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历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者，要有所作为，除了应注意“继承”，更应注意“发展”，更应注意对前任的做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太多的问题，继承者又完全沿袭前任的朝纲，他就可能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太多了，华国锋完全继承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使人们难以看到他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勇气。“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使中国不能前进。同时也捆死了华国锋本人，使他难以有所作为。
时代不同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已经觉醒的人们在思考、在抗争。
在陈云看来，粉碎“四人帮”后，无疑要使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但是，要使党和国家真正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首先必须拨乱反正，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纠正冤假错案，否则不可能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一切就无从谈起。因此，陈云重申：必须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必须尽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使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而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定的，提出“两个凡是”，这两件事就不能变。《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6页。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在党内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还没有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在得知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后，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公开支持许多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也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
陈云、王震针对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顶住华国锋等人的压力，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
陈云指出：《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潜伏在群众中的坏人是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指出：《王震传》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79页。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邓小平。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义正辞严，震动很大，虽然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让发会议简报，但却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邓力群在晚年回忆了陈云、王震这次发言的一些情况：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页。
会前，陈云、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分组会上，陈云和王震都讲了。在他们讲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找我去看稿子，征求意见。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没提修改意见。王老在讲话的头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发言稿，并让我帮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还有重复和不太顺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对他的发言稿用心作了修改。两个人的发言，反应强烈，很受欢迎。陈云所在的那个组，组长是赵紫阳，采取了一个很滑头的做法，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如实上报，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报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个组，有个电子工业部的王铮，当时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也不简单，听到反映后，立即召开分组长联席会议，说：我们这个会要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认真讨论，对于那些敏感问题(举了例)，希望不要涉及。这个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讲了。后来他与别人解释：我还要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时还出现一个问题：即陈、王的发言是否发简报。汪东兴主持的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二位说，只能发摘要，不能发全文。实际上这是华、汪的意思。陈云当时说，要发就发全文，摘要不发，我就收回了。王老也是这个态度。结果其他组都不知道陈、王的发言。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个观点，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和支持。华国锋可能对这封信所包含的深层含义没有察觉，5月3日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此信。这种形式无疑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也为邓小平很快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做了准备。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再次批评“两个凡是”，他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指汪东兴、李鑫)曾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也没有说过“凡是”。
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
邓小平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论断的提出，在当时党内引起强烈异常的反响，思想理论界开始出现一些突破“两个凡是”的文章，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抵制华国锋错误指导思想的信心和力量。
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巨大压力，华国锋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想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这个“适当的时候”有些长了，让许多人感到这是“拖”了，“拖”来“拖”去把许多有利的政治时机错过了，越“拖”也就越被动了。不过，上世纪80年代汪东兴对人说：“华国锋没有阻止邓小平出山，不同意邓小平出山的是我。我怕邓小平一上来，华国锋就呆不住了”，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汪东兴出于对毛泽东、华国锋的真诚拥戴，说的可能是他的真心话。
但是，华国锋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有条件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说明，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和要挟，大义凛然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华国锋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拖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违背了民意，对他的政治前途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党内外各种力量的努力下，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长达9个月的激烈斗争，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的重新出来工作，体现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标志着对“两个凡是”反击的重大突破。
在这次全会上，尽管华国锋的讲话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宣扬“两个凡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或感觉到，华国锋的底气已经不那么足了。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根据全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中国共产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十大以后，毛泽东一再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这样，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报告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认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并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为十一大路线的基本内容肯定下来。这说明党的指导思想还没有真正完成拨乱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