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隐居的时候，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我写文章从来只用“冰心”这个名字，而那时却真是出于无奈！一来因为我当时急需稿费；二来是我不愿在那时那地用“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当友人向我索稿的时候，我问：“我用假名可不可以？”编辑先生说：“陌生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么，我挑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写了《关于女人》。
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我曾说“我只愁活不过六十岁”。那的确是实话。不料晚年欣逢盛世，居然让我活到八十以上！我是应当以有限的光阴，来写一本《关于男人》。
病后行动不便，过的又是闭居不出的日子，接触的世事少了，回忆的光阴却又长了起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含泪的微笑。这里记下的都是真人真事，也许都是凡人小事。（也许会有些伟人大事！）但这些小事、轶事，总使我永志不忘，我愿意把这些轶事自由酣畅地写了出来，只为怡悦自己。但从我作为读者的经验来说，当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怡悦自己的文字，也往往会怡悦读者的。
一 我的祖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苏苏”熏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熏鸭店名。这熏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召离家的时候，我因为要读完女子师范的第二个学期，便暂留了下来，母亲怕我们家里的人会娇惯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会让我的奶娘（那时她在祖父那里做短工）去叫我。她说：“莹官，你爷爷让你回去吃龙眼。他留给你吃的那一把龙眼，挂在电灯下面的，都烂掉得差不多了！”那时正好我的三堂兄良官，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从兵舰上回家探亲，我就和他还有二伯母屋里的四堂兄枢官，以及三姐，在夜里九点祖父睡下之后，由我出面向四叔母要出那副麻将牌来，在西院的后厅打了起来。打着打着，我忽然拼够了好几副对子，和了一副“对对和”！我高兴得拍案叫了起来。这时四叔母从她的后房急急地走了出来，低声地喝道：“你们胆子比天还大！四妹，别以为爷爷宠你，让他听见了，不但从此不疼你了，连我也有了不是，快快收起来吧！”我们吓得喏喏连声，赶紧把牌收到盒子里送了回去。这些事，现在一想起来就很内疚，我不是祖父想象里的那个乖孩子，离了他的眼，我就是一个既淘气又不守法的“小家伙”。
二 我的父亲
关于我的父亲，零零碎碎地我也写了不少了。我曾多次提到，他是在“威远”舰上，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但是许多朋友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说是他们读了近代史，“威远”舰并没有参加过海战。那时“威”字排行的战舰很多，一定是我听错了，我后悔当时我没有问到那艘战舰舰长的名字，否则也可以对得出来。但是父亲的确在某一艘以“威”字命名的兵舰上参加过甲午海战，有诗为证！
记得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之间，我在北京中剪子巷家里客厅的墙上，看到一张父亲的挚友张心如伯伯（父亲珍藏着一张“岁寒三友”的相片，这三友是父亲和一位张心如伯伯，一位萨幼洲伯伯。他们都是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心如”和“幼洲”都是他们的别号）贺父亲五十寿辰的七律二首，第一首的头两句我忘了：
……
东沟决战甘前敌
威海逃生岂惜身
人到穷时方见节
岁当寒后始回春
而今乐得英才育
坐护皋比士气伸
第二首说的都是谢家的典故，没什么意思，但是最后两句，点出了父亲的年龄：
乌衣门第旧冠裳
想见阶前玉树芳
希逸有才工月赋
惠连入梦忆池塘
出为霖雨东山望
坐对棋枰别墅光
莫道假年方学易
平时诗礼已闻亢
从第一首诗里看来，父亲所在的那艘兵舰是在大东沟“决战”的，而父亲是在威海卫泅水“逃生”的。
提到张心如伯伯，我还看到他给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是父亲在烟台当海军学校校长的时期（父亲书房里有一个书橱，中间有两个抽屉，右边那个珍藏着许多朋友的书信诗词，父亲从来不禁止我去翻看）。信中大意说父亲如今安下家来，生活安定了，母亲不会再有“会少离多”的怨言了，等等。中间有几句说：“秋分白露，佳话十年，会心不远，当目笑存之。”我就去问父亲：“这佳话十年，是什么佳话？”父亲和母亲都笑了，说：那时心如伯伯和父亲在同一艘兵舰上服役。海上生活是寂寞而单调的，因此每逢有人接到家信，就大家去抢来看。当时的军官家属，会亲笔写信的不多，母亲的信总会引起父亲同伴的特别注意。有一次母亲信中提到“天气”的时候，引用了民问谚语：“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大家看了就哄笑着逗着父亲说：“你的夫人想你了，这分明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准与共’的意思！”父亲也只好红着脸把信抢了回去。从张伯伯的这封信里也可以想见当年长期在海上服务的青年军官们互相嘲谑的活泼气氛。
就是从父亲的这个书橱的抽屉里，我还翻出萨镇冰老先生的一首七绝，题目仿佛是《黄河夜渡》：
晓发□□尚未寒
夜过荣泽觉衣单
黄河桥上轻车渡
月照中流好共看
父亲盛赞这首诗的末一句，说是“有大臣风度”，这首诗大概是作于清末，萨老先生当海军副大臣的时候，正大臣是载洵贝勒。
1984年11月5日清晨
三 我的小舅舅
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外叔祖父有三个女儿，晚年得子，就给他起名叫喜哥，虽然我的三位姨母的名字并不是福、禄、寿！我们都叫他喜舅。他是我们最喜爱的小长辈。他从不腻烦小孩子，又最爱讲故事，讲得津津有味，似乎在讲故事中，自己也得到最大的快乐。
他在唐山路矿学校读书的时候，夏天就到烟台来度假，这时我们家就热闹起来了。他喜欢喝酒，母亲每晚必给他预备一瓶绍兴和一点下酒好菜。父亲吃饭是最快的，他还是按着几十年前海军学堂的习惯，三分钟内就把饭吃完，离桌站起了。可是喜舅还是慢慢地啜，慢慢地吃，还总是把一片笋或一朵菜花，一粒花生翻来覆去地夹着看，不立时下箸。母亲就只好坐在桌边陪他。他酒后兴致最好，这时等在桌边的我们，就哄围过来，请他讲故事。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先从笑话或鬼怪故事讲起，最后也还是讲一些同盟会的宣传推翻清廷的故事。他假满回校，还常给我们写信，也常寄诗。我记得他有《登万里长城》一首：
划地界夷华
秦王计亦差
怀柔如有道
胡越可为家
安用驱丁壮
翻因起怨嗟
即今凭吊处
不复有鸣笳
还有一首《月夜寄内》，那是他结婚后之作，很短，以他的爱人的口气写的。
之子不归来
楼头空怅望
新月来弄人
幻出刀环样
我在中学时代，他正做着铁路测量工作，每次都是从北京出发，因此他也常到北京来。他一离开北京，就由我负责给他寄北京的报纸，寄到江西萍乡等地。测量途中，他还常寄途中即景的诗，我只记得一两句，如：
瘦牛伏水成奇石
他在北京等待任务的时间，十分注意我的学习。他还似乎有意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他鼓励我学写字，给我买了许多字帖，还说要先学“颜”，以后再转学“柳”、学“赵”。又给我买了许多颜料和画谱，劝我学画。他还买了很讲究的棋盘和黑白棋子，教我下围棋，说是“围棋不难下，只要能留得一个不死的口子，就输不了”。他还送我一架风琴，凶此我初入贝满中学时，还交了学琴的费。但我只学了三个星期就退学了，因为我一看见练习指法的琴谱，就头痛。总之，我是个好动的、坐不住的孩子，身子里又没有音乐和艺术的细胞！和琴、棋、书、画都结不上因缘。喜舅给我买的许多诗集中，我最不喜欢《随园女弟子诗集》，而我却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和纳兰性德。
二十年代初期，喜舅就回到福建的建设厅去工作了，我也入了大学，彼此都忙了起来，通信由稀疏而渐渐断绝。总之，他在我身上“耕耘”最多，而“收获”最少，我辜负了他，因为他在自己的侄子们甚至于自己的儿子身上，也没有操过这么多的心！
这里应该补上一段插曲。一九一一年，我们家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喜舅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只觉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以后到我北京家里来过，在父亲书斋里长谈的那些人——仿佛都忙得很，到我家来，也很少找我们说笑。有时我从“同盟会”门口经过——我忘了是什么巷，大约离我们家不远——常见他坐在大厅上和许多人高谈阔论。他和我的父亲对当时的福建都督彭寿松都很不满，说是“换汤不换药”。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墦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这些歌子我一句也不记得了，《墙间祭》的原歌也有好几首，我倒记得一首，虽然还不全。这歌是根据《孟子》的离娄章里“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这妻妾发现齐人是到墦间乞食，回来却骄傲地自诩是到富贵人家去赴宴，她们就“羞泣”地唱了起来。调子很好听，我听了就忘不了！这首是妻唱的：
稳步出家庭
家家插柳，时节值清明
出东门好一派水秀山明
哎呵，对景倍伤情！
第二首是妾唱的，情绪就好得多！说什么“昨夜灯前，细（？）踏青鞋”。一提起《墦间祭》，又把许多我在故乡学唱闽歌的往事，涌到心上来了。
1985年3月3日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一九二四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一九一八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回顾我做学生的二十八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人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堂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是一贯地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一遍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来让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入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撅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上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一九二四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出国留学了。一九二六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贯耳，他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
1985年5月28日清晨
五 我的表兄们
中国人的亲戚真多！除了堂兄姐妹，还有许许多多的表兄弟姐妹。正如俗语说的：“一表三千里。”姑表、舅表、姨表；还有表伯、表叔、表姑、表姨的儿子，比我大的，就都是我的表兄了；其中有许多可写的，但是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怎么“表”法，我也说不清楚，他应该叫我母亲“表姑”，但他总是叫“姑”，把“表”字去掉。据我母亲说是他们从小在一个院住，因此彼此很亲热。从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他比我大十七岁，我总以长辈相待，捧过茶烟，打过招呼，就退到一边，带他的儿女玩去了。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从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许多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等，让我阅读。我寄去的稿子，从来没有被修改或退回过，有时他还替上海的《时事新报》索稿。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一九二三年我赴美时，他还替我筹了一百美元，作为旅费——因为我得到的奖学金里，不包括旅费——但是这笔款，父亲已经替我筹措了。放园表兄仍是坚持要我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我也只好把这款带走，但一直没有动用。一九二六年我得了硕土学位，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旅费是学校出的。我一回到上海——那时放园表兄在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任职——就把这百元美金，还给了他。
放园表兄很有学问，会吟诗填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常常夸他天性淳厚。他十几岁时，父母就相继逝世，他的弟妹甚至甥侄，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自我开始写作，他就一直和我通讯，我在美期间，有一次得他的信，说：“前日到京，见到姑母，她深以你的终身大事为念，说你一直太不注意这类事情，她很不放心。我认为你不应该放过在美的机会，切要多多留意。”原文大概是这些话，我不太记得了。我回信说：“谢谢你的忠告，请您转告母亲，我‘知道了’！”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家，一眼就看见堂屋墙上挂的红泥金对联，是他去年送给父亲六十大寿的：
花甲初周 德星双耀
明珠一颗 宝树三株
把我们一家都写进去了。
五十年代初期，他回到北京，就任文史馆馆员，我们又时常见面，记得他那时常替人写字，评点过《白秀山全集》，还送我一部。一九五七年他得了癌疾，在北京逝世。
还有一位表兄，我只闻其声，从未见过其人。但他的一句笑话，我永远也忘不了，因为他送给我的头衔称号，是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努力，也争取不到的！
我有一位表舅——也不知道是我母亲的哪一门表姑，嫁到福州郊区的胪下镇郑家——因为是三代单传，她的儿子生下来就很娇惯，小名叫做“皇帝”。他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了，这“太子”表兄，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这两位“至尊”，我都没有拜见过。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我回到福州，有一夜住在舅舅家。福州人没有冬天生炉子的习惯，天气一冷，大家没事就都睡得很早。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见一个青年人的声音，从外院一路笑叫着进来，说：“怎么这么早皇亲国戚都困觉了？”我听到这个新奇的称呼，觉得他很幽默！
1985年7月25日
六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是别人不一定会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这篇文章，我开过无数次的头，每次都是情感潮涌，思绪万千，不知从哪里说起！最后我决定要稳静地简单地来述说我们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共同度过的、和当时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七大雾之晨，我为《婚姻与家庭》杂志写了一篇稿子，题目就是《论婚姻与家庭》。我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的国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这“志”和“道”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这“情”和“意”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之中。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线”，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教育出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我接受写《论婚姻与家庭》这个任务，正是在我沉浸于怀念文藻的情绪之中的时候。我似乎没有经过构思，提起笔来就自然流畅地写了下去。意尽停笔，从头一看，似乎写出了我们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愿望和努力的实践，写出了我现在的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简练，只记下我们生活中一些有意义和有趣的值得写下的一些平凡琐事吧。
话还得从我们的萍水相逢说起。
一九二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直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这一次船上的中国学生把船上的头等舱位住满了。其中光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横渡太平洋两星期的光阴，和在国内上大学的情况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没有课堂生活，而且多认识了一些朋友。
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楼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我问他到美国想学什么？他说想学社会学。他也问我，我说我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他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从来还没有听见过这样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这次船上的清华同学中，还有梁实秋、顾一椎等对文艺有兴趣的人，他们办了一张《海啸》的墙报，我也在上面写过稿，也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这些事文藻都没有参加，他对文艺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和我谈话时也从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两星期，流水般过去了。临下船时，大家纷纷写下住址，约着通信。他不知道我到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入学后，得到许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只用威校的风景明片写了几句应酬的话回复了，只对他，我是写了一封信。
他是一个酷爱读书和买书的人，每逢他买到一本有关文学的书，自己看过就寄给我。我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看完就写信报告我的体会和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老师和我作课外谈话时，对于我课外阅读之广泛，感到惊奇，问我是谁给我的帮助？我告诉她，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这些事我当然没有告诉文藻。
我入学不到九个星期就旧病——肺气枝扩大——复发，住进了沙穰疗养院。那时威校的老师和中、美同学以及在波士顿的男同学们都常来看我。文藻在新英格兰东北的新罕布什州的达特默思学院的社会学系读三年级——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新罕布什州离波士顿很远，大概要乘七八个小时的火车。我记得一九二三年冬，他因到纽约度年假，路经波士顿，曾和几位在波士顿的清华同学来慰问过我。一九二四年秋我病愈复学。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为美国朋友演《琵琶记》，我曾随信给他寄了一张入场券。他本来说功课太忙不能来了，还向我道歉。但在剧后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处——我的美国朋友家里——来看我的几个男同学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绮色佳的康耐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因为考硕士学位需要第二外国语。等我到了康耐尔，发现他也来了，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时只说他大学毕业了，为读硕士也要补习法语。这暑期学校里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原来在康耐尔学习的，这时都到别处度假去了。绮色佳是一个风景区，因此我们几乎每天课后都在一起游山玩水，每晚从图书馆出来，还坐在石阶上闲谈。夜凉如水，头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时为止，我们信函往来，已有了两年的历史了，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时候，他吐露了愿和我终身相处。经过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还在于我的父母，虽然我知道只要我没意见，我的父母是不会有意见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人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离波士顿较近，通信和来往也比较频繁了。我记得这时他送我一大盒很讲究的信纸，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缩写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几乎是天天写信，星期日就写快递，因为美国邮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这时我的宿舍里的舍监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学王国秀，毕业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信让我到纽约度假。到了纽约，国秀同文藻一起来接我。我们在纽约玩得很好，看了好几次莎士比亚的戏。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〇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命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三）是提倡社区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敌后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敌后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没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我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〇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族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〇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一九七O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会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文藻恢复工作后，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就特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西方民族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体力不济了。近几年来，我偶尔从旁听见他和研究生们在家里的讨论和谈话，声音都是微弱而喑哑的，但他还是努力参加了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校阅了研究生们的翻译稿件，自己也不断地披阅西方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作，又做些笔记。一九八三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一九八〇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顾的丰硕果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是天然规律，文藻终于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他的床前，一直只有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在守护，我行动不便，自己还要人照顾，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时那样，日夜守在他旁边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三万元捐献给中央民院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亲密友（只是他的几位学生）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小厅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有好几位民院、民委、中联部的领导同志要去参加，我辞谢他们说：我都不去你们更不必去了），这小型的告别会后，遗体便送到八宝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们的儿女们又到火葬场拾了遗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文藻逝世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我在《衷心的感谢》一文中（见《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写过了。
现在总起来看他的一生，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命运”的。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红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导知识分子坚持走健康成长的道路》中的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第四阶段上，讲得就非常地客观而公允！
第四阶段，从1957年到1976年。前十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知识分子工作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主要表现是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以种种罪名排斥和打击了一些知识分子，使不少人长期蒙受冤屈。这种错误倾向，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把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只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不提工农群众也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人为地制造了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而重视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反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摧残知识分子成为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从心里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伟大、英明、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惜的是文藻没能赶上披读这篇文章了！
写到这里，我应当搁笔了。他的也就是我们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足。要说他八十五岁死去更不能说是短命，只是从他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志愿和我们的家人骨肉之间的感情来说，对于他的忽然走开，我是永远抱憾的！
1986年11月21日
八 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莹”的大名，“婉”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瑩”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整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瑩官”和“伊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其喜欢外语。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国沙穰疗养院的时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写的长信。病友们都奇怪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英文写信？”我笑说：“是他要练习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缘故。”其实他的英文在书写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国来，第二年他就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公路”，回国后一直在交通部门工作。他的爱人杨建华，是我舅父杨子敬先生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我的舅舅亲口向我母亲提的，说是：“姑做婆，赛活佛。”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一定痴呆，可是他们生了五个女儿，却是一个赛似一个地聪明伶俐。（涵弟是长子，所以从我们都离家后，他就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至今我还藏着她们五姐妹环绕着父亲的一张相片。她们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为在华妹怀着第一个孩子时，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字本来是我们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亲说男女应该一样。后来我的一个堂弟得了一个儿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个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后接着又来了宗莲和宗菱，也都是父亲给起的名字。当华妹又怀了第五胎的时候，她们四个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希望妈妈不要生个男儿，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们了。宗梅生后，华妹倒是有点失望，父亲却特为宗梅办了一桌满月酒席，这是她姐姐们所没有的，表示他特别高兴。因此她们总是高兴地说：“爷爷特别喜欢女孩子，我们也要特别争气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刚从欧洲回来，“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在燕京大学又呆了一年，就到后方云南去了。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一语不发，和当年我赴美留学时一样，他没有和杰、楫一道到车站送我，只在家里窗内泪汪汪地看着我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们离开北京时，倒是把文藻的母亲带到上海，让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时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一九四〇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
……大人近二年来，瘦了许多，这是我感到伤心而不敢说的……谁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样快……大人说：“伊哥住址是呈贡三台山，你能记得吗？”我含泪点首……晨十时德国医陈义大夫又来打针，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后即告我：“将我的病况，用快函寄上海再转香港和呈贡，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这时大人面色苍白，汗流如雨，又说：“我要找你妈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两针吗啡之力，一时房中安静，窗外一滴一滴的雨声，似乎在催着正在与生命挣扎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时四十五分，就停了气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梦境？是幻境？最后责任心压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还得活着干……
他的第二封信，就附来一张父亲灵堂的相片，以及他请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亲的挽联：
分为半子，情等家人，远道那堪闻噩耗
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
信里还说“听说你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来亦常发热出汗，疲弱不堪，但不敢多请假，因请假多了，公司将取销食粮配给……华妹一定要为我订牛奶，劝我吃鸡蛋，但是耗费太大，不得不将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为家里已没有可卖之物……一切均亏得华妹操心，这个家真亏她维持下去……孩子们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读书，堪以告慰，但愿有一天苦尽甜来……”
这是涵弟给我的末一封信了。父亲是一九四〇年八月四日八时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敌后的一个公司里又挨了四年，我也总找不到一个职业使他可以到后方来。他贫病交加，于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爱的也是最聪明的女儿宗莲，就改了名字和同学们逃到解放区去，其他的仍守着母亲，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
我的这个最聪明最尽责、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这样在敌后劳苦抑郁地了此一生！
关于能把三个弟弟写在一起的事：就是他们从小喜欢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里，紧挨着东厢房有一棵枣树，他们就从树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后面的一个旮旯里，藏了许多他们自制的玩艺儿，如小铅船之类。房东祈老头儿来了，看见他们上房，就笑着嚷：“你们又上房了，将来修房的钱，就跟你们要！”
还有就是他们同一些同学，跟一位打拳的老师学武术，置办一些刀枪剑戟，一阵乱打，以及带着小狗骑车到北海泅水、划船，这些事我当然都没有参加。
其实我在《关于女人》那一本书里，虽然说的是我的三位弟妇，却已经把我的三个弟弟的性情、爱好等等都已经描写过了。不过《关于女人》是写在一九四三年，对于大弟只写了他恋爱、婚姻一段，对于二弟、三弟就写得多一些。
二弟为杰从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那时父亲带着大弟，母亲带着小弟，我就带着他。弟弟们比我们睡得早，在里床每人一个被窝桶，晚饭后不久，就钻进去睡了。为杰和一般的第二个孩子一样，总是很“乖”的。他在三个弟兄里，又是比较“笨”的。我记得在他上小学时，每天早起我一边梳头，一边听他背《孟子》，什么“泄泄犹沓沓也”，我不知道这是《孟子》中的哪一章？哪一节？也许还是“注释”，但他呜咽着反复背诵的这一句书，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着。
他的功课总是不太好，到了开初中毕业式那天，照例是要穿一件新的蓝布大褂的，母亲还不敢先给他做，结果他还是毕业了。可是到了高中，他一下子就蹿上来了，成了个高材生。一九二六年秋他考上了燕京大学，正巧我也回国在那里教课，因为他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有一次男生们演话剧“咖啡店之一夜”，那时男女生还没有合演，为杰就担任了女服务员这一角色。他穿的是我的一套黑绸衣裙，头上扎个带褶的白纱巾，系上白围裙，台下同学们都笑说他像我。那年冬天男女同学在未名湖上化装溜冰，他仍是穿那一套衣裳，手里捧着纸做的杯盘，在冰上旋舞。
一九二九年我同文藻结婚后，我们有了家了，他就常到家里吃饭，他很能吃，也不挑食。一九三〇年秋我怀上了吴平，害口，差不多有七个月吃不下东西。父亲从城里送来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几乎都是他吃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生吴平那一天，我从产房出来，看见他在病房等着我，房里桌上有一杯给产妇吃的冰淇淋，我实在太累了，吃不下，冲他一努嘴，他就捧起杯来，脸朝着墙，一口气吃下了！
他在燕大念的是化学，他的学士和硕士的论文，都是跟天津碱厂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博士写的。侯先生很赏识他，又介绍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化学博士，毕业时还得了金钥匙奖。回国后就在永利制碱公司工作。解放后又跟侯先生到了化工部。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到北京，见面的时候就多了。
我是农历闰八月十日生的，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十，因此每到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一日，他们就买一个大蛋糕来，我们两家人一起庆祝，我现在还存着我们两人一同切蛋糕的相片。
一九八五年九月文藻逝世后，他得到消息，一进门还没来得及说话，就伏在书桌上，大哭不止，我倒含着泪去劝他。他晚年身体不好，常犯气喘病，家里暖气不够热时，就往往在堂屋里生上火炉。一九八六年初，他病重进了医院，他的爱人李文玲还瞒着我，直到他一月十二日逝世几天以后，我才得到这不幸的消息。化工部他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纪念册，要我题字，我写：
为杰逝世了，我在深深地自恸自怜之后，终于为有他这么一个对祖国的化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弟弟，我又感到无限的自慰与自豪。
他的爱人李文玲是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专修钢琴。他的儿子谢宗英和儿媳张薇都继承了他的事业，现在都在化工部的附属工程机关工作。
我的三弟谢为楫的一切，我在《关于女人》写我的三弟妇那一段已经把他描写过了：
……他是我们弟兄中最神经质的一个，善怀，多感，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兄姐的话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
他很爱好文艺，也爱交些文艺界的年轻朋友。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等，都是他介绍给我的，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七年我的父亲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还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我忘了，那时他也不过十七八岁。
他没有读大学就到英国利物浦的海上学校，当了航海学生，在五洲的海上飘荡了五年，居然还得了一张荣誉证书回来。从那时起他就在海关的缉私船上工作。抗战时期，上海失守后，他到了香港，香港又失守了，他就到重庆，不久由港务司派他到美国进修了一年，回来后就在上海港务局工作。他的爱人刘纪华，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的女儿，燕大的社会学系优秀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也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他们有五个儿女。为楫说，为了纪念我，他们孩子的名字里都要带一个“心”字。长女宗慈，十一二岁就到东北上学，我记得是长春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他们的二女儿宗爱、三女儿宗恩，学的是音乐，是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上千人中考上的五十人中之二。我听见了很高兴，给她们寄去八百元买了一架钢琴，作为奖励。他们的两个儿子宗惠和宗悫那时还小。
一九五七年，为楫响应“向党进言”的号召，写了几张大字报，被划成了右派，遣送到甘肃的武威劳动改造，从此丢弃了他的专业，如同失水的枯鱼一般，全家迁到了大西北。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和我的儿子吴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头上响起了晴天的霹雳，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转了起来！但我还是镇定地给为楫写一封封的长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报效祖国的机会，其实那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为楫夫妇都在武威一所中学教书，度过了相当艰苦的日子。孩子们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奋发自强，宗恩和宗爱都在西安音乐学院毕了业。两个男孩子都学的是理工，在矿学事业自动化研究所里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劳瘁交加的纪华得了癌症，一九七六年去世了，为楫就到窑街和小儿子住了些日子；一九七八年又到四川的北碚，同大女儿住了些日子；一九七九年应兰州大学之聘，在兰大教授英语；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二日就因病在兰州逝世了！他的儿女们都没有告诉我们。我和为杰只奇怪楫弟为什么这样懒得动笔，每逢农历九月十九，我们还是寄些钱去（他比纪华大一岁，两人是同一天生日，往常我们总是祝他们“双寿”），让他的孩子们给他买块蛋糕。孩子们也总是回信说：“爹爹吃了蛋糕，很喜欢，说是谢谢您们！”杰弟一直到死，还不知道“小小”已经比他先走了！
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流尽了最后的眼泪！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我倒觉得“死”真是个“解脱”，“痛”的是后死的人！
我的三个弟弟：从小到大，我尽力地爱护了你们。最后也还是我用眼泪来给你们送别，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了！
1987年7月8日风雨欲来的黄昏
九 追忆吴雷川校长
一九八五年文藻逝世后，我整理他的书籍，忽然从一摞书中翻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老先生的一幅手迹。那是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我们离开燕大到云南大学去的时候燕大社会学系的同学们请吴雷川校长写的、送给我们的一张条幅，录的是清词人潘博的一首“金缕曲”，吴老在后面又加了一段话。找到这张条幅，许多辛酸的往事又涌上心头！我立刻请舒乙同志转请刘金涛同志裱了出来，挂在我的客厅墙上。现在将这幅纸上的潘博的词和吴老的附加文字，照录如下：
悲愤应难已。问此时绝裾温峤投身何地？莫道英雄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文藻先生将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同学，眷恋师门，殷殷惜别，谋有所赠，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属余书之。余书何足以充赠品？他日此幅纵为文藻先生所重视，务须声明所重者诸同学之敬意，而于余书渺不相涉，否则必蒙嗜痂之诮，殊为不值也，附此预言，藉博一粲。
二十七年六月杭县吴雷川并识
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学成归来，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时，初次拜识了吴雷川校长。他本任当时的教育部次长；因为南京教育部有令国内各级教会学校应以国人为校长，经燕大校董会决议：聘请吴老为燕大校长。吴老温蔼慈祥，衣履朴素，走起路来也是那样地端凝而从容。他住在朗润园池南的一所小院里，真是“小桥流水人家”。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正在朗润池北一家女教授住宅的凉棚下和主人闲谈，看见吴老从园外归来，经由小池的北岸，这时忽然下起骤雨，吴老没有拿伞，而他还是和晴天一样从容庄重地向着家门走去，这正是吴老的风度！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文藻同云南大学联系，为他们创办社会学系。我们定于一九三八年夏南迁，吴老的这一张条幅，正是应燕大社会学系同学的请求而写的，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此后，太平洋战起，燕大也被封闭，我们听说汉奸王克敏等久慕吴老的为人，强请吴老出任伪职。吴老杜门谢客，概不应酬，蛰居北海松坡图书馆，以书遣怀，终至愤而绝粒，仙逝于故都。
吴老的书法是馆阁体，方正端凝、字如其人，至今我仰瞻挂在客厅墙上，从这幅字迹，总觉得老人的慈颜就在眼前，往事并不如烟！
1988年10月21日清晨
十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在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〇年到日本的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外，就是他为人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海内外的读者都已谈得很多了。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
1989年1月26日阳光满案之晨
十一 怀念郭小川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七十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三七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押到了团泊洼；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分配了工作；十一月他到了河南林县；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多朋友；十月九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十月十八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过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1989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