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有影响的作品。由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权威性的中共党史，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由他主持撰写的一部重要党史著作。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了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胡绳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虽官阶不低，但人们都以理论家、史学家看待他的一生。著名学者吴江认为，在历次批判运动中，胡绳属宽厚派、温和派，尽量不说过头话。但胡绳还有其另一面，即他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吴江：《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他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却有了惊人的改变。
胡绳退下来后，在1998年末，参加一个座谈会，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为题发表讲话，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从思想根源上指出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本质，是迄今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最深理论层次的认识和批评。这一评论之所以深刻，是在于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李一蠡：《胡绳周扬现象背后》，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当时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民粹派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认为少数英雄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才干决定运动的成败。民粹派又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欠发育因而民主也欠发育的国度，由知识精英们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容易发生民粹主义倾向，即把救世英雄的抱负和为民做主的思想，代替社会主义民主；把主观主义的人定胜天气概夸张为上层建筑的伟大作用。而这种来自上面的对于领袖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强力倡导，又非常容易得到来自下面——天生崇拜救世主的小生产者们的信赖和拥护，于是个人迷信便不仅成为必然，而且成为必须。
胡绳认为：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在20世纪的最初至少20年间，社会主义的声音虽然已经从外国传入，但中国人讲到国家命运时都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范例。只是在此以后，国内国际的条件逐渐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人中占据压倒的优势。社会主义的招牌下有真有假，有各种不同品种的货色，这固然会引起无穷争论；但在像中国这样的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联，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但长话短说，这里先说下列几种在中国曾有影响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它在中国虽早已被实践否定，但仍以种种不同形式出现。毛泽东说：“民粹主义在我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极广大的。”孙中山和毛泽东本人都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孙的名言是“毕其功于一役”。毛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相反的一种看法是，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辩论社会主义问题的梁启超、张东荪就是这种主张。梁、张持此说当然不足怪，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也有类似的论调，当时马林、鲍罗廷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把“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思想灌输给中国共产党人。原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根据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形势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但胜利后的政权总为资产阶级所取得，接着无产阶级就要把枪从右肩换到左肩，才谈得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不顾20世纪中国的特点，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结果遭致右倾机会主义而陷革命于失败。
经过这次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初改变看法，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已经采取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步骤。这种“左”倾观点也来自共产国际，又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并且留下很深的毒害。这是第三种看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正确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为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以上所述，都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即20世纪前半期人们的考虑，当然不可能不和当时的实践有关。但到了这个世纪的后半期，则完全成为在实践中的问题了。
从50年代到70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这似乎近似于前述新民主主义论前第三种看法）。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这近似于前述第一种看法）。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
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指出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是必须具有很大理论勇气的。而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总结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都有莫大好处。因为，仅毛泽东一身之历史功过，对我们党就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而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极具权威的代表人物，在同一土壤上，尤其是在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长期影响下，我们党，我们国家，有多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问题上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自省的重大问题。这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而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做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针对意义的。
民粹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中起过一定进步作用，但后来走向反动。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几乎所有资本主义不发达欠发达国家，或没有经历过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大都不免会发生民粹主义思潮。而民粹主义、左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个人迷信、个人独裁往往密不可分。中国历次农民革命就无不产生对领袖的崇拜，有时甚至是邪教式的崇拜；也常常就从自己的崇拜对象中，产生残酷统治自己的暴君。我们虽然不必对这种既往现象加以厚非，但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记忆。
但是，在理论界，对毛泽东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在认识上还是有分歧的。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466页。我们思考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在发展中避免出现这种认识倾向。
胡绳认为，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胡绳：《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瞭望》1998年第33期。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应当说，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也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在形成正确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思想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毛泽东民粹主义色彩放到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历史上走向进步必然付出代价，这是一个规律。想不付出必要代价而取得巨大进步是一种幻想。毛泽东的正确理论与错误认识，都汇成了他巨大的遗产留给了后来者。正因如此，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