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可能是广播的声音过于特殊，一段时间以来让国人一直担心的倾国大事即刻被联系上。广播刚刚开始，很快就有人哭泣、痛哭，以至后来的播音几乎被哭声淹没。
听完广播，已有人悲痛得浑身瘫软，哭得气断脉失。随着哭泣的人流挪步到影院门口，看见大街上已有人戴着黑纱走上街头，不少人边走边抹泪，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拥入有些精神失常的人流。
到处是一片悲痛的世界，到处是一片哭泣的海洋，泪水冲走了往日的燥热和欢乐，悲哀淹没了黄浦江、笼罩了整个申城。
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小郭爱吹口哨，我爱哼豫剧，这时候特别谨慎，怕违犯禁令，惹出麻烦。我们这几个身负重要使命的采购员，不知道在哪里参加吊唁活动才好，不知道干些什么才能熬过这悲暗的时光。在旅馆里窝了一天，陈管理员看我们几个不知所以然，很快做出决策：“到湖州去，到乡下去。”
陈管理员是湖州菱湖镇人，而且他爱人已到了临产期。我们都理解他的善意安排。第二天就到了太湖边的明珠重镇：湖州。
湖州当时是嘉兴地区所在地，归吴兴县管辖，处在苏杭的中心地带，苏杭“天堂”的各种美丽和优势在这里集中展现，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乡”的美誉，走进湖州就走进了“人间天堂”。
湖州小桥流水，如诗如画，大小建筑上闪烁着文化，铭记着沧桑。它像一个沉鱼落雁的美丽少女，让人如痴如醉地品味它、欣赏它。但湖州也与其他城市一样，给人留下了一些说不清是好是哈（青海人对“不大好、不美”的一种叫法）、不好认同的印象。
第一次到湖州，住在市内一家二层楼的小旅馆。白天没太注意旅店的设施，晚上起来小便，二楼找不到厕所，到一楼也找不见，无奈只能找服务员询问。一位很客气的中年妇女在值夜班，她说：旅馆没有厕所，每一层放的那个马桶就是“解手”用的。当我回到二楼时，正遇一位男士跨在马桶上“唱歌”。到房间后，同屋的小郭问：找到没有？我说，这里只有马桶没有厕所。他用湖南土话骂了一句“嗫儿屁也！”又躺下睡了。我不行，必须去厕所。等刚才那人离去，开了门还没迈出门槛，听见有挪步声，抬头看见一位老妇女披着衣服趿拉着鞋走了过来，一时惊得发呆，又退回房间等机会。没想到，在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干净的旅馆尿泡尿还恁不方便！
我们住的旅馆南面是湖州很有名的苕河，桥廊回转，河水清澈，几条小船停泊在一边无声地享受着秋后的阳光。河边的台阶上有几位妇女在欢快地洗菜、淘米、浣衣。那天上午我们几个到街上闲逛，吃完午饭向旅馆返回时，我想在途中找个厕所方便一下，免得到旅馆后麻烦。经过两条街道一直没遇见，走到从河边拐向旅馆一米多宽的巷道里时，见路边有一个顺南北墙用砖砌成的高六七十厘米、长一米多的小水池。陈管理员给我指了指：这里就是解小便的！
1976年9月，到江浙地区执行调运采购任务。四个人在西子湖畔照了一张合影相。左一为组长陈业彩管理员，左三为赵士全司务长。
我不敢相信，却又不得不如此。前后看看巷道两头没有人，慌慌张张地解衣行便。憋了好长时间的一泡尿像箭一样蹿射而出，立时感到了轻松。当撒到约有一半时，听到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一位年轻妇女一手提水桶，一手提菜篮正从身后旁若无人地走过，神经一时收紧，正在外蹿的尿液突然吓得滞涩中断，随即悸出一身冷汗，又站很长时间才又滴出几滴。就这么一惊一吓，在以后十几年时间里一直排尿迟缓，总觉得有什么障碍，其实是得了一种神经性紧张综合征疾病。这让我一生无法释怀。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历史传统，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这些在湖嘉杭的“人间天堂”乃至上海大都市的次干道上是很正常的风俗，却使我惊吓出了毛病，而且十几年后才慢慢恢复过来。应该是少见多怪吧！
人还是多经历点事才见怪不怪，一个人多走一些地方才能真正理解一方山水育一方文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这段时间里，陈管理员带领我们三个走长兴、到安吉，从嘉兴到海宁，把湖嘉杭地区各县的供销社基本上跑了一圈，签订了一批购货协议（当时好像不怎么讲合同），拜访了47团转业退伍的老首长、老战友。中秋节、国庆节他们都争着邀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战友相聚，分外开心。这段时间过得特别有滋味。工作落实以后，闲来无事我们趁机参观了苏州园林，经大运河乘船到了杭州，西子湖、钱塘江、灵隐寺、岳王庙……美轮美奂、流连忘返。苏杭的美丽、江南的富饶、江浙人的睿智热情都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一直尊崇羡慕江浙人，长期向往赞赏苏杭的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
处在浙南沿海的黄岩县是我们执行任务的第二个目的地。由于它远离杭州，去一趟很不方便，上海商业部门答应帮我们催货、验货，但因蜜橘的质量问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觉得有必要去看一下，而且还计划到金华采购一部分火腿，这就需要到浙江南部走一走，遂决定去一趟温州。两次到杭州汽车站都被告知没有去温州的票。在杭州，《军人通行证》有很多优惠，码头、车站都有军人候车（船）优待位置，可购买去温州的汽车票却遇到了难题。后来经过熟人打听才知道，去温州的车票均被个人控制，四块多的票要卖十到十五元，高价票回单位没有办法报销，计划只好作罢。通过这件事，在我当时的思想上就留下了“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样板”（据说是周总理的话）的深刻印象。
第二次返回上海，记得是10月中下旬，从老战友那里知道江青、王洪文“被抓起来了”的消息，估计上海肯定很热闹，于是立即赶回上海。到了上海后，听说第二天全市大游行。没见过什么大游行，挺新鲜。第二天早上简单吃点早餐就往南京路上赶。乡巴佬进都市干啥都不方便。当天通过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外滩等主要街道的公交车一律绕道行驶，次干道上走的公交车在哪里乘坐我们不知道。有陈管理员这位翻译可以知道上海人叽叽喳喳说的啥，已方便了许多，只是上海人好像都兴奋得有点神经紊乱，没有心思给我们指路。10点多赶到南京路附近，人山人海，人声鼓乐如潮，根本无法靠近。我们几个毕竟年轻，拥着挤着招呼着慢慢接近要爆炸的南京中路。红旗如林，人如潮涌。游行队伍有工人、学生，有医生，有从乡下赶来的农民。五彩缤纷、彩旗招展，各种彩色标语飞舞着把南京路拥塞得水泄不通。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振奋，万众欢腾，如滚滚春雷响彻云天。
“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一幅幅大红标语，一声声激昂口号，让整个上海沸腾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又是“四人帮”控制的篡党夺权大本营。粉碎“四人帮”集团的胜利被上海人看作第二次解放。我们这些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上海的第一次解放，亲历当天翻江倒海般的庆祝活动，目睹上海人欢天喜地的胜利喜悦，就认为不管哪一次解放，不论什么样的喜庆欢乐也不过如此了。
从封闭荒凉的青藏高原到喧闹繁荣的上海，感受的不仅是热闹、繁华、文明、喜悦，更从视野上得到扩展，从思想上受到震撼。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们的世界很复杂！
这次调运采购活动先后三次到上海，停留十几天，对上海人文景观和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很深刻的印象。
我的家乡冢头镇，历史上曾因为是“水旱码头”，是烟叶、布匹、粮食集散地，有茶肆酒楼，有知名小吃，也因为“日进斗金”，即被商贾小贩称为“小上海”；而我们到了“大上海”，到了昔日的“十里洋行”“上海滩”，到了什么商品都知名、什么人都向往的“国际大城市”，从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惊异和向往。很想多走一走，看一看。虽然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苦于囊中羞涩不能买些什么，但能多看看也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享受。只是我这个新兵必须跟随领导和老兵之后，自由选择性几乎为零。好在他们与我有着基本一样的想法，还是走了不少地方：高楼林立的南京路，古朴典雅的淮海路，洋气十足的外滩，古香古色的豫园……处处充盈着新奇，处处充溢着惊叹。如果说上海奶糖、上海牙膏、上海日用肥皂、永久自行车、蝴蝶缝纫机等享誉全国的知名商品是对我生活情趣、生活质量的追求性影响，上海的人文景观和城市风貌及文化氛围，则是对我观念、精神、意识的撞击性提升。这样的城市真正是我们国家现代文明的火车头。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亦该如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任重道远！
大游行两天以后，我们专程拜访原47团政治处的陈干事。他是湖州人，找个爱人却是上海姑娘。转业后分配到湖州商贸系统，组织上为照顾生活上的方便，被安排常驻上海办事处。第一次走进上海人的家庭，很有些拘谨。
上海人特爱干净，习惯于进门脱鞋，条件好的换穿拖鞋，一般也有穿袜子或打赤脚进屋的。我们四个人的到访，老陈家没有那么多拖鞋，仅多出的两双由走在前面的两位领导换上，我和小郭只能穿袜子向里走。看到他们三个人都穿皮鞋，我一个人穿解放鞋，庆幸离开时不会穿错鞋。老战友见面，无比欢欣，一番握手问安欣喜寒暄后，老陈的爱人开始给我们上茶。本来高高兴兴的大嫂这时双手捧着茶杯却是鼻子扭曲，闭嘴挤目，表现出难受相。第二次一只手端茶一只手用毛巾捂着鼻子，不仅没有再客气礼让，而且没有看我们一眼就像怕瘟疫传染一样退回了伙房，并以命令式的口吻喊老陈把最后一杯茶给端上桌。
我看到老陈爱人表情迅速变化，面色瞬间恶化，绝对是因为我们几个的“脚”，是我们几个的脚太臭！四双臭脚把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客厅很快污染得臭气灌鼻，刺脑钻心。不仅是我，他们三个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严重问题。然而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又不能马上走开。情急之下，我立即站起来说：“陈管理员，我到外面邮局把昨天说的那个电话打一下吧！”我非常清楚，他们三人穿皮鞋，我一个人穿解放鞋，我这双以出汗为优势的大脚加之解放鞋的严密包装，所排放的臭气足足超过他们三人之和。
话音刚落，小郭也站起来说：
“咱俩一起去吧！”
我佩服湖南人的精明。一句话没说完他就知道啥意思。
陈管理员笑着说：“好，不要走得太远。”
我带着愧意、歉意走出了老陈的家。心里在想，我们平时总是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其实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没有那样的层次，没有应有的做派，怎么让人家看得起你！
到街上后约小郭先找家商店买一双袜子。以前一说买东西就怕花钱，今天站到卖鞋袜的柜台前再没有多考虑价格贵贱的问题，很爽快地掏出八毛钱买了一双上海产的丝光袜子。当时想穿上新袜子，免得再熏人家，小郭笑着说：“你小子的脚不好好洗洗，穿上新袜子还是臭死人！”我无言以对。
一星期后我们去海宁县峡石镇订购咸菜，退伍的海宁籍战友带我们去织袜厂参观，内销袜子三毛五分钱一双，对解放军优惠，每个人可以买四双。陈管理员看我兴致高，他的指标也让给我。一次花两块多钱买八双丝光袜子，下决心不再因臭脚丢人，而且还可以回去送个礼。
青藏高原属于国家十一类工资区，在天峻县的工人工资比内地高百分之四十。战士的津贴第一年是九块五毛钱（内地是六块），第二年就是十一块五毛钱。长途出差每天补助一块五毛钱，我们执行采购任务，师里又适当给了点补助。即使这样仍然是不够不足加紧张，时时想着咋能节省一点，咋能少超支一点，每次花钱往往在几分几分上抠来抠去。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发现大上海也有不少不大的地方，有些习惯对我们这些“小气鬼”还有点适应。
计划经济时期吃饭必须有粮票。部队外出要带全国通用粮票，它的价值不亚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心中的美元。在上海吃饭时拿出来一张五斤、十斤的全国粮票使用，食堂售票员会眉飞色舞，立马阴天转晴，甚至可以很大气地走出玻璃隔墙为我们选座位、送筷子。上海粮票的不同之处是有半两票，有二两半票。一根油条半两票六分钱，一碗光面一两半票八分钱。进入20世纪90年代，多数人营养过剩，洪昭光教授教导我们“饭吃八分饱”，结果往往吃撑得慌。而当时，早餐一根油条、一碗光面，估计有六分饱。每当陈管理员问我：饱不饱？我正色道：饱了！饱了！好像那时候没有追求八分饱的保健量，只想到能不饥就行，能不超支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