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娘大概生于1925年，今年八十四岁。籍贯、父母、生辰、姓名皆不详。
我干娘七岁那年，大概端午节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她娘带她去柳家集她姨家借粮食。
那时的柳家集就有些名气了，不是因为集的规模，而是因为有一户大家。这户人家当家的叫柳老歪，其实柳老歪长得很齐整，就是心眼多。柳老歪本名柳德山，据说当时生意做得很大，除了药铺、当铺、绸布庄，还参与了军火买卖。就像四川大邑因为刘文彩而有名一样，柳家集是因为当时的柳老歪而有名。柳家集开始只是一条小巷子，几家铺子，大都是冲着柳老歪家的需求而来。这条小巷子在柳家大院的下手，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一条街道，附近的庄户人家也赶这集。赶集的人多了，临街的铺面也就多了起来，锅盔、蒸馍、油果子、胡辣汤等各种吃食一应俱全。再后来，黑河那边靠近柳家大院的地方，偶尔也有货运，便有了一个小码头。码头形成，人气也渐浓了。
一说去柳家集的姨家，我干娘便欢天喜地，大概类似现在的孩子去游乐园。她们娘儿俩去时高高兴兴，回来时我干娘她爹已经倒在血泊里，家里翻箱倒柜的一片狼藉。她娘明白了，孩子她爹曾经贩过烟土，可能是被土匪盯上了。那时候遭匪、抄家、丧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干娘的娘，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望着七岁的闺女，不知道没有了男人，将来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她家里没有地，男人在时农忙期间外出打打短工，农闲时走村串户贩点针头线脑。她在家里帮着人家做点女工，挣点零钱，换些油盐勉强度日。
男人没了，天就塌了。她看着冰冷僵硬的丈夫，一滴泪都没有。尽管已经到了夏天，但她身上的津液好像都变成了冰坨坨。面对日子，她一下子撞到了墙上，撞碎了一切。埋葬了丈夫，吃完借来的粮食，下地挖了三天野菜，又吃了三天的倭瓜叶，她就躺在床上吐绿水了。
她拉着我干娘的手说：去柳家集你姨家吧，就说你娘说的，将来做她的儿媳妇，你还能有个活命。
我干娘，一个七岁的孩子，走了两天，才到了十几里外的柳家集，见到了她姨便昏倒在地。当她被两碗小米汤灌醒后，就哭了。她姨问她怎么一个人来了？她说：爹死了，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娘让我做姨家的儿媳妇。她姨没说话，搂着她哭了。哭完之后，到馍囤子里拿了一个白蒸馍，让她吃。她姨家在集上开了个蒸馍铺，日子还能凑合下去。待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一个白蒸馍，她姨已经套好了小驴车，和她一起去了她家。她们赶到时，两间草房已是人去屋空，她娘不知道死了还是活着，从此杳无音信。她们娘儿俩坐在地上痛哭了一场，就打道回府。临走时，我干娘没忘拿上她挖野菜的小笆斗，跟她姨说：姨，俺会挖菜，还会烧锅。俺能替您干好些活儿。
她姨没有说话，只是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把她抱上车，甩动着驴鞭上了路。
我干娘从此成了她姨家里的童养媳，算是比她大两岁的表哥葫芦的媳妇。我干娘的姨家有三个孩子，除了她小丈夫兼表哥的葫芦，还有一个和她同岁的表弟倭瓜，一个小她两岁的表妹菜花。她的小丈夫葫芦，对突如其来的表妹兼媳妇，并没有特殊的恩爱，相反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敌意。他的敌意来自那个白蒸馍。他们家虽然开着蒸馍铺，日子并不富裕，平日里只吃麦麸子和粗粮，从来不吃白蒸馍。他看到这孩子一到他家就吃到了白蒸馍，心里十分忌恨。
馍匠柳的日子过得很匆忙。他三天上集籴一回麦子，一回籴六斗，然后要淘净晾干，晾干后就磨成面。一天磨两斗麦子，磨是他们自家的大石磨，家里的那头毛驴是拉磨的主要劳力，孩子们都要帮着推磨。麦子磨好，箩下的面蒸馍卖，箩上面的麸子就是他们的口粮了。照常，是我干娘她姨头天晚上就用面头（头一天发的面，留一小块作为第二次发面的酵母）和一块面发着。他们从来不用“酵子”，因为“酵子”容易发酸。三更时她姨夫起来结面，待到四更时，她姨要起上两三回，看面是否开透。如果面开透了，他们便开始盘面，面盘到柔如棉花、韧如糖稀时才算刚刚好。盘好面，还要长一个时辰，才能再揉馍。揉馍时，火就得生开，揉好的蒸馍放在盒盘里长着，长到手拍馍像拍在棉花瓤上一样暄，就可以装馍了。待天放亮时，热腾腾的白蒸馍就可以起锅了。她姨夫用独轮车推着馍囤子赶陈州城的大集。大集散了，剩下的再回柳家集卖。她姨夫除了籴麦子、推磨、盘面，还得劈柴、赶集。
我干娘的活计是从烧锅开始的。她通常是两眼酸涩时就被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锅灶前，晕晕乎乎地烧锅，只有等到蒸馍起锅时才张开了睡意蒙眬的双眼。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暄腾腾的、发着光色的蒸馍拾到簸箩里，稍后放进蒸馍囤子里被姨夫带走。从掀开蒸馍拍子那一刻，我干娘就开始用眼睛“吃”蒸馍了。虽然是用眼吃，但是口水还是不停地涌出。在她姨拾蒸馍时，她的口水是不能吐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咽下去。肚子被不停地空吞激怒了，“咕咕”地抗议。我干娘毕竟还是个孩子，有时候白蒸馍把眼球都吸鼓了，看到忘情处，就被姨呵斥一顿。她只得忍受着肚子的叫唤，起身收拾蒸馍用的家什。可是，不管她肚子怎么叫唤，不等全家起来，她是吃不上黑窝头、喝不上蒸馍水的。
馍匠柳家的孩子，见过太多白蒸馍，吃到的却太少。因此，吃一个白蒸馍是他们切实又渺茫的希望，偷馍就是惯常练就的本领。可是，馍匠柳家里的蒸馍是有数的，一斗麦子磨三十七斤半面，一天两斗麦子的馍，一共是三百七十五个。揉馍时数一次，装笼时数一次，装囤子时又数一次。一锅多少蒸馍像他们的指头一样刻在潜意识里。少一个蒸馍对于馍匠柳家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故。因此，孩子们偷一次馍要冒很大的风险，每一次挨打都是蒸馍惹的祸。
那天，馍匠柳进城里回来得有些晚。大雾像滚滚浓烟，模糊着行人的视野，赶集的人不多，蒸馍卖得也不好，他的心情像身上的马褂一样被大雾打得湿漉漉的。他怀着潮湿的心情，劈着同样潮湿的木柴。
劈了一会儿，他便觉得浑身黏糊糊的，里边的湿跟外边的潮搅在一起，从里到外的湿黏。他扔掉了手里的头，脱掉马褂，闷声闷气地蹲在捶布石上吸烟袋。一袋烟抽完，他喊葫芦给他盛碗蒸馍水。葫芦走进蒸馍房，不一会儿端着个空碗出来了，附在他爹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什么。馍匠柳一脚踢飞了脚下的劈柴，冲进了蒸馍房，继而就传来了响亮的耳光，接下来是我干娘凄厉的哭声。
我干娘她姨知道后，更是怒火万丈，让我干娘在一块土坯上跪了几个时辰，直到她晕倒在地上才算了事。她姨流着眼泪说：俺养的是儿媳妇，不是家贼。再少一个馍，你就从这个家滚出去，想死哪儿死哪儿。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干娘什么都不敢说，但她明白了：倭瓜告诉她，娘想吃馍哩，让她拿一个送到堂屋里。其实那是他们几个设的圈套。当然，她还不知道，她姨根本就不在堂屋里，堂屋里等候的是葫芦和菜花。如果她把馍送到堂屋，他们就能过一回嘴瘾。这一切的总导演是葫芦。
这场惨痛的教训不但治住了她，而且还有一项新任务，就是看住她的表兄妹们。我干娘的日子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