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伙人全都哑口无言了。过一会，便灰溜溜地走掉。临走时那个当头头的还对我恶狠狠地说一句：“让你扎一记台型！”（上海方言，意思是让你出一次风头或占一次上风。）他们到底还是害怕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而我的《奥涅金》译稿终于逃过了这次劫难保存下来。
我继续早起晚睡地修改我的译稿，并在几年中把俄文普希金全集中《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有关别稿也全部译出。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有重要意义。又把别林斯基论《奥涅金》的那两篇名文，和普希金的继承人莱蒙托夫用“奥涅金诗节”的格律写出的长诗《唐波夫财政局长夫人》也翻译出来，想为我国读者、学生和教师尽可能多提供一些有关《奥涅金》的参考材料。这些译文现在全都发表了，起到了我所期望的作用。
1970年夏天以后，“文革”的大浪潮已经过去，余振先生，杜嘉蓁和我这三个被称作“牛鬼”的人又悄悄聚会了。第一次，我记得是在上海复兴路嘉善路口一家小面馆里。余振先生见我面的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而是：“你把《奥涅金》磨好没有？”从这以后，直到文革结束，我又在余振先生帮助下把译稿修改了几次。我的《奥涅金》翻译中其实包含了许多余振先生的心血。二十年之后，余振先生逝世的前几天，他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对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把普希金全都翻出来了，印了一百万本！”他老人家就是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离开人世的。余振先生去世了，而他留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梦想还在，不仅在，而且早已成为现实。我国现在已经有两种《普希金全集》出版，参与翻译工作的不仅是我们三个人，而且又增加了许多有才华的译者，在我国的俄国文学和普希金著作的翻译园地里，现在真正是“百花齐放”了。
那场“大革命”结束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国家又需要文化了。大约在1976年前后，有关方面研究重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在考虑《叶甫盖尼·奥涅金》采用哪个译本时，我国研究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前辈专家，一向关心后来人的戈宝权先生为我力争，我的这个译本才得到其他同志的“那就拿来看一看”的允诺。据说当时有人想到我的“右派”身份，因而有所犹豫（这不怪人家，只是反映当时的时代和历史特点），戈宝权先生则坚持说，“既然有这个译本，就应该考虑进去，人家花了那么大力气。”他的这番热心话救了我的《奥涅金》译稿一条命。当时他们开会的情况和这些对话，我是后来听戈宝权先生自己对我说的。
1977年，人家要我把译稿拿出来提供挑选，而我却拿不出来。当年抄写的两份中，寄给其芳先生的那一份早已在“文革”动乱中不知去向；我写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询问我当年寄去的一份，他们说，找不到了。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已经没有人能够为此负责了。这我也能够理解。只能自认晦气。那时我在参加《英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不经意间，我对邻座的姚奔先生说起这件事。说时我很伤心，几乎是在哭。热心而善良的姚奔立刻写信给他在人文社的好朋友，法国文学专家赵先生，请他帮忙再为我找一找。谁会想到，这位赵先生居然从一堆破烂垃圾和废纸中帮我把稿子找到了，而且一页不缺！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蒋路先生，把这份劫后余生的稿子，我当年投寄给他们的《奥涅金》译稿的全文，带来上海。他在余振先生家里约见我，把稿子交给我，请我修改后再给他们。他当时的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请你重校和修改，这是你二十年前译的，就是当初出版了，现在也应该重校和修订了。”现在，又一个二十年以后，我再重新校改这部译稿，其实也还是按照他的这个意见在做的。
这时中央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正从《英汉大辞典》编辑部的临时工转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我已经多次修改的译稿再做加工，先把全书中的一章（第七章）仔细校改过，由我的家属子女分头抄写，抄出五份，其中一份是我的大嫂帮我抄的。我把这五份稿子分别请上海、北京和外地的老师朋友们和青年学生们提出意见，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全书。当时给过我帮助的有翻译家方平先生，前辈诗人辛笛先生，故世的诗人姚奔先生，余振先生，杜嘉蓁先生，故世的翻译家力冈先生和几位爱好诗歌的大学生。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两位大学生毛世桢和王际平（现在他们已经是教授了）还曾热心地把全部译稿朗读录音，帮助我从听觉上去发现译文的缺点。
译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又得到当时该社外国部主任卢永福先生许多帮助。他亲自来当责任编辑，对稿子做了许多加工。卢永福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俄国文学研究家和出版家，他怀着满腔对俄国文学的热情和对我的厚爱，帮助我让这个多灾多难的译本出版问世了。从1950年我在余振先生，还有曹靖华先生，刘泽荣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算起，到这时，已经整整三十年。
从1982年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多年。这是我们国家新生的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真正繁荣昌盛的二十多年。我的这个译本在这二十年间，曾在人文社的《普希金选集》、《普希金小说戏剧选》和《普希金文集》中以不同版式出现过，曾多次在电台播放，录制过录音带，并曾按照余振先生的意愿，由他参与执笔，改成每行十个字的整齐版本，以另一形式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普希金全集》中。二十多年来，国内大多数文学选本和教材中，都采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普希金的论著中都提到或引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展览会上、纪念馆和图书馆中，都陈列这个译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展，这个译本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台湾省也买去了版权，印出当地的版本。
1999年，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俄国驻华大使在他的发言中因为这个译本和我的《上尉的女儿》译本，以及我在普希金教学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把我的名字列在其他几位先生的名字一起，表示感谢，俄国政府文化部并且向我颁发了普希金纪念章和感谢状。俄国曾几次邀请我去参加有关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学术讨论会，虽然因为经费问题未能成行，但我也很高兴。
新世纪开始后
新世纪开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出这本书的新版，而这时，我国书肆上已经有不下十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本了。当然应该做一番认真的选择。据我所知，有不止一两个新的译本送到他们手中。也有译者本人出面参与竞争的。最终的决定是，仍然采用我的译本，由我自己对五十年前着手翻译、二十几年前出版的译文再做修改、加工和提高。时过境迁，读者的要求和水平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必须与时俱进，努力使译本能够满足今日的要求。好在，随着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大发展，客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已大大改变和提高，我本人也在这五十多年里业务水平有所进步，生活和工作条件也早已“鸟枪换炮”了。这些主客观条件使我能够把这次的修订工作做好。比如说，现在我能买得起和用得起电脑，能使用打印机、复印机、扫描机，这是五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我所不敢想象的，也没有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那时敢于如此想象。我自己当然也不偷懒。接受修订任务后，我即使是在美国和澳洲探亲访问，也每天夜晚打开笔记本电脑做这件工作。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部的负责人刘开华先生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现在，书已经印出来很久了，已经得到许多读者和同行朋友们的鼓励性意见和反应。我感到欣慰。但同时我心头也涌起无限的遗憾。遗憾的是，许多五十年来曾经在这件工作上帮助过我的老师、长辈和朋友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尤其是给我最大帮助的，我所敬爱的何其芳先生，余振先生和戈宝权先生。他们都看不见包含着他们宝贵心血的这件工作成果了。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希望这个修订新版本能够配得上我们伟大祖国今天欣欣向荣的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并且满足我国广大读者日益提高和增长的需要。
我所写下的这些回忆，不仅是记录了一本翻译书的诞生和成长过程，似乎也同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侧面上，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分！但愿我们伟大的国家从此不要再走从前的那许多弯路，让我们的人民从此一天天过上真正幸福平安稳定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