定亲，后来那家人认为我父亲因病早逝不吉利，又来退婚，妹妹才留了下来。那时也有亲戚来说亲，想把我说给人家当童养媳，幸亏母亲始终没有松口，否则早早嫁给人家，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鬼子坐着轮船下乡，来村子扫荡时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汪精卫的和平军也同样执行“三光”政策。他们闯到人家家里把吃的用的全都抢掉，所以有些地主事先把值钱的东西往我们穷人家里藏，有的还藏在稻田里。一看到天上有日本鬼子的飞机，我们就躲到稻田里，那时我还小，穿件破衣服和一些老太太躲在一起。我亲眼见过日本的军队，日本鬼子一看到漂亮姑娘就叫“花姑娘、花姑娘”，然后就把她拖到一边强奸，那场面真吓人。战争前盐城很热闹，后来几乎被炸平了，那边的亲戚也来乡下躲避。我们这一带因为有新四军、游击队，所以受害还不是最严重。
有一次，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二弟躲避时被枪弹打中腿，母亲不顾危险冲上去把他抱回家，再送到医院。当时拿不出现钱，还是姑妈出面担保以后一定还钱，医院才肯帮二弟治疗。这颗子弹使二弟吃足苦头，所幸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后来享年近八十岁。他自幼酷爱中国画，解放后在劳动之余坚持创作，成为一名农民画家。
姑父在上海为资本家开车子，过年时姑妈会回家看看。由于日伪军队常常下乡骚扰，农村普遍生活艰难，何况父亲过世以后，母亲一个人带六个孩子就更难了，姑妈想帮帮我们，所以和母亲商量带一个小孩到上海。本来姑妈只想带大弟走，而母亲要二姐也跟着去，她认为女孩子会做针线活可补贴家用，还可照顾弟弟，可二姐怎么也不愿意，于是我就顶替二姐到上海来了，那年我十六岁。
我们坐帆船从乡下到上海，那时要走半个月，弄得不好还可能翻船，路上蛮危险的。到上海时还是冬天，姑妈家在新闸路，房子很小，就在姑妈、姑父的床边铺一张席子，让我们姐弟睡在地上。没过多久，我姑父有意见了，我只好另找住处，到处投奔在上海的亲戚，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记得在一个表姐家里住过，姐夫在电车上卖票，全家都靠他的工资生活，他们家是亭子间上海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只能放下一张床，我只好睡在床边上，但即使这样也只能住几天。一个远房舅舅在上海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后来让我弟弟过去帮忙卖东西，只管吃住，不发工钱，我也跟着住过去，帮他们家洗衣服、带小孩。
第二年春天，在纺织厂工作的婶母叫我帮忙带小孩，那时纺织厂没有托儿所，女工的小孩都得请人带。她家住在北苏州河路王家宅，靠近现在的上海纺织博物馆。不管住在哪里，我都努力到处找工作，每次出去没钱坐车，全靠两条腿走，走得很累很辛苦，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时叔叔靠踏三轮车为生，家里条件也不好，何况我也不想让人家讨厌，只能识相点。有时晚上回来太晚我也不敢敲门进去，只好在河边的一艘破船上睡觉，船主是我们同村的老乡，因为认识还肯接纳我，虽然他有麻风病，那时也顾不得会不会传染了。有时回来明明没吃过饭，婶母问我，我要面子，硬挺着回答说吃过了，所以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
有一天，看到中纺三厂贴出招工告示，我马上就去应试。考试很简单，只要写出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就可以了，有一个字我不知道怎么写，也还是被录取了。当时一批招十几个养成工指旧时纺织厂内尚未熟悉生产技术﹑处于学习阶段的童工。有的厂只给饭吃不发工资，有的厂不管吃住付最低工资，约定养成期满尚须在厂劳动数年，不得中途离厂。，我是第九批。其实只要报名，基本上都会被录取的，因为厂方喜欢招年轻人，一方面养成工工资低，另一方面新工人也好管理。
我们厂最早是日本人开的，原来叫内外棉六厂。日本人一投降，工厂就关闭了，国民党接管以后，改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三纺织厂，并进原来的内外棉五厂和七厂据复旦大学金志焕博士论文《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第36页，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三纺织厂前身为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六、第七纺织厂，与口述者所言相合。据口述者言，该厂解放后即并入国棉二厂。而《上海纺织工业志·日资“八大系统”在沪经营史略》载，内外棉六、七厂至1951年6月名为国营上海第三棉纺织，但《上海通志》第十七卷第四章纺织工业第二节所载《1992年上海市棉纺织工业企业情况表》已无国棉三厂，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位于西苏州路1291号，其前身为日商内外棉第五厂。
此处与口述者所言不合，存疑…我进厂时许多机器还关着，也不能一下子全部开动，要请师傅修理。记得等我们这批养成工培训好以后，机器才一部部重新开起来。厂房很大，房顶倾斜，像锯齿一样。刚开工时车间里垃圾满天飞，空气污染很严重，设备也都很差。全厂有六七千工人，棉花送进来，先在清花间整理并加工成条状，然后送到粗纱间纺成粗纱，再到细纱间纺成细纱，在筒子间绕成纺布用的纱筒，最后进布机间织布。
我被分到细纱间，我们这批养成工里最小的十一岁，但那时没看到包身工。进厂后工厂发了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还有白色的围裙和帽子，上面印着自己的工号，我是三十号。养成工前后大概培训了三个月，先站在墙边学习单手接线头，怎么弄纱管，一点点学技术，练好了才能上机。纺织厂是日夜开工的，工人换班机器不停，工人分成两班，即轮流上早晚班，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上晚班最辛苦，早上六点下班，回到家七点才能睡下，那时也没有空调，夏天热冬天冷，白天又吵，一直睡不好觉。睡到中午起来，我还要做点家务，晚上十点再去上班。老百姓说：“日工做到两头黑，夜工做到两头亮。”我们非常辛苦，开水没有喝，吃午饭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饭盒子放在纱车旁，一有空赶紧拨几口。工厂的大门用铁杆拦好，工人下班出厂时要排队，然后由抄身婆一个个搜身。这种制度很侮辱人的，不把工人当人看。
一早到厂里，或老工人吃午饭的时候，还要我们排好队听拿摩温指旧上海的工头，来自于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教训，一般都是讲纪律讲规矩。拿摩温就是工头，她们年纪也不是很大，我们叫她们“小姐”，见到她们养成工还要鞠躬问好，而拿摩温一般叫我们工号。我们做夜班时她们可以睡觉，吃得比我们好，到早晨四五点钟再到车间转转。拿摩温掌握挡车技术，我们做得不好，拿摩温骂娘是家常便饭，或者用手指头在你头上狠狠一点，甚至会拿铜管打工人手心。我们很怕她们，一看到拿摩温过来，就赶紧转到纺机背后。
养成工的待遇很不好，我们拿的工资很少，大约是老工人的四分之一。初学时我只能看十六个纱锭，以后逐步增加，到解放前夕已经能看一百六十个纱锭。虽然工作量加上去了，但工资并不是计件的，三个月的训练结束后，工资逐步加上去，到解放前夕大约是老工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二。而且当时物价飞涨，今天这点钱还可以买五斗米，到第二天就只能买两斗米了。厂里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一发工资大家都赶紧买东西。
找到工作以后，婶母还让我住在她家，说好每个月交一斗米的住宿费，我自己另开伙仓，但周末婶母做点荤菜，也总会分给我一点，工作之余我再帮婶母做做家务，比如带小孩、倒马桶之类。我非常节省，早饭经常只吃隔夜粥，上班带饭小菜也很少，一般就炒炒韭菜或弄点萝卜干，一个咸蛋还要分两次吃。所以那时我面黄肌瘦，种下低血糖的病根，有几次我觉得头晕，“啪”的一下倒在地上。有一次我从房间走到厕所就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主要因为肚子空空，这时只要给我吃点东西就好了。工作辛苦，谋生艰难，以至于对生活都失去了信心，我经常想： 全因为自己命太苦，投胎投得不好，来世一定要投胎到好人家去。
后来，大弟离开远房舅舅家来到我这里。虽然那时条件艰苦，我还是从微薄的工资里拿钱出来给大弟做小买卖。他先是卖菜，但小生意很难做，物价飞涨，不久就全亏光了。后来又给他买了半辆三轮车由于本钱小，只能和他人合踏一辆三轮车。，可穷人总是受欺负，大弟晚上骑三轮车时，往往被巡捕“敲竹杠”，这些强盗不是拿走车上的货物，就是把载人用的垫子拿掉。他刚满十七岁，就被母亲叫回乡下，母亲给他娶了老婆，本想使家里多一点劳动力，但没多久，大弟患上肺结核就死掉了，他的命真苦。
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我正上晚班，下班后听到“砰砰”的开枪声，一些地方墙上有枪弹打出的弹洞，国民党军人的钢盔帽子丢在地上。那时我还没有革命觉悟，心里很害怕。第二天一早，就看到解放军睡在马路上了。
上海一解放，军代表就过来接管我们厂了，先进行民主改革，废除拿摩温制度，抄身制度也取消了。从那时起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各组轮流上早中晚班，我们叫“翻三班”，到市总工会工作前我翻了三十年的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