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青龙四年（公元236年）
十二月，癸巳，颍阴靖侯陈群卒。群前后数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正始（曹芳年号）中，诏撰群臣上书以为《名臣奏议》，朝士乃见群谏事，皆叹息焉。
袁子论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答曰：“夫仁者爱人，施之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有相当篇幅是几位大臣劝谏曹叡的帖子，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普世价值讲到民生福利，从远古讲到今天。有直抒胸臆的，也有曲折婉转拖长长尾音的，曹叡对风格多样的批评全部笑纳，“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然皆优容之”。
曹叡是一个有不少毛病的皇帝，这让大臣们老有话说。曹叡又是一个比较优容的皇帝，这让大臣们不仅有话说而且也敢说。在中国，给皇帝提意见是一件风险巨大的事情，但遇到曹叡这样的皇帝，反而倒培养出了一拨批评家。
曹叡刚上台的时候，刘晔调侃少东家，说曹叡“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要是曹叡及得上秦皇汉武，当时就不会有那么多批评家，也编不出什么《名臣奏议》来。
批评皇帝，有时是风险很大的活儿，搞不好脑袋就得搬家；有时也是一件可以爆得大名的活儿，历史上不时会出现一些批评家，口出诤言却能活得有滋有味游刃有余。
建议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陈群，在曹叡朝似乎不讲话了，在大鸣大放的批评活跃的时代，这么一个有资格有学问泰斗级的人物却缄默不语，让人们感觉很奇怪。一直到了曹叡死后若干年后，要编《名臣奏议》，大家才从皇家档案里翻出来陈群的批评，原来他一直坚持私下的批评。这种私下的批评不管涉及什么问题，首先一条不会被怀疑是“讪君卖直”，很自然地被认为是一种照顾脸面的——用现在某家报纸的标榜自己的话就是——“理性、建设性”的批评。
与此同时，杨阜的批评动静就大了，“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与人言未尝不道”。听到皇上有错误就兴奋，也可以叫“闻过则喜”。
杨阜式批评遭到了后来批评家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家心里有一个硬杠杠，那就是“忠是硬道理”，所以杨阜只能算是个“直士”，而不能算“忠臣”。陈群这样，把应该讲的话讲了，同时又不扫皇上的面子，这叫爱君。古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爱君是最核心的一条，所以陈群是君子，是忠臣。
肯定陈群的方式，等于把被批评的君主设定为这样的状态：他是人民利益和意愿的天然代言人，他仅仅是不知道怎么做，而不是不愿意做，他是愿意并且坚定地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因为帝王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他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大臣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他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他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老百姓有好处，皇帝就照你的办。基于这样的判定，一切批评和监督都应该是和风细雨式的，陈群式的，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要把所谓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历史的经验证明，不管是古代的帝王还是现代政党，当他们满怀崇高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宣称自己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也许这一刹那是真诚的，也许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承诺并这样去做的，但是老百姓不能就此认定他们会真诚到永远。
所以，批评不仅是一种认知上的提醒，更是一种意愿上的压迫。而当权者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自觉承担，当他们失去了在野时的社会理想，就会蜕化为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和人民头上的霸王。批评必须是公开的，只有公开才有修正错误的强迫力量，公开的批评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有情绪的”、“揭露性”的批评不能充分公开甚至不能偶尔存在的时候，标榜自己“理性、建设性”，相当于承认自己膝盖还在打弯，也等于宣告自己“不惹事、不添乱”。
反对大兴土木，在古代也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恭敬勤俭，爱惜民力，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不管哪一派学术当红，这一条都是可以天然正确的，这是诸子百家各种主义交集的普世价值。所以，大臣们拿这个题目做文章，越笼统越高调越正确。即使如此，陈群还是采取了风险最小的做法，这种做法其实只比默许和怂恿稍稍强一点，但这种方式被认定为一种最符合官场规则的方式。
从陈群的行为，曹叡看透了士族官僚的心理，所以在他比父祖辈面临多得多的批评时，根本不慌，因为空前繁荣的“名臣奏议”活动，洋溢着“理性、建设性”的主旋律。当直士和忠臣成了国家的对立面，上下都用娴熟的技巧应对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迟早是要出乱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