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终弟及
在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凌晨，无任何暴疾的征兆、正值盛年的宋太祖忽然驾崩，时年50岁。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赵匡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并打破常例，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
太宗即位以后，下令太祖和皇弟廷美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一样，都称皇子皇女；让弟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太祖之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与廷美都位在宰相之上。然而这不过是稳定人心、巩固地位的权宜之举。等皇位稳固以后，他就很难与太祖之子“共保富贵”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在攻灭北汉以后，太宗乘胜北征契丹，不料受到辽军重创，他也中箭溃逃。宋军夜惊，不知太宗在哪里，这时候就有人准备拥立随征的德昭为帝。旋即知道了太宗的下落，这才作罢。太宗由此感受到太祖的潜势力之可怕。回师以后，太宗因北征失利，对剪除北汉的功臣也久不行赏。德昭提醒他，他冲着德昭大怒道：“等你做了皇帝，赏也不晚！”这显然是抓住军中拥立之事不放，德昭回去就自刎而死。
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一死，秦王廷美的准皇帝地位就成为太宗的一大心病。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太宗的早年幕僚柴禹锡告发廷美“将有阴谋”。“将有”云云，即“莫须有”，也表明太宗将对廷美下手。但时距德芳之死仅隔半年，倘再兴大狱，太宗唯恐压不住阵脚。于是，他断然召见了赵普，借助于这位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开国元勋。
赵普在太祖晚年罢相出朝，以同平章事任河阳三城节度使，给他一个使相的名义。太宗即位，对他宿恨未消，派与他有隙的高保寅出任其所属支郡怀州的知州，保寅一上任就说赵普抑制他，要求罢节镇领其支郡。赵普见自己提出的“削夺其权”的方针被用来对付自己，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职。其后，赵普虽以太子少保的荣衔留于京师奉朝请，但形同高级寓公，备受太宗的冷落和宰相卢多逊的逼压，不仅尝够了失去权势以后的世态炎凉，再如此下去，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时候，太宗召见了赵普，他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说明自己早年曾有奏札论及皇位继承事，还受太祖、太宗之母杜太后的顾命，书写过一份金匮之盟，两者现都在宫中，希望太宗寻访。
按照民间的说法，太祖、太宗和秦王赵廷美兄弟三人的生母杜太后，在临终前曾召当时的宰相赵普进宫听受遗命。杜太后问太祖道：“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到江山吗？”太祖呜咽哭啼不止，不能回答。杜太后见此，便责备太祖说：“我是自己老死的，你哭也没有用。我刚才跟你谈的是国家的大事，你怎么只知道哭泣呢？！”杜太后又问刚才的那个问题，太祖这次回答说：“我之所以得天下，全靠了祖先的余德，太后的庇荫。”杜太后说：“你说得不对！你能得天下，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儿即位做了皇帝，人心不附造成的。倘若周朝有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能得到天下做皇帝吗？”接着，杜太后又教训太祖，为了防止后周那种幼儿主天下而失天下的情况出现，宋朝要继立长君。她要求太祖死后要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光义，光义死后要传位给小弟廷美，廷美死后则传位给太祖之子德昭。最后杜太后说：“四海至广，万机至众，能立年长者为君主，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福分。”太祖叩谢母亲的临终教诲，哭着说：“我一定按照母亲的教导来办。”为了监督太祖实施，杜太后又让赵普把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作为将来皇位继承的依据。赵普随即在杜太后床前按照太后的意思写好了誓书，并在誓书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太祖便将誓书锁于金匮，交由谨慎可靠的宫人管理，秘藏宫中。
果然，太宗找到了誓书，立即再召见赵普，当面致歉道：“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他还就今后皇位继承试探赵普，赵普就回答了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次日就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摒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太平三宰相
吕蒙正
吕蒙正（944—1011年）少年时家贫，不得已靠行乞为生，他曾寄宿于一间寺庙中读书，寺里的和尚经常揶揄他。寺中的规矩，吃饭前先敲钟集合，他以钟声为号，同其他和尚一起吃饭。久而久之，和尚们对这个白吃饭的人颇有怨言，他们商量出一个整人的方法。
一天，和尚们故意在吃完饭以后才敲响钟，等吕蒙正赶到时，看到的是和尚们吃完后的残羹剩饭。这就是俗语“饭后钟”的来历。这样的屈辱任谁都会难以忍受，吕蒙正因这一刺激而更加勤奋好学，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考中进士，成为北宋第一位状元。他成名后也曾来到旧时的寺庙，寺里的和尚以为他会打击报复，但吕蒙正胸襟宽阔，并没有以怨报怨，而是厚赠和尚们许多礼物，以报答借住之恩，和尚们见此情景颇多愧叹。
吕蒙正中状元后， 平步青云，没过几年就任参知政事，进入二府执政。少年得志自然有人看不惯，一次上朝之时，有人在政事堂的帘后说：“这个人也配做参知政事？”吕蒙正假装没有听到，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但和他一起走的人都很生气，想去查清楚到底是谁说的，理论一番。吕蒙正却阻止了友人，他说：“如果知道是谁说的，我肯定会生气，他也会惴惴不安，双方都会心存芥蒂，所以还不如不知道他的姓名为好。”这件事在朝廷上传开后，吕蒙正的威望不降反增。吕蒙正很重视一个人的名声，只要有很多人称赞某人，他便会把那个人当人才来看。当朝廷需要人时，吕蒙正便常能在他的“人才库”中找到适当的人选。“公为相，文武百官各称其职”，应该是吕蒙正对宋皇朝早期政治上的最大贡献了。
吕蒙正对人才的判断也相当客观及公正，绝不徇私。当他年老退隐养病时，宋真宗特别去探望他，并问道：“你的儿子中有谁可以重用的？”真宗很肯定吕蒙正对朝廷的贡献，想提拔他的儿子以作报答，可是吕蒙正却回答说：“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但有个叫夷简的侄儿，现在任颍州推官，是真正宰相人才。”真宗后来真的重用吕夷简，也使这位才德兼优的青年人发挥了特长。另外，北宋前期最出色的外交天才富弼，也是当年吕蒙正特别拔擢的人才。
吕端
吕端（935—1000年），字易直，幽州安次（今属河北）人。后晋时以父荫补官；入宋后，历任知成都府、蔡州，升为枢密直学士。太宗至道元年（995年），继吕蒙正为相。吕端为相前，太宗曾询问众臣，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不宜为相。”太宗笑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因此仍然任命他为宰相。
晚年的太宗，因为高梁河之战的箭伤困扰，不得不认真考虑起继承人的问题。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深得太宗喜爱。本来太宗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德芳，迫害弟弟廷美都可以说是为了给元佐即位创造条件，但元佐并不领情，屡次维护叔叔赵廷美，最后竟因为赵廷美的死而悲愤成疾，以至发狂。
元佐发狂后，太宗的次子元僖又中毒而死，太宗听从寇准的意见立三子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即日后的宋真宗。而宫内李皇后、内侍王继恩对此并不满意。为了维护太子，太宗特意挑选了吕端为相，就是看重了吕端可以保护太子。
吕端自赵恒被立为太子后，每日询问太子起居，兢兢业业，果然不负太宗所托。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太宗病笃之时，李皇后就串通王继恩，想绕开赵恒，立疯癫的元佐为帝，以图把握朝政。
李皇后为了争取宰相的支持，召吕端进宫。吕端知道有变，将前来传召的王继恩锁在屋里，命人看守，之后进宫。
李皇后特意问吕端：“如今太宗已死，立嗣宜长是常理，你看现在怎么办？”
吕端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有异议就是违背先帝。”驳回了李皇后的话，坚持派人找来赵恒即位。
真宗即位之时，垂帘召见群臣。吕端还不放心，又上前掀开帘子看到确实是赵恒本人才放下心来，率领群臣叩拜。
因为吕端的“大事不糊涂”，真宗才能顺利即位，因此吕端一直受到真宗的敬重。
王旦
北宋皇朝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政治发展最主要的目标是力求在稳定中成长，因此这一阶段的领导者最好是稳扎稳打的人才，王旦正是最适当的人选。王旦担任宰相长达11年，由于做事力求稳定，早年的表现并不杰出，晋升得也很慢，直到李沆接任吕端为宰相时，他才升为参政。不过早在太宗时代的宰相李防便曾对人表示：“王旦这个人，日后必可以成为太平宰相。”真宗在即位不久后也曾表示：“为朕致太平者，必定是这个人。”
王旦（957—1017年），其父王祜为宋太祖、太宗两朝名臣，王旦自幼家学渊源，显得沉稳静默，王祜十分喜欢自己的儿子，认为他可以位至公相。王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中进士，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王旦升任宰执。当时寇准也在真宗左右，寇准心高气傲，对王旦位居自己之上很不服气，因此有时在真宗面前对王旦的言行有所诋毁。一次，王旦主持的中书省向寇准主持的枢密院送去一份文件，写作上违反了规格，寇准马上将此事汇报真宗，使王旦因此受到责备，连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人也受到处分。事隔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往中书省，没想到也违背了格式，收到公文的人想这下可以报复了，很高兴地把这份文件送交王旦，但王旦不仅未告发寇准，而且把文件退还给枢密院，请他们主动改正，寇准由此改变了对王旦的看法。
对于寇准的攻击，王旦也从不介怀，反而因为欣赏寇准的才干而一直在真宗面前维护他。真宗对王旦的大度很惊讶，在一次私下交谈时问道：“你经常说寇准的好话，寇准却一再说你的短处，你怎么能一直这样做呢？”王旦笑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臣为相多年，缺失一定很多，但因位高权重，普通大臣都不敢说出来。寇准能够指出我的不足之处，更可见他的忠贞率直，这也是臣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的福气。”
真宗听了大笑道：“人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说的就是你了。”真宗曾语重心长地对寇准说：“你能有今天，都是王旦推荐你的缘故啊！”寇准因此而深感愧疚，对王旦更加钦服。王旦的确是“肚里可撑船”的宰相，他从不作无谓争执，注重做人技巧，并且能分辨人才，是一个相当称职的太平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