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人格与醒世之声
雷达没有想到，《人道》如此好读，一下子就能把人抓住，且读来忍俊不禁。当我得知作者是一位基层官员，是一位地市级主要负责人，不免有些惊讶和疑惑：官运和文运何以在他身上结合得如此均衡？但观其文笔，从容不迫的叙事，设悬念，拟对话，刻画细节，摹写言谈举止的能力，以及那暗藏的揶揄和民间智慧，确也不在某些专业作家之下。后来了解，原来作者创作有年，上世纪80年代就写过多部中短篇小说，不肯间断，近年另有长篇《人精》问世，被改成电视剧《小鼓大戏》，颇受观众好评。他自云，年轻时“以文得官”，年渐老“以官得文”，言下之意似乎是，曾因舞文弄墨得到赏识入了仕途，久经仕途上的历练和蹭蹬，反过来又给了他创作上的资源。他这样说，我才感到释然。天下之大，人才不拘一格，此或为一例。
我认为《人道》的特点还是非常突出的。首先是，生活的真实感和生活内在的逻辑力量体现得比较充分。要看到，生活内在的逻辑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忠于生活的真实，往往能产生格外的感染力、征服力。正所谓，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富于戏剧性。与一些耸人听闻的官场小说相比，《人道》要可信得多。有些作家并无多少官场生活积累与观察，却爱写官场，难免流于概念化、说教化；还有一路，虽慷慨有加，但夸张失度，用力过猛，把贪官搞得青面獠牙，妖魔化、漫画化，痛快固然痛快，反而不见了人性的深度。我看，在细节的生动、人物的血肉丰富方面，有些作品还真拼不过《人道》。当然，未可一概而论。这里，是否熟悉生活、善于分析生活，能否把握好分寸，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小说中，几乎所有官员私下里都厌恶马里红的死缠烂打、赤裸裸的跑官要官，但最后在人事安排上，仍然是马里红处处占上风，遂心愿；这些官员大都违心地推举了她，以致邪气压倒了正气。这里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俗话说，人恶人怕，人善人欺，他们或惧于她的威胁，或得了她的好处，或仅仅出于尽快打发她走人，或误以为她有更深的背景。
我由此感到，作者作为一个官场的“个中人”，还是能反观、能内视、能省思的，这比较难得。他能看到负面力量往往非人力可以遏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纵容着马里红式的权力狂，使之得逞。固然有与之勾结者，但更多的却是并无勾结者，正是这些官员的动摇、怯懦、自私、苟且、毫无公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种反思精神贯穿在整部小说中。
看得出来，全书的构思，原来是要着力写两个女人、两种人品、两种命运际遇的，甚至原本想首先大力塑造一心为民、医德高尚的杨晓静，但写着写着，马里红夺了戏，变成真正的主角。不是说杨晓静写得不好，有些章节也很感人，很见个性，然而，马里红的动作性更强，身上戏更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个形象的现实感和典型性更为突出。应该说，马里红成为全书的主人公，有深刻的根源。
马里红是当今官本位文化熏陶下，在合适的气候土壤上疯长起来的一株恶之花。她“敢踢敢咬，是个天都敢摸的女人”，一个贪婪的权力狂女人。我们见过许多男性贪官，却鲜见这种女性钻营者“官迷”，于是这个人物因其女性的文化身份而具有新的意义。事实上，在这个欲望化的时代，女性和男性一样，同样会被煽起勃勃野心，“女人啊，你的名字就是软弱”这句箴言，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修改。那种只看到男权中心社会女性的受压抑，却看不到人性的共同性、历史性变化的观点，也需要修正。现今许多腐败的事实证明，没有男女的共谋，是完成不了的。小说中的马里红具有一种贪婪型人格，她心中烈火熊熊，睡不安席，食不甘味，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哼，都说现在官不好当，可没一个不想当官，小学生都想当班干；要么有钱，要么有权，两样都不沾，那日子难熬，难以抬头啊。”她的占有欲、支配欲不断上升，追逐权力如患狂疾，她利用女性所有的优势，无孔不入，见风使舵，巧舌如簧，反客为主，于是从院长到局长，一步步向上爬。作品写她“苦于自己不会长，脸黑身子白”，便去丰胸，做硅化胶乳房，诱发了乳腺恶疾，她不得不藏藏掖掖，疲于奔命，下场凄惨，有很深的警醒意味。这个设计好，不是人为的编造，有某种必然性。这个形象在当今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人是最有魅力、最有挖头的，只有抓住了人，人事、人心、人情，又有大量生动细节保证，就能生出许多波澜和趣味。这部书的引人入胜，与它始终贴着主要人物的动机和手段向前推进有关；也与它写出了一定的人生韵味、感悟、甘苦、哲理有关。小说在臧否人物中，加入某种幽默和冷眼，不时点染，令人发笑。例如芮院长，为袒护马里红、助她升官挖空了心思，到头来却被马里红顶替掉了。他在提前退休前说：人的两鬓白发，一边是算计别人算计白了，另一边是被别人算计白了，都说我只有一边白，那是因为我芮某不会算计别人只会被别人算计。又说，上帝造人不合理，只在前面安了两只眼睛，人要自己给自己脑后安两只眼，云云。其牢骚和无奈可见。
中国的文学，向来有警世、喻世和醒世的传统，所谓“非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这被认为是载道，但这样的载道，若再伴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惩治系统，却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李天岑的笔法，有劝谕讽喻意味，并杂以河南民间方言，有民间的道德批判精神和喜剧精神。这也许是他的作品受到民间喜欢的原因。
然而，细品全书，仍感缺乏一个宏阔的背景，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相互渗透，挖得不深。这倒不在于马里红多么小，而在于主要人物行动的动机应该来自历史深处的潮流，而不是琐碎的个人欲望。怎样把生活转化为艺术，不能满足于讲一个好玩的故事，要能够进入存在的深层。另一方面，臧否过于分明，善恶过于分明，脸谱过于分明，削弱了生活的复杂性。像马里红，恶到家了，有时贬斥到溢恶，她作为母亲、妻子，就没有过一丝善念和良知闪现？作品有点接近通俗小说的惩恶扬善的极致化写法了。
（《文艺报》2010年9月10日第7版）
谴责与讽刺之间
阎纲《人道》长达四十九万字，但是好看。一个极其平庸的马里红，竟然扶摇直上，几乎爬上高枝，好险啊！执政者当戒。
这得力于作者讲故事的本领。虽然《人道》不像作者的前一部长篇《人精》取自真人真事，但都源于作者之亲睹。特定的氛围、官场的虚伪、人物的举止、语言之肉麻，以至官场的一些潜规则，绝非亲历者外所能言者。作者会讲故事，光怪陆离，但是你信。
伏尔泰说：我读了四遍《一千零一夜》后，才算是尝到故事体文艺的滋味。司汤达说：上帝最好让我忘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情节，以便再读一遍，重新得到美妙的故事所给予的乐趣。没有故事便没有小说，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剧。不会编故事，不会吊人胃口、吸人眼球、出奇制胜的作家，很难说是高明的作家，除非他的作品极力淡化作品的戏剧性而非拒绝背后的故事。
马里红向上爬的手段极其拙劣，无非是亲自到领导家里看病量血压，带上小姐按一按，同路专员的太太套近乎送一套“必好适”，到宾馆给冉书记示范按摩颈椎，给龚专员送偏头痛的药，让丈夫游海经营“红樱桃”夜总会，说黄段子，陪酒、灌酒，夜总会成了色情服务所和权力交易所，而且，疏通领导是“三番五次地跑”。拉拢了多少干部！给调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路安韬赠送王维的画（部长开口了：虽说我不在樱山了，但说话还有人听）……一个个被她攻破放倒，“好好好，研究研究！”“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只管说！”
奇怪，如此拙劣露骨的表演，竟然明效大验，百试不爽。固然，现实中不乏其例，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宦海浮沉，水深得很！
马里红口出狂言，竟然说：“白求恩？早过时了！”“白求恩他本国人都不学，我们还把他捧为神？”但是作者并没有给予马里红一个好的命运。在宣布取消副局长试用期以后，马里红惶惶不可终日，向“一脸嘴”占卜问卦，每天口念“我是金刚，威猛无比，天下无敌，无所不能”。郗局长患肺癌，她暗自窃喜：“下一步坐他的交椅。”路部长答应她“明天联系联系”，她正在做第三次化疗，同时做她的升官梦，最后，光着头，像男人一样瘫倒在床，吓了人一跳，彻底的丑态百出。
依马里红之心看来，“医院现在救死扶伤不再是人道主义，而是惟钱主义”，所以《人道》告诫人们：“官场上小人是大忌。小人最可恶，小人最可恨，小人最可怕，小人最难防……其实，对待小人淡而化之，漠然视之，小人便会自生自灭。”这也许就是作者取名“人道”以对抗“惟钱”的命意所在。然而，“淡而化之”，小人未必“自生自灭”。有史以来“小人”与“君子”是一对孪生子，有君子就有小人，讲小人自生自灭，无非是作者的希望。但是作者所写的小人手腕拙劣，塑造的谦谦君子杨晓静的形象也较为单薄，正面力量缺乏理性高度，不能构成策略和智力间的明争暗斗，影响作品向人性和精神的深度作进一步的挖掘。《沧浪之水》及其改编的电视剧《岁月》写的也是官场里不择手段的钻营，可是罗清水和梁致远的际遇激起观众强烈的共鸣。它揭秘出职场的潜规则，正像闻局长所传授梁致远的那样：你可能不喜欢吴过，但是小人对你很有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不时地寻找自己的影子，这样，作品就深刻了。
如何将鲁迅所命名的《官场现形记》式的“谴责小说”提升到像《儒林外史》那样深刻的“讽刺小说”，是目前官场文学一个较迫切的课题。生怕投鼠忌器，难免笔下留情。
我对作者李天岑结构故事的才能表示欣赏，很希望《人道》和《人精》一样，改编成电视剧，进一步解析“人”，进一步认清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人”，让“人”在人道精神的光照下自尊自重、自强不息。
（《文艺报》2010年9月10日第7版）
今天官场的戒石铭
贺绍俊李天岑在长篇小说《人道》中写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这就是官瘾十足的马里红，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故事内容，就是关于马里红跑官要官的坎坷故事。
跑官要官买官，官职成为了腐败寻租的重要对象，这正是当今官场遭人诟病的关键。几乎当今流行的官场小说都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马里红这样的官迷也是在官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人物类型。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李天岑的叙述中读出了新意。这种新意缘于作者的姿态和用意。一般来说，官场小说基本上是一种揭露和批判型的小说，有的甚至可以归入到黑幕小说和谴责小说中去。谴责小说是鲁迅对清末的一些反映官场和社会腐败现象的小说的统称，代表作就有《官场现形记》，鲁迅一方面肯定了谴责小说的积极意义，认为这些小说能够直接面对社会问题，“显其弊恶”、“严加纠弹”；另一方面认为谴责小说的毛病也很明显和突出，他说，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鲁迅的意思很明确，在他看来，谴责小说在艺术上缺乏沉淀、缺乏含蓄，而在思想主题上，则是为了迎合社会舆论，夸大其辞。这就涉及作者的立场和姿态问题了。李天岑在《人道》中显然不是采取揭露或谴责的姿态，他采取的是一种劝诫的姿态。他是通过马里红这样一个跑官要官、官瘾十足的人物的悲剧性结局，劝诫现实中的人们，要收敛起被官本位文化催化膨胀的私欲之心。如果要把《人道》这部小说归入到官场小说之中的话，那么它也是一部官场劝诫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