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是优秀的航行者，是时代的弄潮儿。船是他们的生命之舟，灵魂之舟。生前，他们驾船或随波逐流，或激流勇进，生命中的许多时光就在舟中度过；死后，他们依然离不开那些曾经承载生命的船，他们把它带进墓穴，以船为棺，长眠于内，让它载着灵魂渡向彼岸。这样的船我们不知道该叫它是船还是棺，于是考古学家们将其叫做“船棺”。
航行在长江上的现代小鱼船
考古发掘出土的陶船形器
考古发掘出土的陶船
在三峡博物馆展出的巴县冬笋坝船棺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就有这样一艘被陈列在明亮的展厅里的船棺。这艘巨大的船只被放在宛若江滩的河沙和鹅卵石上，仿佛准备游弋远航。有些匆忙的参观者，或许以为这只是一艘普通的船，却没有料到它是一艘有着两千多年涛声的船，是一口深埋地底的渡魂之舟。
这具船棺发现在重庆城西南的一个郊区，距市中心约有60公里，地名叫做冬笋坝。或许它的另一个名称铜罐驿更能勾起考古者的兴趣，因为它透露了这里曾经出过铜器的信息。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一家国营机制砖瓦厂取土烧砖，在破土深约五六米的地下，发现了一批青铜器，被“收荒货”的拿到博物馆去卖，经专家鉴定为“巴蜀铜器”，并由此跟踪追访，知道出土铜器的地点就是冬笋坝。但冬笋坝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却是由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的修建而得到重新认识的。
当时，冬笋坝所在的巴县政府负责这一段路基，他们在施工中最先发现了一个大木头棺材，那具棺材被取土工人挖出了一半，棺材的横切面直径就有一米多，长有五六米。这具露在外面的棺材，当地群众不认得是什么，误认为是榨油的“油榨”。重庆市博物馆的前身西南博物院获得这一消息后，结合以前出土青铜器的情况，决定派人去调查。
现在已退休的考古研究员王家佑仍清楚地记得那次难忘的工作经历，他回忆说：“我刚从考古专业毕业，还是学生。我也不认得（船棺），最初也相信那是油榨。多发现了几个，才发现是船棺。我当时发现了几十具船棺，跟杨有润在工地上，把几十个船棺挖出来。每一个船棺都有平面图、照片和总体测绘图。当时我们都对这样多的兵器感到惊奇，把它同水居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
这些船棺在中华大地上是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那时的巴文化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发掘之前，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敏感地将这些墓葬和文献与传说中的古巴人联系起来。后来的发掘基本证实了他的推断。
这些船棺墓的墓坑，深而狭长，底部的两端上翘它们被挖掘时就已经为船的平稳停泊做好了准备。船棺巨大而结实，外表有少量岁月流逝留下的朽痕，平添了许多沧桑。船棺的一端有两个孔，那或许是人们搬运时拖拽的地方，也或许是停泊时系绳的孔洞。舱内躺着古人的尸骨，一边放着墓主享用的丰富物品。那些物品包括剑、钺、矛、戈、镞等铜兵器，甑、釜、鍪、盘、壶等铜容器，带钩、镜、印章等其他杂器以及大量的陶器。
船棺的原料都是选用上等的楠木，用整段木材挖成独木舟形。那些船棺的平均长度有5.3米，宽有1.05米，棺内舱的长度约占2/3，深约0.36米。面对这些需要两到三人才能合抱的巨大棺木，人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思考，船棺是怎么制成的呢？大多数人认为，由于已经有了金属工具，这些船棺应当是斧劈斤凿的杰作。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质疑，因为那些船棺上并没有见到工具的加工痕迹！质疑者们重新解读了务相造土船的故事，他们设想了一种朴实而具有诗意的制作方法：先民们根据船棺的造型，在那些需要保留的地方，敷上厚厚的稀泥，而在譬如船舱等需要加工的部位，则以火烧之，这样因稀泥而留下的部分，就成了一具船棺！
这些千百年前的船棺，穿越历史停泊在今天的时空中的时候，人们似仍能隐约听到远古的水与木桨碰撞时发出的欸乃声，那些声息里传来了巴人的呼吸和脚步声。这是考古工作者们第一次真切地面对这个若干年来只存在于传说和史籍中的民族。他们兴奋地感到这一切将意味着什么考古学意义上的巴文化研究将拉开大幕。
宝轮院船棺结构随
葬品安放位置图
冬笋坝的发掘很快就引起了历史和考古界的研究热潮。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都在寻找失落的巴都遗址。有人认为，冬笋坝发现的船棺葬似乎与最后的巴都江州密切相关。而更多的人通过考证认为，冬笋坝可能是巴人的大型集市，相当于今天的商业中心！在《华阳国志》里，曾提到巴子的畜牧中心在沮（j俪），而交易市场在“龟亭北岸”晋代称“新市里”。原重庆市博物馆著名巴史研究专家邓少琴，通过古代文献和明代墓志中有关记录的精心考证，认为在今冬笋坝东南面，屹立在江中的“小南海”，就是古代的“龟亭”。这样看来，冬笋坝船棺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古代的商人以及这个市场的管理人员！
1954年是巴文化考古的幸运之年。在那一年，考古者从一条铁路转战到另一条铁路，从一个考古工地转移到另一个考古工地，他们在繁忙中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平凡的岁月。当年的6月，在发现冬笋坝船棺墓群不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船棺葬墓地。这一次，还是由于修建铁路宝成铁路在穿越四川北部嘉陵江流域昭化宝轮院时，带出了大量的古代船棺。这些船棺葬几乎和冬笋坝的没有什么差别，无论是木制的船形葬具，还是那些带着远古气息的随葬品。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宝轮院船棺葬正是那个导致巴、蜀相争而强秦得利的小国苴人的遗留。
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苴人是巴人的一个小枝桠。这样，在那一年两地出土的船棺都被认为是巴人的埋葬习俗。这样的认识一直持续到2000年。在这期间，虽然在蜀国所属的川西地区也曾零星地发现船棺墓，但学者们认为：秦灭巴蜀后，蜀人反抗激烈，于是秦派强悍的巴人士兵去戍守蜀地，那些船棺就是战士们死后的遗留。也有的人认为，船棺是西南某些亲水的少数民族的遗留。
2000年，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地的发现，开拓了人们的新视野。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描述的，这是古蜀王国开明王朝的陵墓，像这种上层统治者都以船为棺，充分证明了船棺的民族属性。而在今涪陵及以东的长江干流地区，却极少发现船棺葬，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船棺葬与建立巴国的廪君巴人无关！
但是，廪君巴人为什么不用船棺了呢？
我们还是回到川东北的宣汉罗家坝墓地吧。那里的许多小型墓坑呈狭长方形，与船的形状非常相近，但是由于酸性土壤的腐蚀，里面几乎没有保存下多少棺的痕迹，我们现在很难肯定埋的就是船形棺。但是其中的一座高规格墓葬却让人们有理由相信，罗家坝的大多数墓葬就是船棺或者仿船棺葬的形制建造了墓坑！
在罗家坝2002年的那次发掘工作进行期间，发生了一次意外的插曲。当人们在西面的发掘进行到大半的时候，却有一位疯狂的盗墓贼，于4月底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位于发掘区东面约90米的地方盗掘了一座古墓葬。这位盗贼有一些考古知识，他事先经过勘探，知道那座墓里有大量的青铜重器。他把盗出来的青铜器试图带回家乡河南，还没有出川，就被公安机关捉拿，被盗文物亦被追回。
这座墓长达9米，宽有7米，是罗家坝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异常丰富，多达180件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铜器，另有陶器、骨牙器、玉石器等，种类包括礼器、兵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四大类。出土的铜器中，既有一般巴人墓葬中常见的戈、矛、钺、剑等，也有鼎、缶、簠（f俪）、甗（y伲n）、敦、罍（l佴i）、带盖豆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中才能见到的铜器。专家们认为，这些随葬品规格很高，墓葬规模又大，它的主人应当是高级贵族乃至王侯一类的人。
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该墓墓主人不但旁边还有三个殉人，而且随葬品也多集中于他的身上。这些随葬品主要分布在长约6米，宽约1米的范围内，密密匝匝地互相挤压着。显然，墓坑内还有宽阔的空间摆放，它们为何要这样被密集地放置呢？专家们说，如果罗家坝大墓内随葬品的摆放。
土家人踩刀山
大宁河荆竹坝悬棺区全景
当时有椁室，随葬品可能也比较密集，但那应当是在旁边的舱内，而不会压在人身上。像这种情况的放置和随葬品摆放的形状，只有船棺与其相符！
从地域上看，川东北的罗家坝应属于传统的巴文化分布区，那里很可能是巴人分支人（板楯蛮）的居住地。罗家坝船棺墓的确认，说明船棺并不是鳖灵族所独有。从整个大的巴人文化系统来说，无论是鳖灵，还是人，他们都是巴人的支系，只是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巴人廪君巴人有些差异而已。由于廪君巴人曾长期活跃于鄂西地区，他们与楚人交往密切，很可能受其影响太深，而采用了与楚人近似的木棺椁葬俗。即使如此，在云阳李家坝等墓地，仍发现有少量的和船棺相似的独木棺葬。
船棺满载着古人的遗体和随葬品，似要远航。那些远古的人们，他们期望自己的灵魂被渡向何方呢？
在众多的巴蜀符号中，大量的船形符号以种种神秘的形式出现。与船相搭配的其他上刻画了梯子的图形，学者们认为，这是古人头脑中的天梯形象，他们相信死亡不仅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更是另一世界的开始，只要用船渡过那片险恶的水域，就可以抵达理想中的彼岸。船棺，正是古代巴人的通天舟。在现代的土家族和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节庆期间还盛行一种爬刀梯的风俗，刀梯实际上就是贯通天地人神的一种现代孑遗，或许表明了抵达乐土的艰难。
把棺做成船的形式，在古代的巴国范围内，还有那些高悬峭壁的悬棺葬。多少年来，那些重达千钧、高高在上的悬棺充满了太多的疑问和惊叹。每一个经过他们下面的人，在仰视的同时，无不遥想那些在绝壁上沉睡了千百年的逝者，他们是怎么被送上凶险陡峭的山崖？他们为什么要凌空而葬？他们是谁？
学者们绞尽脑汁想象了各种把棺材升高的办法，包括修建栈道、搭木架、堆土提升、搭云梯、悬索下降法等。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采用绞车和滑轮等机械装置，模拟了想象中的古人升置悬棺的方法，他们从长江支流的一处绝壁上取下了一具悬棺。后来，考古人员又用绳索吊运的方法取下另一具悬棺，为此他们搭设了用于攀爬和支撑的木架。我们不知道，远古时期的人们是否运用这种智慧来放置棺木？
在古巴国境内，悬棺葬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地区。上起奉节夔门，下至宜昌南津关，全长190公里的峡谷区域先后大宁河荆竹坝悬棺局部
瞿塘峡内风箱峡岩缝中的悬棺（古人认为那些黑棺材是风箱）悬棺离水面约有100米左右，俯瞰着脚下的惊涛和弄船者，它们的主人可曾从居高临下的状态中，感受到了灵魂的飞升？感受到了天国的召唤？
1958年，一些找硝的人从山顶吊红绳，爬进了瞿塘峡南岸一处置有悬棺的洞穴，使人们首次见识了悬棺的真面目。1971年，数名盗墓者发现峡谷北岸的绝壁上有风箱似的东西，他们冒险攀上将其推下，共有8具之多。但由于悬棺所处位置陡险，所以至今大多仍保存完好。
随着三峡水库二期水位的逐渐升高，2003年，考古人员取下了兵书宝剑峡内的一具悬棺，这一次，他们没有动用复杂的工具，只是坐在船舷上，很轻易地就将黑沉沉的棺材挪了下来。考古者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开启这具尘封已久的木棺。和其他多数悬棺一样，这具也属于战国时代。从悬棺遗存获得的信息表明：无论是随葬的青铜容器，还是兵器，都与典型的巴文化相同；更惊人的是，悬棺的制作方法也是由整木挖成的，与冬笋坝的船棺基本一样！
当然，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悬棺的使用者就是巴人。事实上，许多学者深信，三峡地区的战国悬棺很可能是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的人甚至直接指出，这个民族就是蜑人，因为他们喜水，结舫而居，而悬棺多临水，葬具也模仿船。还有人认为，蜑人是来自东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因为那些地方发现的悬棺时代更早，悬棺这种葬俗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悬棺的主人从文化上可能已被融合，他们与巴人的关系应当十分密切。
石柱县龙河岩壁上宋、明时期的岩棺葬
3.神秘的图符
在巴蜀物质文化中，最能凝聚人的目光的东西，要算青铜器上的各种图符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西迁的知名学者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除了因那些独具特色的铜器外，浪漫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图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同时期的其他青铜器上，各种程式化的规矩图案，早已为人们司空见惯。而巴蜀符号，或狰狞或活泼，或严谨或生动，或虚拟抽象或细腻入微，充满了原始的古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