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喜欢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从人堆里找出来，这是让历代王朝头疼不已的事情。原因很简单，人才们出生时，脸上也没刻字，表明自己是国家的栋梁、下凡的神仙，他们和我们这些庸人一样，都拥有极为相似的没出息模样，他们也是吃着手指头，见到好吃的满嘴流口水，吃饱喝足倒头就睡。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原理，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只有人才自己知道，在需要人才的人和人才之间，对一个人真实能力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虽然皇帝可以创造人间的奇迹，但他毕竟不是神仙没有长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等到人才们长大成人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机缘巧合，按常理，皇帝很难把他们从成千上万的庸才和昏才中甄别出来。当然，更难办的是，如果人才不幸生活在一个让他压抑的空间中，比如，生在寒门，没权没势，家境困难，让没有同情心的人忍不住没完没了地欺负，一旦因此形成自卑性格，人才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来折腾天下了。
刘邦占据天下后，身边集聚了一堆能打、能杀的功臣宿将，这些人打仗个个是好手，战功在那里摆着，这个已经不用鉴别。但这些人能治理好天下吗？相对而言，对打仗人才的选拔比较简单，这源于考核标准比较单一，考核结果短期内就可以看到。而对文治人才的鉴别，就比较麻烦，和平时期，治理一个地方，需要达到的目标很多，比如，要发展经济，还要保证民生。做好前者，就要鼓励个别有能力、有机遇的人敢于冒尖，勇于闯荡，积极去当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做好后者，就要把富人的钱拿过来交给穷人花，不至于让这些人冻饿而死，更要保持他们起码的尊严感，不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多余活着的废物。治理地方的执政目标不是单一的，是多重的。而这些目标经常会出现冲突，顾头顾不了尾，让执政者很棘手。这要求执政者拥有更高的忽悠、弹压的本领，一般人很不容易掌握这样的技能。而在文治期间，一项措施实施之后，最后的效果出来要很长时间。在历史上，一个王朝只要经历过一段文治的时期，在灭亡之后，大家总是发现，因为是末代皇帝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执政时，出了昏招，办了坏事，才导致当人家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末代皇帝，不得不把所有的问题都扛起来，扛不住，才为帝国殉了葬。
为了最大可能地防止“种下龙种产出跳蚤”，执政者理应具备高超的远见和为社稷千秋万代负责的精神，为自己和下一辈继承者精挑细选好人才，并让人才能自己蹦出来。但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文化、没品位、没操守、没人格，能够担当辅佐执政者治理天下的重任，所以，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选拔人才体制，不能再用选拔军事人才的路径选拔文治人才，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句“能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本义。当然，即使有大量远见卓识、文化超然的人才，也没见哪个帝国长生不死过，但仔细比较后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这些人，帝国一般会死得更快、更难看。有他们和没有他们，还是大不一样的。
从刘邦之后，汉朝就已经开始重视建立选拔各类人才的制度，特别是重视选拔文治人才。实践表明，懂文化的人处理问题时，考虑得比较周全，办法也多，眼光相对长远，让他们帮助皇帝和他的孙子们治理天下，比其他人可靠、靠谱。文帝曾经说过，有文化、有修养、有见识、敢于直谏的人，是他最需要的。他要求达官贵人把这些人推荐给他，由他最后考察把关来给予任用。后来的名臣晁错就是在文帝十五年那年被考察出来的。之后，这种察举人才的制度逐渐演化成“贤良方正科”。一般在国家遭逢灾荒、奇特星象等特殊时期，为了落实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才开此科目。虽然不经常搞，但大概是觉得这些被察举出的人是上天派下来纠正自己以前的胡作非为的，皇帝很重视他们，给的官职最小也是郡守级的。对很多人来说，通过这一途径当官，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就一步走到位了。
汉武帝时期，国家开设孝廉科选取人才。皇帝认为，孝顺父母的人都是忠于职守、有良心、有德行的人，这样的人掌握公共权力，一般不会七搞八搞，让人放心。在职的官吏只要廉洁，不拿黑钱（至少拿了黑钱，大家不知道），这样的人应该是一心扑到工作上，以工作成就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业绩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皇帝以此为标准，要求各个州郡按照各自的管辖人口的多寡，每年或每几年向朝廷报送数量不一的孝廉郎。这个制度是西汉乃至后来很多王朝都常使用的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或者有非常之功的人，朝廷也会把他们擢升上来，至少给个县令干干，这些人就是秀才，后来为避讳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就变成了茂才。
大家知道，人这种东西是最不容易捉摸和认识清楚的，选拔和推荐人才实际上是件辛苦且容易出力不讨好的差事。为了鼓励大家不畏艰辛干工作的热情，皇帝推出奖惩措施。如果被报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很好用，国家马上给予推荐人奖励。反之，则推荐的人要受到降职等处分。后来，大家都发现推荐别人当官的风险很高，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地方官员经常疏于此项工作，年年向朝廷说自己的辖区没有人才可报。没办法，皇帝急了，实施指标化管理。对消极怠工比报送假人才的处罚还重，把地方官彻底逼到了没有退路的境地。
实事求是地讲，举孝廉和茂才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确实把一些人才从民间挖了出来。但说到底，对人的孝、廉和特殊才能来考察，很难用硬性的标准来衡量出高下，很大程度还是要靠人的主观判断。一般有资格判断别人的都是地方上有话语权的豪门大族和文化精英，举孝廉和茂才逐渐变成这些人推荐自己子弟和自己圈子里的人当官的特权，也就没啥奇怪了。后来，大家找到了窍门，先把自己打扮成孝子贤孙和有特异功能之辈，然后托关系，走门子，送好处，让豪门大族喜欢上自己，然后被推荐为官。这种事做得太多了，以至没多少人再愿意真下功夫学本领、练才能、保操守，从而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喜剧场面。高级人才曹操也是举孝廉出身，正是他终结了汉王朝，这是举孝廉结下的最悲催的恶果，让人很无语。
科举制度之前，察举制度是国家人才的主要来源方式，与之相关的科目还有很多，比如童子科，等等。依靠群众的雪亮眼睛遴选人才，说实在的，确实部分地克服了人才选拔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过，因为大家的眼睛经常是被“屁股”所在位置决定，这种制度最后发展成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那时候，不要脸的豪门大族拧成一股绳，你推荐我的孙子，我推荐你的儿子，彻底把出身寒门的人踢出官员队伍。很多莫名其妙的人物当了大官，比如，王羲之热衷于喝酒、写字和聚会，因为是王家大族的子孙，当上了会稽太守，但也没见他做过什么造福一方的大事，却只闻他带着大家喝酒，喝蒙后，写了篇《兰亭集序》。
察举制度的弊端不是现在才被大家认清楚的，那时候已经被人了然了。西汉时期，国家开始采取考试和考核制度，选拔通晓儒学、法学和地方行政管理的人才，作为对察举制度的补充和修正，但大家对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并不完全当回事，也不是主流。直到东汉顺帝时期，尚书令左雄忧国忧民，痛心疾首，提出要重视考试的作用，以革除“虚诞者获誉，拘捡者离毁”的不像话现象。从这里衍生出了隋唐时期的考试制度，至今，考试制度依然恶狠狠地折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至今，察举制度确实不再经常公开亮相了，但依然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充足的理由与考试制度唱着双簧戏。更有甚者，依靠“毛遂自荐”和“举贤不避亲”这类堂而皇之的说法，那些没法让人心服口服的人也被一个个地推到高位，这就让我们郁闷了。至于这些人的做法对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产生怎样的坏影响，即使你和我都看到了，又能如何呢？更何况，我们很可能没机会活着看到他们的做法怎样戕害我们的子孙，郁闷也就只能带到棺材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