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亲顾家也是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有九个孩子，父亲讨小老婆不回来，所以子女都对他很不满，老大最早接受进步思想，其他兄弟姐妹也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他家在长乐路上，大人经常不在家，我上中学时，顾家表姐经常叫我们去开会，我们家几个小孩都会去，我们就在她家开展地下活动，比如唱唱革命歌曲，或写写抗日的宣传单。我的同辈有许多人接近中共地下工作者，后来同辈的亲戚朋友有不少人成为地下党员。生母的两个姨母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和茅丽瑛茅丽瑛（1910—1939），杭州人。1937年毅然放弃海关的金饭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国职业妇女会主席。1939年12月12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5日去世。烈士一起在中国职业妇女联合会工作，她们在上海办夜校，又印了一些小册子，向进步青年推销，实际上是以卖书的名义要求捐助，募捐到钱再送给新四军，当时我们家的小孩也常常买这些小册子。姨母常来我家，带来一些传单，然后要我和姐姐到丁家弄去贴。记得那是大冬天下雨，我们穿着套鞋出去，跑到弄堂里看看四下无人，贴好一张传单马上跑开。其实当时我也不是很懂，只知道那是进步活动。一度姨母还要带我去延安读“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而父亲不同意，他说：“小姑娘不能跑那么远，既然你要到外面去吃苦，不如先在家里吃点苦，以后家里痰盂罐就由你倒！”这样我只好留下来。父亲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思想开明，尽管他没有直接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但支持小一辈接受进步思想。弟弟考进交大以后，也参与进步活动，当同学碰到危险时，常带他们跑到我家避难，父亲不但不骂他，反而热情地招待这些“不速之客”。
父亲常对我们说：“祖上传下的房和地，不可能传给子女的，你们都要想办法自立，我会让你们都读大学。”由于我们生母死于难产，他一直希望子女当中起码有一个人学医，所以我大姐考上医学院，以后成为妇产科主任。考大学时我定要报考农学院，也是受到顾家老大的影响。1944年，我从明德女中高中毕业，顾家表姐跑来讲：“我们两家以前都是地主，靠收租生活，现在我思想进步了，要学习苏联，所以我们今后都要读农科，将来聚集起来开集体农庄。”我报考了好几个大学，也得到好几个录取通知，如东吴大学、南通农学院等，但我还是选择南通农学院应为南通学院沪院农科。该校由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与其堂兄张詧创办。抗战时农科与纺科相继迁至上海，改称南通学院沪院。因校舍紧缺，经费困难，除农艺系外，后农艺化学系、畜牧兽医系均被迫停办…顾家也有几个人在读这个学校，他们读的是农艺，我读的是农业化学。那个学校中共地下党很活跃，我成为表姐的发展对象。
我们同学的家庭经济都不是很宽裕，一方面拼命读书，一方面做兼职养活自己。我那时也很节约，有时中午就吃一个烘山芋，平时身穿蓝布旗袍，脚蹬手工做的布鞋。那时家里七个兄弟姐妹都在上学，虽然父母从不讲“生活很困难”，但我知道家里经济情况已经大不如以往，因为抗战之后农村的地租很难收到，其他的收入来源又比较少，父母就靠一点积蓄供我们读书。家庭已经逐渐衰落，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去分担一点，就去做家庭教师。家教都是同学介绍的，我承担了两份工作，每次一两个小时，每周去三四次，两家的学生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正上小学，我负责辅导，小孩子做好功课，我再审核一遍。一家住在长乐路锦江饭店后面，我要走着去他们家上课。还有一家住在永福路，学生就是顾圣婴顾圣婴为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1937年生。父亲顾高地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等要职，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顾握奇两兄妹，他们家条件很好，请了好几位家庭教师，有的教太极拳，有的教音乐，我负责教语文，每次去上课都由他们家派汽车接送。这些人家的家长对老师都很客气，每次去都端点心出来，逢年过节还送我衣料。做家教的报酬大约是每家每月三十元，拿到这些钱我都交给父母，基本够我付学费和生活零用了。
在南通农学院只读了一个学期，学校就开不下去了。而且这时上海正在搜捕进步分子，在地下党帮助下，很多学生跑到延安读“抗大”，或跑到内地读大学了。我没有离开上海，就失学了。尽管那年我曾拿到其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已过去一个学期，也不能再到别的学校注册了，我只能第二年再考大学。耽误一年之后重新再考，我被上海大学录取，于是就认定这个学校了，这回我选择了财经类专业，读工商管理，谁想等到其他大学都开学了，上海大学仍然没有消息。当时上海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可能上海大学也办不下去了。据文献资料，上海大学于1922年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1927年即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强行关闭。与口述者所言不符。那我们这些已注册过的学生怎么办呢？后来经过商量，把我们这些学生全部转到大夏大学上海的综合性私立大学。1924年，部分原厦门大学师生在上海发起创办大夏大学（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我就在那个学校读工商管理。我读大学真是曲折。
当时大夏大学没有校舍，只好借其他职校的房子开夜校抗战时该校内迁，吴浩然等先生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借房设大夏大学沪校。，就在现在南京西路梅陇镇广场那边的一个弄堂里。我晚上去上课，白天就去做家教挣些钱。1946年春，大夏大学修好校舍，开始办日校，就在现在的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那时那边还全是农村，每天校车到江宁路那边来接。日校开始之后，我便逐渐放弃家教。那时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一样，风气不大好，大都是公子哥儿来混文凭的。现在复旦名气那么响，我觉得真是奇怪，可能现在改进很多了吧。在大夏大学读书，商算、理哲学（逻辑学）都蛮难读的，不少人考不及格，而我算成绩很好的，往往要考八十几分左右。
三、 第一份工作
1946年，我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生母的弟弟孙家谦从美国通过香港回到上海。他和几个交大的同学办起一家公司，叫中国农业机械制造公司（NAEC）1946年创办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的一、二分厂，即今上海机床厂和上海柴油机厂。虽然职工人数不多，设备简陋，但厂房占地面积很大，为解放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http：∥www.baosteel.com/baosteelpc/supplement/ShowArticle.asp？ArticleID=76263），他是创办人之一，好像是厂长。我对父亲说：“家里情况更不好了，我就是做家庭教师也不一定能承担多少，而姐姐正在读医科，还要读七年，每次家里为我们筹措学费都很困难。而且我读的大夏大学名声不太好，还不如现在去做商业工作，以积累实践经验。”父亲觉得我说得有理，也就同意了。舅舅去美国留学前，曾向我父亲请求资助，父亲这个人只要人家开了口，即使家里不宽裕，也要尽力而为的，所以舅舅回来也很情愿帮助我们，何况新办企业正需要人，他也有权说话。面试由陈厂长主持，他主要问些常识，还是蛮简单的。1947年3月1日，我就正式到那个单位工作了。
说起来这家公司算是一家美资企业，公司里许多部门的处长是美国人，但我所在的材料处处长是中国人，所以我和美国人并未直接接触。公司将美国无偿支援的农业机械设备引进中国，当然主要都是美国的废弃物资，中国接受下来，是为了制造农业机械，当然后来许多废弃物资也不能用。公司在军工路1146号，那时还在创办阶段，工作环境非常艰苦。军工路紧靠黄浦江，是用烂泥填出来的，厂址还是一片荒地，我刚去时，一脚踩下去，烂泥就陷了下去，当即摔了一跤，身上涂满泥，难看就不用说了，腿上还受了伤，当时我都哭了。那时厂房都是活动的铁皮房，屋顶是圆的，听说原是美国战地兵工厂用过的，他们不要了才丢给中国的。冬天里面冷得不得了，地下垫得很高，我们只能用铁皮做的柴油炉取暖。一年以后，厂房和办公室才陆续造起来。
最初厂里没有几个职员，除医务室的医生外，我是第一个女职工。后来又陆陆续续招进一批批大学生，包括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员工才多起来，后来达到四千多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头一年必须住在厂里，其他职工每天上下班都乘厂里的班车。那时厂里车辆也是来自美国的淘汰物资，下班时门口排列着几十辆军用大卡车，按不同的路线分别开往静安寺、徐家汇等，卡车车斗上有车篷，车斗内两边装有两排长凳，人们要从车尾爬上去，来得晚的人就只能站在中央。处长以上的领导都有自己的车，有的是中吉普，有的是小吉普，这些军用吉普也来自美国。那时厂里有不少车辆，新来的大学毕业生空闲时往往就在厂里学开车。女职工一般也乘卡车，有时我可搭舅舅的车来去，那时马路还没铺柏油，卡车开过去，路上扬起一片黄尘，我只好用纱巾包在头上遮灰。
刚参加工作的口述者
最初，我主要是负责做材料账，账都记在卡片上，一物一卡，还要开些单子，专门由打字员打，我负责开入库单或者是领料单，这些单据全都用英文记录。美国来的物资都要经过验收才入库，派新来的男大学生到码头上给材料分类编号，比如分为机器设备、钢材、农具等，他们人手一个油漆桶，就将编号写在上面。同事之间一般不讲英语，但都用英文名字称呼，那时找工作还主要靠关系，每个领导人都可介绍许多新职工进来，其实每个职工都是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厂长的亲戚，而我是很好强的，不愿意让人家说，所以我工作尤其努力，当天的工作总是及时完成。我读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学过一些统计，会计也学过一点，但都没学完，而且这之前没有做过账，但我工作很认真，很快就掌握了，进出的账目从未出过差错。大概因为我是创始的员工之一，也因为工作认真，所以在单位里还是蛮受尊重的。
当时工资开得蛮大的，公司规定大学生一律以八十元为底薪，尽管我没有读完大学，也和大学毕业生一样。当时后母生的三个弟妹也相继读大学了，所以每逢付学费时家里相当紧张。我拿到工资全都交给父母，后来通货膨胀，人们要把纸币换成银元保值，我也拿到工资就换成“大头小头”“大小头”指民国时所铸银币。1912年1月，民国政府铸造有孙中山肖像的壹元银币。1914年袁世凯将自己的头像铸入壹圆国币，俗称“袁大头”。1927年，南京政府铸行民国元年版银币，俗称“孙小头”。，然后交给父母，而我口袋里始终没有一个银元。这个公司还有个规定，职员若有困难可以预借一月工资，这时我就利用这个政策，往往预借工资给弟妹付学费。工作一段时间后，公司一下子给我加了五十块钱工资，当时整个材料处有四百多人，只有两人得到加薪，另一个科员是男的。加薪时处长对我说，“Miss Zhou，你是我们部门的台柱子。”加工资需要处长的评语才行，可见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加薪之后我每月拿一百三十块，到解放初期按折实单位为制止通货膨胀，1949年6月14日上海市开始颁布“折实单位”，即以实物为基础计算货币数量，发放工资和收费等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一个折实单位包含白粳米1升、生油1两、煤球1市斤和龙头细布1市尺的物价。计算工资时，按一个折实单位0.52元计算，我的工资被定为一百六十块，在当时属于很高很高了。我在这家公司一直做到1954年。
我们公司女职工一直不多，新招进的多是刚毕业的男大学生，后来有许多男生追求我。用他们的话来说，就像在跑狗场里，一只小白兔后面追着一群猎狗，就看谁最终能追上。追求者实在太多，我有些招架不住了。我一上班，一群人就等在大门口了，从大门口到办公室要走一段路，他们也跟着；刚下班，他们又跟到我家楼下，有的写信来，有的请我去吃饭，有的开辆大卡车要来接我。那时我很尴尬，尽管一再拒绝，他们还是来，有时只好躲在房间里，让妹妹去问找谁，如果说找我，就说我出去了；有时让她从楼上伸头看看，“那个男的走了？”妹妹说“走掉了”，我才敢出门。住在厂里宿舍的男青年，聚在一起就会议论小姑娘，他们说“CC”的外甥女是“厂花”等等，闲话也传到舅舅的耳朵里，他跑到我家里告诉我父母，父亲对这种情形也很不满。我自尊心蛮强的，心想自己是来工作的，也只想在公司里认真工作，他们说“厂花”之类，我觉得是对我的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