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营长从格尔木戈壁到内蒙古草原，从北京房山山窝里又到青海龙羊峡，又到四川云南的大山里，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艰苦，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环境恶劣，一个工地比一个工地的任务重、时间紧。郭营长给爱人说，哪个地方都没有咱河南好！可是再好的河南家乡他却很少回来，再差的地方秀曾都乐意去，他却一概拒绝。见面时间屈指可数，夫妻生活如蜻蜓点水，结婚四年以后奇迹才出现：秀曾怀孕了。郭营长兴奋，申秀曾激动，全家人生活变了样。四年来，郭营长走南闯北，漂泊不定，感情债、亲情债、人情债他欠了一大串。他在给秀曾的回信中表示：“我把自己的一切工作往前安排，一切时间往前赶，争取到你生产时能在床前端茶送水，以补歉情。”接到丈夫的信，秀曾高兴了好长一阵子。虽然只是纸上的表白，她心里却比喝蜜还甜。这时候每天想得最多的是能收到丈夫的信，把每一封信都念给腹中的儿子听听，听听他父亲的铮铮报国誓言，听听他爸爸的殷殷爱家之情。从6月等到7月，端午等到中秋，初夏等到秋罢。地里庄稼收完，冬天已经来临，预产期要到了，秀曾盼信盼夫的心像嵖岈山的飞来石，时时极目远眺，天天望眼欲穿；像嵖岈山中的泉水，夜夜汩汩涌流，天天激荡奔腾。写出去的信不见回一封，捎出去的信儿没有一点影儿。她焦急得白天饭不香，晚上寝不安，心绪乱，人消瘦，她病倒了。一家人都慌了，就连邻居朋友都急了……
当年10月儿子降生，秀曾赌气不给儿子起名，心里想一定要让你郭国法有点难看。但同时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不安：部队施工很危险，他是不是遇到了事故，有什么不测？那颗滚烫的心悬得比屋里的大梁都高！直到春节前郭营长突然休假探亲，见了面，秀曾有一百个埋怨再找不着词语了，激动、委屈、思念、眼泪凝结成一句话：你给孩子起个名字，也算尽一点做父亲的责任！
郭营长还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向阳，小名毛妮，1968年10月出生前正是成昆铁路最后的攻坚决战时期，政治形势逼着，铺轨列车追着，上级党委督着。干部带头苦干，轻伤不下火线。郭营长不能休假，家属也不宜探亲，小向阳是在满月后才接到父亲的“慰问信”。
二女儿巧生于襄渝线修建高潮刚刚掀起的1971年9月下旬。主持三营施工生产的郭营长原本打算把施工安排好无论如何要赶在妻子“月子”期间回去休假，结果来了个“9·13”事件，全军进入战备状态，所有干部停止休假。形势缓和以后，他又接到去石家庄学院学习的通知，直到巧出生九个月后才在石家庄见到了父亲。刚刚能立会站的女儿正在学喊“爸爸”，刚见到爸爸，女儿可能觉得这位大兵有点可怕，“爸爸”这句最伟大最简单的称呼她很长时间怎么也喊不出口，直到几个月以后才学会比较准确的发音，但此时的爸爸已在千里之外，“爸爸”“爸爸”发音虽准，只有在梦里才能听到回答。
1973年初春，秀曾被批准随军，她带着对婆母和有病的小叔子的牵挂，带着三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离开了生养情深、艰难苦熬的家乡，啥都不为，只为军嫂这种荣誉，只为随军这种感情慰藉。从黄淮平原来到山峭路险、川大水急的秦巴山区，从瓦屋农舍搬进了山沟里的木壁茅屋，丢掉镰头锄头农具，拿起抬石头打道砟的抬筐铁锤。每天冒着烈日酷暑翻山越岭打道砟，她以饱含苦涩之味体验了当铁道兵战士的不易、当铁道兵干部的可爱。为了每月三二十元的收入，只能无可奈何地把两个不懂事的女儿用绳子拴在椅子上。为了让丈夫全身心地投入战备施工，投入部队管理，她把一切家务揽在一人身上，把所有痛苦埋在自己心里，只有在儿女入睡、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怀念与婆母、与小姑子在一起苦难笑对、相濡以沫的时光。在大巴山下，她更深切地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却无法理解随军后“家不成家”的生活。她没有埋怨郭营长，只是希望襄渝铁路修好以后赶快转业，尽快回家。
铁路通了，命令又到了，部队移师青海。去青海也行，总比陕南的荒山野岭好。1974年5月，秀曾随部队到了青海，住到了关角山下，没有陕西旬阳的大山，却有高原戈壁的荒凉；没有蜀河的峡谷，却有大漠的寂寞；没有了陕南的暑热，却有天天肆虐的风沙。高原反应综合征把她的生活信心推到了崩溃边缘。她再次产生了劝郭营长转业的念头。她了解丈夫的性格，理解丈夫的德行，要改变他的志趣志向，埋怨、赌气、纠缠都没有用。这些想法，必须选准时机好好给他说才行。憋了几天的劲，有天晚上吃晚饭，看营长情绪挺好，本欲开口说话，却听营长说：“我可能要当营长了，还得干几年。”
没有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得到职务提升的女人。秀曾听到后，半天没说一句话。她想好的话咽了回去，眼里的泪却流了出来……
郭营长由副营长提拔为营长以后，工作更忙了，同时也由于儿子必须上学的原因，秀曾搬到了天峻县团机关家属院。她承受着高原反应综合征的痛苦折磨，照顾着三个儿女在高原上苦苦熬了两年多。1978年8月随郭营长转业分配到遂平县车站乡供销社工作。回到可爱的家乡，有了稳定的家庭，相夫教子，其乐融融。但是好日子没过几年，改革开放，转制下岗，秀曾失业了，最后成了郭营长床前的“专职护理”。病床上的老营长说：“有愧于妻子，有愧于爱人。”秀曾笑笑说：“这是命该如此，我谁都不怨！”
郭营长入伍前读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学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初中一年级。学历虽然不高，但在他同年入伍的战友中也算是高学历。有了这个学历，在生活、工作中他多了不少机遇，从当班长到营部材料员，从副指导员到连长、副营长、营长，提拔的理由之一就是“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这一切的一切，让他认识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谛。在任职过程中，在承担和完成艰巨的任务时，他又时时感到文化的不足、知识的欠缺，更让他看到知识的珍贵、学习的必要。有了儿子以后，他就发誓，一定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学习成才。他爱人申秀曾祖上几辈都是读书人，她父亲二十五岁去世前双手能写真草隶篆，国画水平远近知名。她对什么都没有遗憾，只遗憾自己过早辍学结婚，失去了读书深造机会。有了儿子以后，她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他们上学受教育、学文化。随军前她侍奉婆婆，照顾有病的小叔子，每天还要起早贪黑到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七口人住在三间旧房子里，给儿子辅导没时间，让儿子自学没空间。随军以后，她不希望生活得到什么样的改善提高，唯一希望的是让儿女们能有读书的机会和环境。
大巴山区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20世纪70年代也应该是教育的荒漠区。已到读书年龄的胜利随军以后，来到不见县城、远离集镇的陕西旬阳县沙沟。距此四五里外的地方有所小学，只是要翻一座山，过一条河，每天还得由通信员接送。山高路险走不动，还要通信员背；学校没有地方吃饭，就到学校两里以外的一所仓库里去买。学校二十几个学生分了四个班，老师全部是小学毕业或肄业代课挣工分的。前几年上映的《不是闹着玩儿的》电影中，老师领学生识字：“中，中国的中；国，中国的国……”胜利和他的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个电影的几个镜头是他们小学时的真实写照。
1975年春节，胜利已入学半年，除夕夜全家团聚时，秀曾让儿子说点上学的快乐事儿。胜利说：“我们的厕所墙太低了，男学生撒尿总是挨女学生的骂。”秀曾问：“你们班几个女学生？”儿子说：“两个。”“几个男学生？”“八个。”“一共几个学生？”“六个！”上了半年学的儿子不知道八加二等于几。
过春节后三四个月部队搬家。听说要搬出这深山野岭，她挺高兴。可是到了关角山以后，更傻眼了——这里就没有人烟！就连陕南那种差劲儿学校也没有！郭营长夫妇急得头都大了，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去上学。7月份把胜利送回河南遂平，不到一个月遇上河南“75·8”大水灾，三天三夜的倾盆大雨和垮坝的板桥水库十几亿立方米的洪水把遂平县变成了一片汪洋。村里冲走了不少人，经几家人的竭力保护没有把小胜利冲走，学校却不见了。抗洪救灾、重建家园，又是半年过去。春节过后可以上学了，郭营长夫妇觉得儿子上学虽然重要，生命比上学更重要，让儿子在家里实在不放心，只好又接回天峻县。一两千人的天峻县城原来仅有一所比村一级大不了多少的小学，根本无法接纳短时间内增加的几十名随军子弟入学。在部队做出了大量无私支援和同意给予长期资金支持的承诺后，随军子女可以陆续上学了。
语言虽然不通，教学虽然混乱，有学上总比在家里玩要好得多。上吧！不上也不行！
因为，孩子们在家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玩。
郭营长的家从关角山搬到天峻县城以后，秀曾专门带着孩子们到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买少儿读物。本来不大的小书店，除了政治书籍、几本老掉牙的专业书籍以外，文学文艺书籍很少，少儿读物、启蒙教材就不见影子。秀曾问营业员：“咋不进点小孩子们看的书呢？”营业员说：“天峻县城家里的孩子没人看书，也不敢看书，书店没有进过儿童图书。”秀曾想，高原上文化落后，孩子们不知道读书可以理解，咋还不敢看书？她问了书店里的老乡蒋金相，答复是高原上的缺氧对儿童大脑发育影响很大，常读书负荷重，不利于健康。一句话让申秀曾吓了一跳，想了几天不知道如何是好！最简单的办法是不再逼儿子读书，不再强迫女儿学习。
天峻县因境内的天峻山而得名。“天峻”藏语的意思是“白色大山”“阶梯状的山”。天峻县藏语谓“直尕天钦”。1954年7月建县，议定县名为“天钦宗”，汉语书写为“天峻”。天峻县所在地是一个不在册的镇：新源镇。其实天峻县东西方向是湟水谷地，上百公里没有山，南边二十多公里才有天峻山，北面几十公里才有木里山。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70年代的天峻县，除干打垒、土坯墙，没有复杂的建筑；除草原上稀疏孱弱的野草以外，没有树绿，没有花香，只有小小的沙砾石和搞建筑深挖的土坑及铲草皮留下的草原创伤，找个树枝树叶也是难上加难。儿童们到草原上有好运气了，可以看到展翅飞翔的雄鹰；有点欣赏能力了，可以看看蓝天白云。要玩的唯一项目就是跑跑跳跳，看谁跑得快、跳得远。只是跑跑跳跳要经常坐下或躺下喘喘气，恢复一下大脑和心肺由于缺氧所造成的憋闷。
有一个星期天，胜利带着两个妹妹到草原上玩。由于那一天爸爸在家里，妈妈没有提出很苛刻的距离限制，他仨跑得远了一点。也可能是找到了好玩的东西，兄妹三人直到吃午饭时才回来，每个人拿了战利品进了屋，秀曾一看走在前面的胜利拖回来一根牛脊骨，就有点生气，喝令扔出去。毛妮还觉得自己有面子，把自己拿的东西递到妈妈跟前，郭营长和秀曾同时愣住了，女儿竟然拉了一根人的脊椎骨回来了！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先打儿子，又打女儿。“赶快把这东西扔得远远的！”那天中午秀曾包的是羊肉馅饺子，夫妻俩心里难受得都没有吃下去几个。
1978年8月，组织决定郭营长转业。那时他仅当了两年营长，时值盛年，年富力强，正是大展抱负之时。中央军委精简整编，决定让他专业，他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带着青藏线没通车的遗憾和壮志未酬的失望脱下军装，走向地方。这时最高兴的是爱人申秀曾，她不是因为离开青海可以免受高原反应的折磨而庆幸，而是为儿女们回地方后可以接受正常人应该接受的教育而高兴。
那天，我亲自送郭营长到西宁。西宁火车站的造型是仿照北京站而设计的，虽然不很雄伟，却也形象庄重，不失大方，是70年代西宁市的标志性建筑。在西宁，最适宜生长的毛白杨树矗立在火车站广场左右两侧，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在西宁火车站广场等车时，向阳指着杨树问：
“妈妈，这树上为什么没有结苹果？”
老申一时语塞，怔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不知怎么答复女儿。
郭营长接着说：“这是杨树，不会结苹果。”
“那苹果结在什么树上？”
“结在苹果树上啊！”郭营长忍着心里的难受向女儿解释。
坐在妈妈身边的巧可能是觉得姐姐问的话挺有意思，接着问爸爸：“杨树上结不结花生？”
老申听着两个女儿的问话，不由泪如泉涌。人们指责那种悟性差的人时往往会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其实在青海高原这样遥无人烟的地方，确有人没吃过猪肉，也没有见过猪走路，偶尔吃一次猪肉也未必见过猪走路。70年代的草原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苹果，不知道苹果结在什么地方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由于高原铁道兵部队的生活实行特供，每年从山东烟台调进一定数量的苹果供应部队。小向阳他们是幸运的，在风雪高原上能吃到苹果。只是启蒙教育处于空白，植物生态极度恶劣的戈壁上没见过树、没见过花，对“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知之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