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
司马光先生继续用历史来演绎“名分”的至尊地位。
《左传》记载，卫国孙桓子率领军队攻打齐国，结果大败。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孙桓子还不错，想报答救命恩人，决定赏赐于奚几座城池，特许他在那里收税收费收保护费，五十年不变。所谓食邑，就是封地，也叫采邑，士大夫在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力和收费权，连土地带人民都属于食邑主。食邑可以世袭，当然也可能在兼并和战争中丢失掉。“五十年不变”当然是个玩笑话。秦汉以后推行郡县制，皇族子弟和功臣虽然也有食邑，但在其封邑内渐无行政权，仅有收取赋税的权力。
孙桓子的奖赏没想到被于奚婉言谢绝了，估计这位老兄特有钱，不在乎物质奖励，他提出来要在自己的马车上装饰“繁缨”，这应该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志物。孙桓子一听不用花银子就能办事，有这样的好事，于是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
孔夫子听到这件事后发表了评论（能让孔夫子亲自评论的时事新闻不是很多哦）：“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孔夫子认为，于奚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而是“名器”，是一种政治待遇，是一种身份地位，这个东西是世袭传承的，不能随便给平民老百姓。
按道理，救了国君，功劳是大大的，奖赏一个贵族身份也是正常的。现在英国就玩这一套，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奖赏个贵族爵位，颁发个勋章，惠而不费，我看挺好。记不得哪位西方高人说过一句话：“对有功国家者，授以其荣誉，而不要给予其特权。”
问题是，中国古代的“繁缨”和英国的勋章不一样，如果只是一种单纯的荣誉就简单了，在中国，功勋和荣誉往往要和官衔级别挂钩，官衔级别往往又和特权挂钩。所以，“繁缨”不是一个简单的荣誉问题，搞不好“繁缨”比食邑的利益更大，先贵后富比之于勤劳致富成本更低、路径更短。
打孔夫子记事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礼崩乐坏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没有真正的贵族。所以现在看到日本、英国有华族贵族，贵族还有族徽族旗，讲究得很，我们权当异域风情看待了。
中国的贵族都是官僚演变而来的，官宦三代，才懂穿衣吃饭。问题是，中国做官何其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的连三世都混不到，就被罢官抄家了，像《红楼梦》里的贾家，一听到宫里来人，就吓得提心吊胆。中国社会没有中间层，华丽的皇族像一个黄金打造的屋顶，但是支撑这个金顶的，不是木头，更不是石头，没有相对稳定并且有一定数量的贵族阶层，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农组成的秸秆，秸秆被压得撑不住劲了，就自己点燃，变成烧熔金顶的烈焰。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方面强调名器贵重不可与人，一方面卖官鬻爵又史不绝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