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玉米收获的季节，女站长就无影无踪了。全乡五万亩地的玉米，三分之一没有结棒。好家伙，大批的群众去种子站闹，砸大门，封了仓库。种子站人去楼空，便闹到乡政府，扬言要砸乡政府。张浩然打电话给他，要他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弥补损失，千万不能酿成大祸。接到电话他就召开班子会，分头做工作，想办法弥补群众的损失。班子会没散，群众已经堵住了会议室的门口。于是，各路记者、上面领导、工作组一下子都拥进了乡政府。全社会的焦点都聚集在这件恶性“假种子”事件上。他本来是打算给群众办好事儿，那时县里正准备推荐他为副处级的后备干部。万万没有想到，他因“假种子事件”成了焦点人物。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他跟女站长怎么怎么着。钱妮娃也打电话，确定他是否已经逮起来了，准备给他送饭。钱银行，已经退出了钱湾的历史舞台，也为他去了省城。
不久那个女站长就落网了，一万块钱的事儿随着也抖搂出来。检察院早就想捞他这一条大鱼。当检察院的人天兵神将似的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叹了口气，摇头拉开抽屉，拿出教办室主任给他打的收条。那天，他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教办室的主任来了，说有一所学校再不修就要出事儿了。他就把这钱拿出来修学校了，让他打了一个收条。
这次进来之前，他精神支柱一直是钱湾的风水。他经历那么多的事儿，每次都化险为夷，全仗那神奇的河湾庇护。现在，他仍旧相信他能出去的，“黑电话”会竭尽全力地捞他。
就是那天，检察院的人走了之后，乡长才跟他透出了实底：G在别的乡就出过事儿，也是种子问题。不过，那是小麦种子，说是引进的新品种，结果麦子出穗后出现“几层楼”。传说她把自己亲戚家的麦子当成良种卖了。好在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就不了了之。这次，她主动要求来胡湾乡，就是看侯书文是做大活儿的手。
不过，侯书文跟G后来的来往，是因为“黑电话”。“黑电话”不让说G，因为他跟G的关系太不一般。
那时候，他对钱还是能把持住的。他对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该收的钱，绝对不要。他不是不想交代。他收过谁的钱，收了多少，实在记不住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他想腐败，而是身边的诱惑太多。
他退过谁的钱倒是记得清楚。想起退过的那些钱，他心里充满凛然正气，他也曾廉洁过啊，也为党和人民作过很大贡献。他是不够检点，可比那些贪得更多，做得更过的人，只是个蝌蚪而已。那么多大鱼都漏网了，偏是他那么倒霉。确实不是总结成绩的时候，如果总结，也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想起这些他心里充满了委屈。
侯书文看着摊开的材料纸，手里的笔迟迟没有落下，往事儿像烟一样漫过来。
独白二
自从张浩然和我谈了话，我就下定了决心，干出一番事业，A不是我的女人，那就把她从我心里割去，反正我心里已经伤痕累累了，何妨再添一条疤。
我从一般包村干部做起，为了跟老支书取“真经”，就跟他一起住在他家的牛屋里，任热牛粪炙得我眼泪汪汪。他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是处理一起纠纷。一个组长因收提留款，跟一个乡干部的弟弟打架了。组长要求拘留乡干弟弟，不然就串通所有组长“撂挑子”。乡干弟弟要求撤掉组长，不然就组织人上访。当时，乡里要求三天完成任务，事情发生在第二天。我急得热锅上蚂蚁似的，他却说：不急，冷一冷。他稳稳当当地摆上酒桌，让我陪他喝酒。天黑了，挨打的组长就绷不住了。事儿不处理他没法工作，任务完不成，奖金就没了。老支书说：来，喝一杯。派出所我去几次了，人家正取材料，还得几天。你放心，就是派出所放过他，咱也不放过他。组长走后，老支书跟我说：火候到了。乡干如果找你，你就往村里推，不要表态。
到了第三天，乡干还真找了我，说组长素质差、胡来，得把他撤了。我支支吾吾地应承着，到了村里如实向老支书禀报。他说：你先去把组长叫来。我把组长叫来，组长一进门，支书就说：兄弟，为了你，俺已经向乡党委辞职了。
组长急了：那会中？他说：没法儿干。让他大喇叭上检讨检讨，还差不离，拘留人派出所当家，人家是乡干部，派出所会向咱？俺腿都跑细了，派出所只说材料不够，拖。
组长就让步了，说：检讨也行，得在大喇叭上。老支书说：俺和小侯尽量做工作。组长走后，老支书让我去叫乡干弟弟。乡干弟弟来了，他让我先跟他谈。当我说出商量的意见时，他一蹦老高，说我们向偏。平时他从不把组长放在眼里，这回让他在大喇叭上检讨，这不是往他脸上滋尿吗。老村支书任他蹦跶，掏出一根烟，在左手拇指盖上磕了磕，然后点上，慢悠悠地说：这是你哥的意思。乡干弟弟瞪大眼睛说：俺哥的意思？是啊，不信你去问问。他不过是拉着他哥哥的虎皮，哪敢去问。老支书掐灭了烟，站起来说：你不说也行，那我就跟张书记如实说。你知道张书记最烦乡干部掺和村里事，要是因为这事对你哥有看法，你可别后悔。喇叭里终于有了乡干弟弟检讨的声音。可是，除了他从嗓子里清出的“吭”声外，下面都是我用筷子敲盆底的声音。乡干弟弟走后，老支书掏出钱对我说：你去把这钱交给组长，说是乡干弟弟交的，让他赶紧把剩余欠款收了。如果乡干问你，你就说组长要找张书记，你拦下了，替他把钱交了。他肯定会还你的，还了你再给我。我傻乎乎地问：怎么不说你替他交的？老支书摇头道：那样，他眼睛要长在头顶上了。
拿到奖金，我向老支书请教怎么那样沉住气。他说：一切都在掌控中。组长不能撤，乡干弟弟也不能拘留。其一，组长和乡干是一门人，论关系他们最近，他们和好了，咱都是外人。其二，有好多事情，乡里怎么说，村里不能那样干。那样干一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村里跟乡里本来就是两张皮儿，如果乡干搅和，俺这个村支书也干不成。其三，俺是支书，得给组长撑腰，不然谁还愿意跟俺干？你以为这小村官好干？
我跟老支书成了莫逆之交。让我惊讶的是，一个村官竟能够如此纵横捭阖，可见国人智慧。我开始明白，攻心与谋略在官场上的分量，远比政策法制重得多。当然，也理解了钱银行怎么会和住在他家里的“劳改”有了“换帖之谊”。钱银行是谁？待他看清“劳改”日后的价值，便有了“钱湾结拜”，就连我这个冤家也是他结拜的受益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种眼光的。那次，老支书去颍川找我，酒后跟我说，从那会儿他就知道我不是个凡人，老钱（银行）有眼光，大有没有抢在钱银行之前把女儿嫁给我之憾。也是那次接待他，招商局局长把我给告了，而张浩然还正儿八经地找我谈话。
张浩然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我的恩人，从一般干部到乡党委书记，是他一手把我培养出来的。张浩然跟钱银行的关系，跟我和老支书的关系差不多。钱银行虽然知道我怨恨他，还是跟张浩然说我是块好料子，而张浩然也说，他相信钱银行的眼力。由于张浩然的提携，我三十岁就当了党委书记。张浩然还亲自跟我说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厅级干部。开始，我待他确如恩师一般。我和张浩然的关系出现裂痕，是因为农民负担问题。
独白三
我当乡党委书记后，自然要往副县上奔。进入官场，升迁就是灵魂，谁都无法回避。那时候中央对农民负担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准超过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为了多收钱，我们就得把农民纯收入定高。张浩然是“减负”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像贼一样盯着我。他说：其他的乡里情况我不了解，你们乡里情况我最清楚。没有办法，我只好压低。可是，我要协调各层面的关系。我需要钱，自己又不会生钱，我不加重农民负担，我的负担怎么办？
你不让我弄，我就变通。你定你的百分之五，我不在这说事儿。不是还有“一事一议”、“义务工”吗？我就在这里做文章。我召开班子会，把意见跟大家通报了，当然没有谁反对。征收方案也是保密的。收钱时，邻近县传来消息，一个乡因收统筹提留出了人命案，副县长受了处分，党委书记被撤职。我心里惶恐不安，就一个人骑上自行车下村。半路上，看有个算卦的老头，就下车给老头递了一根烟，让他给我算算前程。
他打量我一番说：面相好啊，一看就是个当官的。眼不大却有神，耳不大却有轮，嘴不大却有唇。天庭饱满，地颏方圆。鼻翼宽大厚重，鼻，土根也，土生金，有钱。福相啊，能到巡抚。不过，你做了官可别跟侯书文那个龟儿子一样啊。他横征暴敛，欺压百姓，霸占他小姨子，不得好死。他一棍把我打蒙了，我顿时火冒三丈，可还是耐住了性子问他：你认识他？老头说：俺不认识，可是天认识，地认识，人心认识。
我陡然起身，看到了老人嘴角上挂着冷笑。那冷笑像冰刀一样刺进我心里。他说：你还没给钱啊。我甚至没有回头，骑上自行车走了。一路上，我心里特别窝火。我是那样吗？我修了那么多的路，种了那么多的树，打了那么多的井，为盖学校争取了那么多的资金。我为企业发展跑上跑下。我没黑没白地干，累死累活地干，有谁记住了？是啊，我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可是上面检查，我不喝行吗？我也不想喝，不想陪，可是，这关乎一个乡的形象，关系到一班人的前程。我也不想收钱，可是教师的工资、干部的工资，还有这么多要干的事儿，我会生钱啊？那一刻，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山西老陈醋。
他肯定认识我。我是做过许多老百姓不满意的事儿，都是迫于无奈啊。县里要搞作物布局调整，我犁掉了群众的麦子，种上了苹果，谁知苹果树在我们那儿根本就不结果。虽然群众利益受了损失，可是县里领导肯定了我。我想多为群众干好事儿，可是群众能管我的提拔吗？我想起了那时流传的民谣：农民有两怕，一怕家里出浑蛋，二怕书记提副县。我一路反思，胆囊破碎在心窝里。
他当真认识我？回到乡里，我就把派出所长叫去，让他查一查有没有在路上摆摊儿算卦的。他们拉网似的查了一个月，也没有查到一个。也许，那神秘的老人是上天给我的谶语。
不管怎么样，有了钱，我就开始了下一轮的竞争。我在一个宾馆套房里找到那位市委领导。当时，那是市里最高档的宾馆，里面铺着“花开富贵”的厚软地毯。那时候，我和他已经相当熟悉，已经完全抛开了钱银行的老关系。他告诉我，只要推荐这关能过，他保证市委常委没问题。我一直和考核组的一个朋友联系着，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常委会上提交提拔人员名单时，张浩然突然说，有我一个信访批件，关于农民负担的。其实，征求常委意见也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张浩然这样一搅就变味了。县委书记当即就说，还是浩然同志警惕性高啊，我们险些闹出政治笑话。衡量一个干部的标准，不能只看政绩，要综合考虑。其实，县委书记心里真是感激张浩然，及时雨啊。按要求上报三名后备干部，我是第二名，排在我后面的是县委书记的同学，正常情况下，我被提拔是没有问题的。而排在后面的那位就危险了，正在为难之际，张浩然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书记表面上正气凛然，心里却欢天喜地。其实，张浩然完全可以把那封信压一段时间，等我提拔以后再查，他也不担什么责任。张浩然——我的恩师，却唱了这出戏，可想一片愕然。
会议结束后，他倒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说是为我好，请我理解。我一句话都没说，就去省里住了医院。
我住院期间，张浩然和钱银行一起去看我。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两人会一起去，钱银行已经很老了。张浩然拉上他，可见用心良苦。我不禁悲从中来，难以自持地流出眼泪。我以为我把眼泪交给了颍水河，就不会再流了。没想到，名利场还是刺激了我的泪腺。张浩然只说一句话：你还有机会。钱银行领着张浩然去找当年在钱湾劳改的老领导的儿子，他当时正跟着一个省委领导做秘书。说是为了我的事儿，我想，张浩然也是为了他自己。他并没有生活在真空里，他也想进步，面对官场，他同我一样无奈。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钱银行的关系，张浩然还是对我手下留了情。
传闻八
侯书文交代的东西很有限。他不考虑成熟绝不会写在纸上，白纸黑字就是证据了。他等着黑木筷子的出现。可是没有面条，只有馒头。这种生活生不如死。他在县委小伙吃饭时至少也有六个菜，除非哪天想养养胃，别再遭受大餐的蹂躏，才找个小店吃点可口的饭菜。
没有水喝，他觉得快要脱水了。他后悔糟蹋了太多琼浆玉液，这也许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专案组似乎在等待他的崩溃。他也到了忍耐的极限，之所以还绷着，是因为还有“黑电话”那根救命稻草。不是因为友谊，而是因为都在一根绳上拴着。“黑电话”到底工作做得怎么样？
侯书文还很清醒，还不到放弃的时候。“红地毯”？不！还是接着上面的写吧。
交代材料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