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孝章皇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
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kuí）足矣。”
从公孙述完蛋到章帝晚期，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天下太平，汉帝国的子民不再遭逢战乱，一方面民间的元气在恢复，另一方面帝国的政治管理再次走向成熟，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章帝刘炟十九岁继位，做了十多年皇上，正是有感觉的时候，用“意气风发”来形容，应该不为过也。
后汉初期，刘秀、刘庄两代帝王都实行“严以治吏，宽以抚民”的执政理念，明帝刘庄对宗室兄弟也严，制造了楚王案，牵连了不少官吏。不过，统治阶层的这种内部相斫（zhuó），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应该不是很大。中国老百姓的看客心理是长期修炼出来的，平头百姓看着这帮权贵杀来杀去，没法不偷着乐，眼见你起高楼，再看你楼塌了，好不快乐也么哥。
历朝历代，开国之主雄阔孔武，越往后遗传风格就越文弱，三代官宦学会穿衣吃饭，何况帝王家。后代的皇子皇孙，从小有奶妈全陪，有师傅教导，流氓习气是改掉了，经典著作也读多了（是否读通是另外一回事），于是全盘文化了。汉章帝刘炟和汉元帝一样，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以礼教化以德治国”这一套儒家的主张是完全钦服，做草民没有怀疑精神容易被忽悠，做皇帝没有怀疑精神也是麻烦，而且是大麻烦。
读书过多的皇帝一般有个坏毛病，就是要在文化学术上扬名立万，要创造自己的理论思想。《汉书·礼乐志》上说：“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kù）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huò）》、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看到历代圣君个个在理论上有建树，干部群众肯定都要晕菜。你想想看，古代的领导同志要作个报告，开头都得这么说：“在黄帝《咸池》思想、颛顼《六茎》理论、帝喾《五英》精神……以及周公《勺》的发展观指引下……”
既然前贤有榜样在，后来的皇帝就不免要蠢蠢欲动。
曹褒上疏建议：“宜定文制，着成汉礼。”这事在《后汉书·曹褒传》里，有个明确的前提：“褒知帝旨欲有兴作。”皇上想折腾，自然有好事者。
章帝想创作（当然是他提要求秘书代劳）一整套规范君主和天下臣民的“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于是他找到了曹褒。曹哥哥“博雅疏通，尤好礼事”，本人也经常感到“朝廷制度未备”，所以君臣二人可以说情投意合。
曹褒在章帝刘炟的指导和要求下，以刘邦时代由叔孙通编撰的《汉仪》十二篇为底本，开始“科学地继承和发展”经典的思想和主义。好在曹褒哥哥素有专攻，不到一年工夫，“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一部正式的国家大典《汉礼》修撰完成。章帝虽然看到了新的理论体系的文本，但还没有来得及宣传贯彻，他就驾崩了。
在章帝时期，曹褒一个人就把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科研院所、体制内外的学者专家的活全揽了，这玩意儿还不把学者专家们全部急坏了、气晕了。
“一世大典”岂能容一人独专，大伙有的上疏，有的召开记者会，有的发帖子，强烈要求“集全国人民的智慧”来做这件事。
在这事上，我认为章帝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章帝刘炟对这帮汗都急出来的学者专家们说：“在路边盖房子，三年都盖不好，把你们召集起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伙天天在一起吵架、打笔墨官司。尧作《大章》，当时就说：“夔一，足也。有夔一个人就够了。”
（后来“夔一，足也。”这句话讹传成“夔，一足也。”于是又出现了一只脚的一种动物“夔”。）
“集体智慧”往往是平庸的，“集体创作”更是不靠谱的东西，不仅文化创造是这样，就是典章制度的撰写，也大抵如此。
顺带说下，曹褒在接下来的和帝时期，被指控：“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差点把小命贴上。文人相轻，以至于到了借刀杀人，而且借的皇家的刀，这种事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还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