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集《找不回的感觉》媒体报道
“文章太守”
——访南阳市委副书记、作家李天岑
周建光左丽慧他少时家境贫穷，有时连红薯饭也吃不饱；他务实勤奋，一步步从农村走进城市，挑起主要领导的重担；他酷爱文学，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他就是南阳市委副书记李天岑，一位执著追求文学的“作家书记”。
去年，李天岑的小说集《找不回的感觉》出版三个月就再版三次，引发了评论界对乡土文学的重新评价和思考；今年1月，河南省作协、省文学院举办了《找不回的感觉》研讨会；近期，他仍然笔耕不辍，欲将短篇小说《赖四偷婚》扩展10万字。近日，记者借在南阳采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际，专程采访了这位“文章太守”。生活中的“有心人”
“生活在任何人面前都是一样的，有人对它视而不见，有人却会琢磨、观察社会。”——李天岑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的作品在不同时期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却又一贯地歌颂真善美、歌颂正义和正气。
“我早期的小说主要写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表现对人类真善美的热情呼唤和赞颂。”李天岑说，他在公社任团委书记时，接触到与他相同身份、相同年龄的农村青年并产生了共鸣，连续创作了不少表现农村青年生活的作品，如《月牙弯弯》、《绿色的田野》、《秋娃》等。
在任领导干部时，他的思路更加开阔，除了写一些表现机关干部生活的小说如《新县长和他的老上司》、《鹅卵石》、《蔡科长派车记》之外，还把笔触伸向更为复杂的现实社会，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状态，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揭露与批判，如《粉碎的玉镯》、《找不回的感觉》、《刘正县》等。
“没有生活，就不会有这些作品，我忠于生活，尊重生活，感谢生活。”李天岑如是说。著名作家乔典运曾评价说：“李天岑写的小说，篇篇都有他自己的独特发现，都是在别处没看过的‘这一个’。”
通过观察生活，李天岑的心里活跃着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不把他们写出来，他们就如小兔似的在心里踢腾，撞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赖四’这个人物就折腾了我六七年，只有让他们跃然纸上方能安生。”李天岑说着笑了。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著名作家二月河说，李天岑的作品是其“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用一颗纯真的心体味生活，感悟生活，辛勤耕耘所得。”用李天岑自嘲的话来说，却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公务繁忙，一度使李天岑无法坐下来潜心创作，他就把对文学的爱好变为支持，把培养南阳作家群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利用各种机会与作家们畅谈，解决他们的困难，为南阳文学的发展做着自己的贡献。一旦有空闲时间，他又琢磨起创作来。
“工作忙，也很累，但是我收不了这个心。”李天岑说，他现在主管政法工作，写作的时候手机不敢关闭，有时候边写还要边处理突发事件。像他这样的创作方式，作家中很少见到。“现在基本上是利用星期天来写作。《赖四偷婚》已经续写了六七万字，计划在五一节前写完。”
李天岑说，他构思的时间长，准备充分，因此写起来不会使思路无法连贯。他甚至不喜欢用稿纸而是用白纸写作，那样更便于一气呵成——忙碌的工作和有限的时间使他有了“得空就写”的能力。李天岑向记者透露，完成长篇小说《赖四偷婚》的创作后，他还计划再把两篇作品写成长篇。
特殊的创作方式丝毫没有影响李天岑的创作质量。二月河为《找不回的感觉》作序，他偏爱《赖四偷婚》，认为这篇小说“看似通俗，主题其实很严肃，反映的‘时代潮’很有代表性，既有新兴民族企业家卓绝特异的创业精神，波谲云诡的创业史，也有他们‘精神流动’的轨迹趋向，怀着作者对这一重要社会阶层的深沉思索”。还有评论家认为，“赖四”是一个完全可以进入新时期文学画廊的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著名先锋派小说家行者也认为，李天岑的短篇小说结尾处有欧·亨利式的风格，简洁、出其不意，但让人心动。
“作为普通人，我对事情有着良好的愿望，看社会、看生活也总是看主流。”李天岑谈到他的作品对真善美永恒歌颂和追求时说，“我身处领导岗位，不仅在工作中，就是在文学创作中，也有倡导正义、弘扬正气的社会责任。”
（《郑州日报》2006年3月20日第8版）
人文情怀民间写真
——与作家李天岑一席谈
杨秋意近些年，中国文坛日渐繁荣，老中青三代各显身手，70后、80后、90后，肢体写作的，官场腐败的，小资情调的……林林总总，写作的人多了，作家也就不再神秘，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许多人的作家梦已弃，而在南阳这块土地上，一位身居市委副书记要职的官场人士却还在执著地耕耘着，痴迷于自己童年时的梦想。2006年1月10日，李天岑小说集《找不回的感觉》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后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李书记，您认为从政与创作两者之间矛盾吗？您是怎么看待处理的？
李天岑：我认为一切随缘。从政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一定要做官的。我年轻时最想做一名作家。后来从政是党的需要，从文也是党的事业需要。我是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也可以说是个人命运的安排，就是随缘。
在我工作的这些年里，无论做什么都是党的事业的需要，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但从政和创作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创作，但反复思索、斟酌，构思的人物总是活跃在头脑里，可以说是没动笔，心未停。我感到从政给创作带来了一大笔财富，因为我经历的多，接触的多，阅历的多，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我在年轻时创作有苦恼，那时缺乏对社会对事物的理解，由于缺少生活，往往以臆想编造故事，创作起来很费劲。现在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大量的素材，感到有用不完的素材在催着我去写。工作中日常生活中见到好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都给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与灵感。有人曾说如果当初我不从政可能早就写出名了，我认为假如自己不从政未必就能写出好的东西来，因为不能站在一个高度看问题。
从政与创作还是有区别的，专业作家有充裕的时间写作，禁区要少些（自己思想上的），有时间阅读大量书籍，进行专题研究，写作的自由度要大。但我因工作忙，就不可能整天研读大量的书籍，写作的时间就不足，产量也会少些，这就是欠缺。
记者：专家说您的小说里有欧·亨利的出其不意，有乔典运的黑色幽默，谈谈您自己的看法？
李天岑：可能有那么点味道，但不是刻意去模仿。我写东西是靠自己平时在生活中的积累和感悟，就是凭自己的感悟一路写来，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创作方法。我认为，如果没有个人特性就称不上创作。比如把许多可以写成中篇的东西写成短篇，我就是想抓住生活的横断面，想给人留以空白，给人以思索。我不愿意写过程，许多地方，是靠细节来体现人物个性。
记者：研讨会上专家们都认为您的作品里有一种平和的朴素的心态，对人性荒谬的悲悯，看得出来您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关注现实的责任，你觉得这种文学功能到底对社会、对人性有多大的教化作用？
李天岑：我写东西就是写东西，没有想到对别人有多大的教育性，因为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教科书，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见解而已。比如《赖四偷婚》其实也就是想写近些年农民企业家在富了以后的思想行为规范的变迁。这些农民企业家大部分是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敢想敢干，顺应时代潮流走出一条富裕路。这篇小说在上半部分是写这个农民在旧体制下的困苦，下半部分是写随着改革他们成功后，在灯红酒绿中如何迷失。我揭露这方面，同时警示这些企业家能够痛定思痛，珍惜今天。我计划继续写，让赖四醒悟过，最终想写成新兴的农民企业家自己怎么走好人生这条路。可以说我写小说的主旨就是想弘扬真善美，弘扬正气。
记者：人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您的身份，在读您的小说时可能会抱着一种好奇，请问作品里有没有您个人的影子？另外，以《找不回的感觉》做整本书的书名，有何意义？
李天岑：其实，作品就是作者带着自己的生活的观察，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刻画人物，不能以偏概全地说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书名其实涵盖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的含义。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一部分人的心态，我比较喜欢。
记者：那么，你写作是用什么心态？
李天岑：我是既以作家的眼光看问题，又用做官的思想思考问题，可以说是双重身份写小说。我忠于生活、尊重生活、感谢生活。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源于生活，但我不敢说他们“高于生活”，我从不为他们粉饰、化装。我的写作就是凭感情感悟，不按照自己的“理智”去“创造”他们。有名家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创作就像生孩子，只要是自己生出来的，就肯定不会跟别人的“雷同”。这是我的自信。
记者：最后，请您再谈一谈您的写作态度。
李天岑：我自己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做了多大的官，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工作职责努力做好工作。我的平民意识比较强，心态上没有想到自己做了多大的官，能走到这个位置，是党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信任。为民做官官为大，为己做官官为小。只要是为民做官，做个村支书也会认为自己官很大。写作中也是这种平常心态，没想到那么多的，就是想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写出来。
自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就要尽一个作家的义务，是作家就得有作品，没作品就欠了读者的账。这么多年我之所以能写下去，还得益于南阳这个环境，南阳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作家群，受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使我不能放弃创作。
（《文化时报》2006年1月17日第5版）
未能抛却少年梦一半勾留是文情
李牧“我不可能写成二月河，但我还是要写下去”
做官讲的是共识，写作重的是个性，所以“公务害文”是一般人的认识，而从了政的李天岑却不能忘情于小说写作。他对文学的爱好绝非心血来潮，而是缘于对世道人心的关怀，他写人心、写人性，不加渲染、不着声色，却在简洁的文字中写出了人情世态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