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跟着我去“恰马”。在和基库尤人打交道时，我总是带着法拉。尽管当争吵关乎他自身时，法拉几乎变得不可理喻，而且像所有索马里人一样，一旦自己部落的情感和宿怨卷进事件，他就彻底昏了头，但是对于其他人的争端，他还是具备智慧和判断力的。而且他还是我的翻译，因为他的斯瓦西里语很流利。
我到达集会之前就知道，诉讼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剥削卡尼奴。他会看到他的羊被赶到四面八方，一些用来赔偿死伤孩子的家庭，一些用来维持“恰马”。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认为，卡尼奴像其他父亲一样失去了他的儿子，而且他家孩子的命运在我看来，是全部人当中最悲剧的。瓦玛依已经死了，不再讨论；旺阳盖里在医院，有人照顾他；但是卡贝罗被所有人抛弃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尸骨何在。
现在，卡尼奴就是节日宴会上一头待宰的肥牛。他是我最大的佃农之一，在我的佃农名单上，他被列明有三十五头牛、五个老婆和六十头山羊。他的村寨紧挨我的树林，因此我常能见到他家的孩子和山羊，而且需要频繁地去找他家的女人谈话，让她们不要砍我的大树。基库尤人不懂得奢侈，他们当中最富有的人也活得像个穷人，我走进卡尼奴的草棚，看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家具的东西，可能只有一把让人坐的小木凳。但是卡尼奴的村寨里有许多草棚，四周是一大群热闹的老妇人、年轻人和孩童。接近日落的挤奶时间，一长队的母牛穿过平原踏进村庄，蓝色的影子缓慢地落在它们脚边的草地上。干瘦的老人披着兽皮斗篷，精明的黑色脸庞上爬满细密的皱纹，皱纹里嵌着尘土，这一切都让他名正言顺地顶着富翁的光环。
我和卡尼奴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我甚至威胁过要把他赶出农场，这都是因为他策划的一次特殊运输。卡尼奴和邻近的马赛部落关系很好，他把四五个女儿都嫁了过去。基库尤人告诉过我，在旧时，马赛人认为与基库尤人通婚是自降身份。但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日趋消失的奇特民族为了推迟它的最终灭亡，已经放下骄傲。马赛女人生不出孩子，而好生养的基库尤年轻女孩在马赛部落里很受欢迎。卡尼奴的后代都很好看，他用年轻女儿们换回许多圆滚滚、活蹦乱跳的小母牛，把它们从马赛保留地牵了回来。在这个时代，不止一个基库尤老父亲用这样的方法发财致富。有人告诉我，基库尤的大头人奇南朱伊送了二十多个女儿给马赛人，从他们那里得到超过一百头牛。
然而，一年以前，马赛保留地因为口蹄疫被隔离，不准带出任何牲畜。在卡尼奴的眼里，这是个严峻的困境。马赛人是游牧民族，根据季节、雨水和牧草来变换住地，他们牛群里的一些牛在法律上属于卡尼奴，却也被赶着到处跑，有时会被赶到一百英里以外，没人知道它们怎么样了。马赛人是不择手段的牛贩子，与他们鄙视的基库尤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他们是很棒的武士，听说也是极好的情人。卡尼奴女儿们的心被他们攥在手中拧转，像古时的萨宾女人那样变节了，他不再能指望她们。因此，趁夜里地区委员和兽医部都在睡觉，足智多谋的老基库尤人开始把他的牛群赶过小河，从马赛保留地转移到我的农场。他做出这种行径实在十分恶劣，因为土著们不是不理解隔离规定，他们非常尊重它。要是牛群被发现出现在我的土地上，整个农场都要被实施隔离，因此我派出守夜人到河边去堵卡尼奴的手下。在那些月夜里，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戏剧性的伏击，两方沿着银色的溪流你追我赶，整件事情的焦点—那些小母牛们朝四面八方蜂拥逃窜。
“恰马”的另一个当事人—乔工纳—死掉的那个小孩瓦玛依的父亲，则是个穷人。他只有一个很老的老婆，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三头山羊。他不大可能发财，因为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人。我很了解乔工纳。这起意外和“恰马”开庭的前一年，农场上发生过一起恶性谋杀案。两个印度人在河上游的地方找我租了一间磨坊，为基库尤人磨玉米，他们在夜间被杀，货物被偷走，杀人犯却一直没找到。凶杀案吓走了这一区所有的印度商人和店主，好像集体被一阵暴风吹走了一样。我不得不给自家磨坊的普兰·辛格武装一把旧猎枪来留住他，即便如此，也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他。凶杀案之后的头几晚，我自己觉得听到屋外有脚步声，于是我安排了守夜人，连续一整个星期巡视，这个人就是乔工纳。他太温柔了，对杀人犯肯定不起什么作用，但他是个友善的老人，和他交谈也很愉快。他具有儿童般的欢快举止，大方脸上挂着鼓舞和渴望的表情，无论何时见到我，他都会大笑。现在，他在“恰马”上见到我就很高兴。
那段时间里，我在学习《古兰经》，书上说：“你不应为了穷人而扭曲法律的公正。”
除了我以外，集会里至少还有一个人意识到，“恰马”的目的是剥掉卡尼奴的皮：这就是卡尼奴本人。其他老人都围坐着，极其专心，为诉讼调动了全部的智慧。蹲在地上的卡尼奴把他的山羊皮大斗篷拉过了头顶，时不时从下面发出一声牢骚或抽噎，像只咆哮到筋疲力尽的狗，只是在痛苦地维持生命。
老人们想以伤童旺阳盖里的案件作为开始，因为这能给他们无休无止的交涉机会。如果旺阳盖里死了，赔偿金是多少？如果他被毁容了呢？如果他失去语言能力了呢？法拉按照我的指示告诉他们，除非我到内罗毕见过医生，否则我不会讨论此事。他们咽下失望，准备好下一个案子的论据。
我通过法拉告诉他们，“恰马”有责任尽快解决这个案子，他们不应该把余生都耗在这里。很明显这不是凶杀案，而是恶性事故。
“恰马”老人们用他们的专注对我的发言表示敬意，但我话音刚落，他们就开始反对。
“穆萨布，我们对事件一无所知，”他们说，“但我们看得出来，你知道的也不够多，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只理解一点点。开枪的是卡尼奴的儿子，否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没受伤呢？如果你想听更多详情，我们的马武盖可以告诉你。他的儿子就在那里，一只耳朵被打掉了。”
马武盖是富农之一，和卡尼奴在农场上有点对手的意思。他看上去是个威严的男人，而且说话有分量，尽管他说话非常慢，时不时要停下来思考。“穆萨布，”他说，“我的儿子告诉我：男孩们一个接一个地端枪，指向卡贝罗，但他不对他们解释怎么开火，不，他根本不解释。最后他要回枪，同时开火了，伤了所有的小孩，杀死了乔工纳的儿子瓦玛依。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早就知道这些，”我说，“这就是所谓的倒霉和意外。谁都有可能无心开枪，我有可能从我家里开这一枪，或者你，马武盖，从你家里开这一枪。”
这激起了“恰马”的巨大骚动。他们都看着马武盖，他变得很不安。然后他们自己人之间非常低声地讨论了一段时间，就像在耳语。最后他们重新继续这个话题。“穆萨布，”他们说，“这次我们一个字也不理解你在说什么。我们只能相信，你所说的是一把来复枪，因为你自己用来复枪射击得很准，但用猎枪就不太准。如果这把枪是来复枪的话，你就说得很对，但没有人可以从你家或马武盖家用猎枪开枪，一直打到梅纳尼亚老爷家，还能把屋里的人打死。”
我愣了一下，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开枪的是卡尼奴的儿子。卡尼奴会赔一些羊给乔工纳来弥补损失，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卡尼奴的儿子不是个坏孩子，也不是故意要杀死瓦玛依的。既然不是蓄意凶杀，卡尼奴就不该赔偿同等数量的羊。”
这时一个名叫阿瓦路的老人说话了。相比其他人，他与文明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他坐过七年牢。
“穆萨布，”他说，“你说卡尼奴的儿子不坏，因此卡尼奴就不该付同等数量的羊。但如果他的儿子确实想要杀死瓦玛依，因此是个非常坏的孩子的话，那对卡尼奴会是件好事吗？他就会为此高兴，然后赔偿更多的羊？”
“阿瓦路，”我说，“你知道卡尼奴失去了他的儿子。你自己也去上学，所以你知道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很聪明。既然他在其他方面都很好，那么卡尼奴失去他，也是件很惨的事啊。”
然后是一阵漫长的停顿，圈子里没一点声音。沉默的最后，卡尼奴好像突然记起了遗忘的痛苦或责任一样，发出一长声哀号。
“夫人，”法拉说，“现在让这些基库尤人报出他们心里的数字吧。”他用斯瓦西里语对我说话，这样整个集会都能听懂，而且顺利地让他们感觉到局促不安，因为数字是个具体的东西，没有土著愿意挑明。法拉用眼光扫视整个圈子，傲慢地提议：“一百。”一百头羊是个不可思议的数目，没有人会当真考虑。一阵沉默笼罩住了“恰马”。老人们觉得自己任凭索马里人的嘲弄摆布了，选择对此保持缄默。一个很老的人低语了一声“五十”，但这个数字和法拉开的玩笑相比，一点分量都没有，轻飘飘地悬在空气中。
片刻之后，法拉凭借自身对数字的精通和作为牛贩子的老练，尖锐地说了声“四十”。这个数字触到了集会的小算盘，他们自己人之间开始非常热烈地讨论。现在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沉思，还有大量的喋喋不休，但无论如何，协商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到家后，法拉再次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我认为这些老头会从卡尼奴那里牵走四十头羊。”
卡尼奴在“恰马”上还要再经受一次折磨，因为农场上的另一个大佃农，一个庞大家庭的父亲和祖父—大腹便便的老卡太古—现在站起来，提议清查卡尼奴要移交的绵羊和山羊，然后一头一头地特别指定。这违背了所有“恰马”的惯例，乔工纳一辈子也想不出这么坑人的方案，我只能猜测这是卡太古和乔工纳之间的协议，是为了卡太古的利益。我等了一小会儿，看看会玩出什么花样。
一开始，卡尼奴似乎已经屈服于他的受难，缩着头，低声啜泣，好像每指定一头动物，他就有一颗牙被拔掉。最后，卡太古本人犹豫不决地挑出一头无角的黄色大山羊时，卡尼奴的心都碎了，彻底精疲力竭。他钻出了他的斗篷，以勇猛的姿态走上前来。有一刻，他像公牛一样向我咆哮，一声求助的怒吼，从苦难深渊中发出的呼喊，直到他飞快地一瞥，发现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他不会失去黄山羊。他这才坐下，再无声息，只是过了一会儿，他给了卡太古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眼神。
长达一个星期的“恰马”听证会之后，赔偿金最终被敲定在四十头羊，由卡尼奴赔偿给乔工纳，但移交过程中不得指定具体的羊。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吃饭的时候，法拉给我带来案情的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