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前，当时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对“四人帮”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投鼠”已不必“忌器”，只要正义力量团结一致，就可以解决掉“四人帮”。当时，叶剑英虽然处境很困难，但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军中享有重望。因此，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把他推到这个历史舞台的中心。
邓小平女儿毛毛在一本书中写道：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8—519页。
一些老同志也深知，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和国家将面临危险而严峻的重大斗争。看着局势的发展，陈云、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十分焦虑。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仍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联络，互通消息，并分别找叶剑英交谈。
叶剑英，是“八一”南昌起义时期的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林彪倒台后，毛泽东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大权信任地交付给他。由于叶剑英的辛勤经略，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军队领导人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使军队重新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一重大贡献，为在危险之中取得国家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复出后，叶剑英提名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并义无反顾地大力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后，叶剑英也被宣布“生病”，停止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时，虽然在表面上叶剑英已被“闲置”，但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叶剑英非常尊重。军队的实际大权仍由叶剑英有力地控制着。况且，叶剑英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还参加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去世后，叶剑英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加举足轻重。所以，当老同志们为国担忧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就是找叶剑英商量。陈云上西山找叶剑英深谈。聂荣臻找叶剑英深谈。王震找叶剑英深谈。军队很多高级将领找叶帅深谈。叶剑英完全明白当前的危险程度，他也完全知道，不经过生死搏斗，不可能取得与“四人帮”斗争的最后胜利。叶剑英要争取的，是现任领导华国锋的支持。历史的重大责任落在了叶剑英的身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叶剑英感到责无旁贷。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有时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等人保持联络，探讨时局。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夺权的巨大障碍。
叶剑英意识到，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他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取得华国锋支持，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叶剑英亲自到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
新华社著名记者杨继绳认为，“四人帮”在这一场斗争中，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如果说他们在战略上的错误是，把本应当团结的文革中的受益者推向对立面，那么，在战术上的错误在于，在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全都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灯下明目张胆地夺权。
叶剑英对具体执行人汪东兴施加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施加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则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和圆满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的负责任的交待。尹韵公：《论成功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载《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那么军队老同志和在职实权人物，在这场与“四人帮”的较量中，是否做了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呢？在已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这方面确切记述的不是很多。据曾任王震秘书的伍绍祖讲：“他(王震)确实是运用他在军队中的影响，组织和聚集力量，准备与“四人帮”决一死战。”《忆王震》，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16页。另据时任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傅崇碧回忆：“叶帅指示，掌握好部队情况，防备‘四人帮’搞鬼，并准备应付非常情况。”《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在一资料上也记述了当时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向来做他工作的苏振华的保证，他说：“苏政委，请您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动卫戍区一兵一卒。”曲爱国：《百战将军——吴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叶剑英传记述，叶剑英特派秘书去看望生病的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这说明准备还是有的。
在抓捕“四人帮”后，当晚的玉泉山会议上，华国锋在通报了晚上行动的情况后，真诚地表示，希望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最终，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叶剑英对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时，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做了相当高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10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