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诸多风格中，朴素以其独特魅力（能够）感人，但毕竟不可能感动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的做人上，朴素（能够）感人的时候似乎就更少。
我曾在中国京剧院工作多年，便习惯拿“戏”的标准去衡量生活，总希望生活之“戏”也能像舞台上那样--先有“远铺垫”，再有“近铺垫”，最后才掀起高潮……当然以这样的期望观察生活，心境便常静谧得“古井无波”。但有一次在人民剧场，我却发现了一种戏外之“戏”，它突如其来，也全无铺垫，可硬是让人铭心刻骨。原来动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如我剧人平时不屑一顾的东西--朴素。
那次是上演新戏，剧院领导让我协助一下搞接待的人，让我留意有哪些应该“让”进贵宾休息室的人，千万别给落下。忽然问，我发现《人民日报》分管戏曲的记者，和他们的老主任袁鹰，从两边儿搀扶着一个腿脚很不灵便的姑娘，正一步步迈上台阶。袁鹰老师较胖，看上去动作很吃力，但姑娘总把重心向他那边歪。我赶忙招呼j“袁鹰老师--”我伸手打算去替换袁，袁歉意地笑了笑“：这活儿你不行……”好容易走到收票口，袁鹰老师一手搀那女孩子，一手吃力地伸进当胸的口袋掏票。我附耳对检票员轻说“：这是《人民日报》……”话没说完，检票员会意，示意放行。袁却急涨着脸，“有票，有票……”说着，终于把票掏了出来。
见到了平地儿，姑娘从记者肋下抽出手来，完全倚靠着袁鹰老师，一拐一拐地进去了。我追上两步“：袁鹰老师，一会儿请您到休息室--”
“不，不了。谢谢……”袁步伐沉重，但一副甘心情愿的样子。我转身面对记者，用眼神“指了指”那姑娘的背影。记者奇怪了“：这是他女儿，从小走路不方便，智力上也受到影响……老田（袁鹰本姓田）老伴的身体也非常的不好……你难道会不晓得？一一刹那，我的心收缩得紧紧的。那几年，我在《人民日报》经常发稿，外人都以为我和袁鹰老师很熟。了解”内情“的人，更认定我跟袁的关系应当密切至极。就因为我母亲曾在《人民日报》供职，并和他一度同事。殊不知，我母亲1955年就离开了报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拿笔，和袁鹰有二十年没有联系一刹那，我还回想起近年在《人民日报》偶然见到他时的情景，忙忙碌碌，和善随便，但也带有一种莫名的隐忧。隐忧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奇怪--读他的散文会认定他是个好作家；而办公室中的他，则显不出豪情和才气，让人只感到他是个审慎的老编辑。两种形象就像两个没有重叠在一起的光环，在我脑中胡乱回荡着。如今，他的家庭负担给他的影响--比如眼前这个”耐心的父亲“，显然就是使得眼前景象更加斑驳的第三个光环了。
这是我偶然获得的第一次感动，因朴素而久久难忘。
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报刊上出现许多悼念文章。袁鹰发表在《新观察》上的散文，题目我已忘记，但其中一句话至今还清晰地印在脑海”：（1957年后的20年中）每当我走过西四北大街的时候，总会想起附近有一个人在浪费她的青春和才华。尤其是1980年后，每当我走过这条大街时，又总会想起附近有一个人寂寞地躺在那里……“西四北大街是一条热闹街道，街上的行人数不胜数，各奔各的前方，各想各的事情。我父母家距离大街有一条胡同之远，而袁鹰老师并非闲人--您掌管着中央党报的文艺部，同时您家里又有那么沉重的负担，您如何会、如何能分心去想一个早被文坛所淡忘了的人呢？
四年来，就是这篇散文中的这句话，使我第二次感动了，又是因朴素而难忘。
其后不久，一个盛夏的中午，我骑车路经西四北大街时，忽然看见袁鹰老师--正吃力地走在我前边一点的便道上。我想叫他而没叫他，不知是什么意念指使着我，让我放慢车速，远远地跟着他，细细地打量着他、思寻着他。此际之他，不像作家，也不像部主任--穿着短裤，脚下一双塑料凉鞋，没穿袜子，肋下夹着一个很常见的公文包，鼓鼓胀胀，挺沉的，累得呼哧带喘，但一步不停，眼睛直视前方，额头也汗湿漉漉……此际之他，此景之他，还能分心想其他的事情和久别的朋友吗？但是，就凭他那一双至诚的眼睛，就凭他那一笔并不潇洒的字，啊，我想起一封他不久前寄给我的信--为了我发表在他们副刊上的一篇”直言录“，仅八百字，但是触怒了被批评单位和该单位的领导。于是，一篇六千字的”回答“，连同他们的”背景“，一道送上了袁鹰的办公桌。袁很为难，曾提出举行一个”被批评单位及其领导、徐城北为参加者“、”《人民El报》文艺部为调解者“的座谈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矛盾在内部”消化“的建议。对方不干，只把”回答“压缩成两千字，要求立即发表”，以正视听“。袁鹰无奈，一边安排版面发表，一边事先把”回答“的复印件随信寄给了我……他的字显示不出多少才气，但一笔就是一笔，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这是他的性格，这也是他留给文坛的印象。他从来不欺骗人，也从来不必去欺骗别人--这就是他，繁忙、焦虑、紧张、忙碌的他，同时还要关怀、帮助别人的他！我在他身后慢慢尾随着很久，伴随着尾随，我再一次受到了那种朴素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