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初儒者兴明堂、改正朔的呼声
秦朝宣布“以吏为师”，把“文学之士”看做无用的土木偶人。在争城夺地、互相拼杀的战场上，子曰诗云和仁义之教确实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处于争战中的刘邦也不赞赏儒生。然而，在天下统一以后，他立刻就接受陆贾“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建议，让陆贾写出了著名的《新语》。另一方面，是让叔孙通制定了简易可行的礼仪。
不过，汉初君臣虽然赞同陆贾的奏议，但落实到行动上的，可能就是“无为”一条。而叔孙通所制的礼仪，也仅仅是所谓“朝仪”，即朝廷集会时的礼仪，而刘邦似乎也满足于此，没再有其他作为。
儒者们呼吁改革的前奏，当是鲁人公孙臣上书。《史记·文帝纪》载：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
公孙臣的身份，《史记》没有说明。不过从此以后，儒者们要求复兴儒术，也都把所谓改正朔、易服色作为基本内容。
大约在公孙臣上书后不久，儒者贾谊要求复兴儒术，改正朔，易服色：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其中“兴礼乐”是儒家固有的主张。改正朔，从《春秋》、《论语》所载视朔、告朔的内容来看，古代王朝可能固有视朔、告朔的制度，但改正朔一事，则未见记载。至于易服色、色尚黄、数用五之类，也不见于儒经，而是见于《吕氏春秋》，被认为是阴阳家的主张。《吕氏春秋》企图综合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的思想成就，形成一个新的治国大纲，黄老也企图容纳阴阳、儒、法等家，建立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儒者也没有固守成说，而是也把阴阳家的思想作为兴礼乐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内容中，改正朔，是为了表明新受天命。《史记·历书》论述改正朔的意义道：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也就是说，改正朔，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表明自己接受天命、服从天意的行为。后来，这个主张成为儒家的正式主张。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道：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在这里，改正朔被说成是三代王者通行的制度，所以是儒者应该坚持的主张。这样的主张后来被载入儒教法典性质的著作《白虎通义》：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白虎通义·三正》）
因此，改正朔，既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措施，也是一件重要的宗教措施。
贾谊当时，正是黄老术兴盛的时代。虽然汉文帝极为欣赏他的才能，但由于朝廷重臣的反对，他终于郁郁终生，英年早逝。
汉武帝即位之初，兴儒术的运动开始付诸实践。
先是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下诏天下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奏道：“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依司马迁的分类，则申、商、韩非，都“归本于黄老”。罢除治申、商、韩非之言者，也就是罢除了黄老的外围。汉武帝采纳了卫绾的意见，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
第二年，卫绾病免，窦婴为相，田蚡为太尉。窦婴是汉武帝的曾组母窦太后的从兄子，但因喜欢儒术，与窦太后政见不合，被她革除门籍。田蚡是孝景王皇后的同母弟，汉武帝的舅舅，与窦婴一样喜好儒术。他们二人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也都喜好儒术。皇帝加上三公，还有管理官吏们的郎中令，儒术的兴起可说是指日可待。
为了振兴儒术，他们迎来了精通《诗经》的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汉书·窦田灌韩传》）。但列侯们的妻子，许多是公主，到窦太后面前哭诉不休。窦太后因为窦婴等要兴儒术，本来就不高兴，公主们的哭诉更增加了她的不满。不久，赵绾上奏章，建议今后朝廷大事不要再向老太后请示。窦太后于是大怒，赵绾、王臧被下狱后自杀，窦婴、田蚡被解职，汉武帝振兴儒术的运动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史记·封禅书》载此事道：
（汉武帝）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约六年后，窦太后死，汉武帝立即召贤良对策，于是有董仲舒。儒术终于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在这次流产的振兴儒术的运动中，一个突出的要求是“设明堂”。明堂，曾见于《周礼·考工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三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
据郑玄注，明堂，就是“明政教之堂”。它是个政教合一的建筑。《周礼》一般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关于明堂的记述，至少是战国及其以前的人们的观念。
往上溯，是《左传》中的记载： 文公二年（前671），晋与秦战于彭衙，晋国狼瞫英勇战死，对打败秦军起了重要作用。《左传》作者追溯狼瞫以往事迹，提及狼瞫曾经说过：“《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有人认为就是《周书》。今存《逸周书·大匡篇》中，就有这样的话。这里说的明堂，有人认为就是祖庙。功臣死后，要入明堂陪同生前的君主享受祭祀。
第三条关于明堂的记载，见于《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要毁明堂，向孟子咨询，于是二人有如下对话：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即依孟子说，明堂是行王道的建筑或者标志。
为儒者最常引用的关于明堂的经典，是《孝经》：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孝经·圣治章》）
依《孝经》说，则明堂是祖庙，又是祭祀上帝的场所。这样，孔子所说的禘礼，当是在祖庙也就是明堂内进行。懂得禘礼，其治国就易如视掌。那么，明堂的重要就可想而知。而明堂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施行最高礼仪的场所。明堂也就成为儒教兴礼乐的最重要的设施，修建明堂，就是制礼作乐的最重要的内容。
儒者们的这些愿望和呼声，等待着强有力的人物去实施。
二董仲舒的改教主张之一： 独尊儒术
董仲舒在孝景帝时就是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书·董仲舒传》），是个纯正的儒者形象。他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儒教诞生的纲领，也是对传统宗教进行改革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第一条，就是“独尊儒术”。其第三策末尾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万，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之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而之所以要绝去“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外的“邪辟之说”，目的是防止“师异道、人异论”，使思想统一于孔子之道。
在董仲舒看来，道，只有一个。这个道，它的源头在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也就是尧舜禹三代圣王所坚持的道：“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从那时以后的王者，改正朔、易服色，都只是改变了某些制度，并没有改革道本身：“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因为道是永远正确、不会有错的。它是绝对真理：“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所谓“道之失”，就是失道。就是说，有弊，是因为失道；不失道，就不会有弊。或者说，只要忠实地按照孔子之道行事，就会永远正确，没有弊病。
那么，孔子之道是什么呢？第一，它是治国之路；第二，仁义礼乐是它的组成部分：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这种以仁义礼乐为具的道，就是孔子之道，就是儒术。
董仲舒认为，古代圣王没世之后，他们的子孙还能获得数百年的安宁，其原因就是用了这以“大原出于天”、以“仁义礼乐”为具的道进行教化的结果：“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但是从周朝末年以来，这个道被丢掉了，所以周朝丢掉了天下：“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所以，现在要想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实行这大原在天、以仁义礼乐为其具的孔子之道。
孔子之道的第三项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之所以修饬这五常之道就能获得天的保佑，是因为这五常之道乃是出于天的道，因而就是天道。行天之道，自然能得天的保佑。
行道可得天佑，是“以德配天”思想的发展，也是对天命观的新解。不过周初所说的德，主要还是不要贪图安逸，不要过分享乐之类见《尚书》中《召诰》、《无逸》等篇。，还不是后来儒者所说的德。董仲舒明确把德规定为“仁义礼智信”，就把能够配天的德仅仅限制于儒者之德。这就把一个传统的上帝改造成儒教的上帝。自然，把仁义礼乐为其具的道作为出于天之道，也就是把天改造成儒教之天，而天道也就成为儒教之道。
孔子之道的第四项内容，就是“任德不任刑”。董仲舒说：
……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以上均见《汉书·董仲舒传》）
所谓“任德”，就是“任德教”。就是用出于天并且可以得到天佑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去教化民众。因此，这种教化，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宗教的道德教育。
以上就是董仲舒所要独尊的儒术的基本内容。
依据董仲舒所说，假如行了这个道，就能得到天的保佑；自然，不行这个道，就要受到天的责备甚至惩罚。那么，天以什么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意思，而人又是如何知道天的意思呢？这是当时所说“天人之际”的最核心的问题。
三董仲舒的改教主张之二： 人的努力可改变天命
汉武帝策问的中心内容，是问天命是一成不变的呢，还是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如何才能得到天的保佑？
汉武帝从五帝三王之道，说到后世王道大坏。五百年间，“守文之君，当塗之士”，虽然都努力要按照先王之道办事，但终究难以挽回王道大坏的局面。而他们自己，也往往是走向败亡。那么，是天命一成而不变，还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错误：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塗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传统宗教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说，人在天命面前的努力有没有作用以及有多大作用的问题。假如“天降命不可复反”，那么人的努力有什么作用？这是墨子严厉批评天命论所提出的问题。假如不是如此，人又如何才能争取到天的佑助？天的佑助与否又表现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及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
这就是汉武帝要求贤良们回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不仅要求贤良们一般地回答人的努力有什么作用，而且还要对人的作用如何表现出它的效果，或者说，天是如何随时答复人的努力效果，做出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