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智伯亡）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
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
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豫让为报智伯之仇两次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他为了刺杀时具有隐蔽性，“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这种自残行为，体现了一种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对此事不愿张扬，略写之。而在另一位司马那里，豫让的故事却很有生气，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是所谓的“士”，他提出了士的两个标准：一、士为知己者死；二、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为知己者死是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现。知遇之恩，对于士来说，是报不完且必须以死报之的。这种精神，在侠士那里得到体现和张扬，并且沉淀在中国士大夫的性格当中，挥之不去。
豫让还用生命为“士”确立了这样的定义：守诺，守节，讲义气。
豫让要为智伯报仇是第一层目的，彰示忠诚、“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是更高层次的目的。
可以想象，智伯死后，他的旧臣是怎样摇尾求欢于新主子的，这种变节行为，豫让一定目睹了许多。可以说，他对这些变节分子的切齿之恨，是大于对赵襄子的杀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没有为了接近赵襄子而搞个什么假投降，他认为，作为死士，只能承诺一次，就像节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论什么目的，这是绝无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为投降以后再刺杀新主子也是一种“背叛”，根本不存在什么“曲线救国”，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况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让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神圣的信念。
赵襄子第一次捉住了豫让，对豫让很尊重，因为他是“义士”，所以要“谨避之”，赵襄子的表现，很有政治家风度。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又失败了，在《史记》里，结局是这样的：豫让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得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豫让请求赵襄子把自己的衣服挂起来，让自己“刺杀”一次衣服，演一场“斩黄袍”，满足自己最后的愿望，赵襄子同意了。
赵襄子之所以同意，也是想借豫让的忠义行为给自己的部下上一堂活生生的忠君教育课。
在《史记》中，豫让是在“报仇”之后，自杀而死的。这与《资治通鉴》不同，我喜欢司马迁的结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之前发生的，司马光是在“倒叙”，下面接着的是正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