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重大的成果中，以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最为激动人心，因为那里很可能是巴人先祖生活过的地方，那些地下的文物很可能是某位巴人先祖的遗留。
3.香炉石的答案
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鱼峡口镇东南不远处的清江北岸，有一处狭窄土地，它就是著名的香炉石遗址。香炉石遗址中心区的东南和西北两面紧靠陡峭山岩，东面矗立着一座几乎呈垂直状的山石，因其形似香炉而被称作香炉石。这就是香炉石遗址得名的由来。
谁能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荒野之地，竟
是一座“地下文物宝库”呢？在王善才的主持下，香炉石遗址的考古发掘前后进行了三次，历经数载。这个面积约
有30000平方米的遗址，在考古队仅挖了
400余平方米的时候，就出土了许多价值不菲的东西，计有商、周至战国秦汉时期的石器、陶器、铜器、骨器、贝币、甲骨和陶印章等万余件文物。考古学家们说，该遗址的地层共有7层，时代从3000多年前的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除了东周时期这里被楚文化强烈影响外，其他都是典型的巴文化遗存。
让我们仔细端详那些散发着余温的陶器。其种类有罐、釜、盆、盘、尖底杯、罍（l佴i）、钵、豆、纺轮、印章等，这些陶器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如此怪异和生疏，但却是当时人们每天香炉石遗址远景
香炉石发掘场景
都接触的日常生活用品。这些陶器的胎质大都夹有砂粒，如果用来炊煮，则不易炸裂。此外，那些陶器的表面装饰有大量像绳索勒压的纹饰，以及一些被叫做方格纹、划纹、云纹、叶脉纹、贝纹、“S”形纹的纹饰。
这些陶器是如此粗糙、普通，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是在考古专家眼中，这些陶器的种类、形制、纹饰等蕴含了惊人的秘密。那些圜底釜、圜底罐以及颇富特色的尖底杯等器物，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很少见，只在个别遗址的试掘中有零星发现，像这样大规模的出土，还是第一次。专家们通过与周围地区进行对比发现，这类陶器在江汉平原的商周时期基本不见，更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迥异，他们隐约感到，这是一种新的考古文化！这个文化与四川盆地东部的文化有较多的共同性，与川西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王善才据此认为：香炉石的商周遗存在四川盆地东部和鄂西地区是最具代表性、最系统和最丰富的。根据考古学上的惯例，凡是一种新类型的遗存要命名为文化，一般以最先发现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遗址作为其名称，王善才研究员将这一新发现命名为“香炉石文化”。
香炉石文化的发现，使敏锐的王善才立刻联想到曾经生活在清江一带的早期巴人，想到了地下文物与巴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难道这些是巴人曾亲手抚摸过的遗物？难道这就是人们辛苦寻找而不得的一处早期巴文化遗址？
香炉石出土海贝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该遗址无论是年代、地域都与文献记载相符合。最重要的是，它与已知的其他文化都有差异，而只有早期巴文化，还处于雾里看花的境地。王善才为自己的发现而激动不已。
面对这部无字天书，要回答它属于巴文化是容易的，但它会不会是一处普通的商周时期巴文化遗址呢？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处重要而特殊的巴文化遗址。
长阳榔坪镇出土于
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一种叫做尖底杯的器具。这种尖底杯口沿外侈、束颈、鼓腹，底部呈锥状，它在鄂西地区的其他遗址中曾经被发现过，虽然在四川盆地内很少见，但却有很多与这种尖底杯近似的羊角状或炮弹状尖底杯，它们应当是同一文化系统。经过最近几年三峡文物抢救发掘，现在我们知道，尖底杯形式多样，分布范围从鄂西地区到川西平原，从陕南汉水谷地到乌江流域，是早期巴蜀文化特有的陶器。而尖底杯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是重庆的峡江地区。无疑，尖底杯的分布状况及其独特特征使人们有理由把它与巴文化相联系。
此外，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骨器也颇富特色，其数量之多，在商周遗址中十分罕见。骨器的种类有锥、笄、勺、匕、管等多种，制作十分精美，显非一般人所能拥有。其中的一百多件骨匕，最长的一件长26厘米，是迄今所见周代以前最长最大的，堪称早期骨匕之最，展现了巴人高超的制作工艺。精美怪异的骨装饰品，种类繁多，上面常见圆圈形装饰元素。骨管形器，像纤细悠长的筷子，制作精致。各种方形或长方形的佩饰，配合有钻孔的虎牙，显出原始的野性的美。这些东西非一般人所能拥有，当是权贵的私人物品。
海贝，是香炉石遗址的重要发现之一。王善才认为，这些白色的小香炉石出土陶尖底杯
香炉石遗址二龙戏珠崖墓出土尖底杯
香炉石卜骨和骨匕图
香炉石出土陶网坠：反映了渔业在当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香炉石出土的玺印照片
传说中廪君的起源地武落钟离山
海贝是当时的货币，是商品交易的中介物。我们知道，海贝出产于沿海地区，要将海贝运到内陆地区是很不容易的，它在内陆地区应当非常昂贵。在中原地区，有名的殷墟商代妇好墓内就发现有大量的海贝，而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可见，作为货币的海贝，还象征着身份、地位和财富。
甲骨，是香炉石考古的重大发现。它使我们现在仿佛仍能看到巴人巫师的背影，仍能感受到巴人问神的虔诚与神秘。中原甲骨有卜甲和卜骨两种，卜甲的原料是龟腹甲，卜骨的原料多是牛的肩胛骨。香炉石的卜骨为鱼的鳃骨，这在国内还从未发现过，显示了巴人占卜方面因料取材的独特性。香炉石遗址发现的卜骨、卜甲地域特点十分鲜明，人们认为它代表了与黄河流域相对的长江流域传统。甲骨在占卜前要先加整治，然后在一面钻孔，于孔内凿槽，钻、凿之后，用火烧灼甲骨，这样在背面就会显出兆纹来，再根据兆纹形状解释所卜之事是吉是凶。
中原商周王朝时期，甲骨是巫师进行占卜的重要载体，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大多出土于都城附近。现在，在偏僻的西南地区出土了大量甲骨，的确异乎寻常。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过去只在宜昌朱家台、路家河、秭归的鲢鱼山以及忠县井沟等遗址中出土过，但数量极少，只有一两片或几片，而且年代也比较晚，约为晚商和西周时期的产物。此外，在成都的金沙遗址，近年来亦出土有一些甲骨，该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商末周初的蜀王国都邑！香炉石遗址出土的甲骨不仅数量多，年代跨度也大；除出土大量晚商和西周时期的甲骨外，还出土有早商时期的甲骨。香炉石遗址的大量甲骨，既有墓葬里出土的，也有地层堆积中出土的，这是长江上游地区的几处遗址不能比的，就是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甲骨背面游丝般的龟裂纹，仿佛是他们的生命线。香炉石遗址出土的大量甲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学者们据此认为，香炉石遗址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中心聚落，只有高度发达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才有可能出现如此大量的甲骨！
香炉石遗址还出土有两枚陶玺印。别小看这枚印章，它在鄂西和渝东众多早期巴文化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就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次发现，对我国玺印起源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般认为，印章起源于战国，最早不过春秋末期。虽然文献上记载玺印的使用是在西周和春秋，但在我国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却从未发现过，因而玺印起源之谜一直困扰着学术界。香炉石玺印的发现，使发掘者欣喜不已。中国文物研究所刘绍刚研究员认为：长阳陶玺的发现，使古玺印起源之谜初步揭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玺印的出现，把我国玺印起源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同文献记载的情况正好基本相符。但是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它是用来钤印陶器的。王善才积极查阅各种资料，到北京登门向国内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政烺、陈公柔、黄盛璋求教，还写信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著名历史学家释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是印章。虽然基本确定了陶印的属性，但印章上的文字却是个谜！是汉字还是巴人的文字？或者仅仅是某种神秘的图符？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与战国时期巴蜀图语的比较，发现两者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大多数人倾向于它们具有承袭关系。
圜底釜、尖底杯、装饰品、海贝、甲骨、印章……这一系列的文化元素，无不彰显香炉石遗址的非同寻常。那么，这个遗址能否与文献记载的巴人廪君建都夷城挂钩呢？如果这一设想成立，不啻一个惊人的发现。研究长阳地方史的长阳县博物馆罗家新认为，香炉石遗址就是廪君时代的夷城！
《晋书》等史籍对夷城是这样描述的：
廪君复乘土船袁下及夷城遥夷城石岸曲袁泉水亦曲遥廪君望如穴状袁叹曰院野我新从穴中出袁今又入此袁奈何浴冶岸即为崩袁广三丈余袁而阶陛相乘袁廪君登之遥岸上有平石袁方二丈五尺袁因立城其傍而居之遥如果对照上述夷城的地形，会发现香炉石遗址与此大体接近。香炉石在清江岸边，这里江水曲折，其东南和西北两面紧靠陡峭山岩，使遗址处于一阴暗的沟槽中，这不正是“望如穴”吗？遗址的东面矗立着一座几乎呈垂直状的山石，与“岸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惊人地巧合。当然由于考古发掘没有发现文字记载作为直接证据，我们尚不能在香炉石与夷城之间划等号，但毕竟提供了难得的间接证据。
对于香炉石与廪君的密切联系，人们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记载。现长阳县西的鱼峡口镇东，有一处被呼作“白虎垅”的地方，清代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说，“县西二百三十里，昔廪君死，精魂化为白虎”、“巴人廪君化白虎处：白虎垅，旧志谓廪君化白虎处指此，故渔峡口东西村称为白虎垅。”香炉石遗址距长阳县城97公里，在现鱼峡口镇东0.5公里处，与上述记载的地理方位完全相符。
地理方位与地貌特征惊人吻合！在香炉石遗址被发现之前，史书中的夷城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在恩施。现在，夷城似乎就在眼前，虽然它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城墙，但对于这样一个山寨型遗址，隐蔽而险峻，易守难攻，城墙对于它还有多少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