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文化的发祥地。在这里，走出了先商的祖先，开创了璀璨的商文化，成为华夏文明走向成熟期的商文化发源地。
在中国历史上，商朝是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王朝，商文化是华夏进入成熟文明时代的标志。越来越多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学证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是商文化的源头。先商祖先在这里繁衍，从滹沱河流域由北向南，逐渐走向中原，灭夏建商，开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目前，石家庄区域已发现的商代遗址近百处。在众多的商文化遗址中，藁城台西遗址以其发掘面积大，出土文物丰富，集中展示了早商文化最北类型的文化面貌，是早商文化最北类型的典型代表，考古学上称之为台西型。台西遗址的发掘，撩开了河北中南部，特别是石家庄的历史面纱，揭示了这一地区历史文明的起源。台西文化遗址发掘的文物，从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到房屋建造、水井开凿，从制陶、冶炼、酿造、纺织业的技术水平，到粮食、林果种植业标示的农业文明，都说明了河北中南部的石家庄区域早在商代就已进入了文明时代，是华夏较早进入文明的地域之一。特别是台西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的多项中国和世界之最，奠定了石家庄历史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
四、城市文化密集区。在这里，丰富的生活资源，使人口大量繁衍聚集成为可能，从而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使这一区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城垣密集、中心城市起源较早的区域，出现了源远流长的城市群，使人类文明迈上了新的台阶，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石家庄是北方城市起源较早的地区。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其应该萌芽于商代，兴起于西周时期。在目前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如正定新城铺、藁城台西、鹿泉将台湾（将台湾遗址：在今鹿泉市铜冶镇金河上游的任村，出土了石斧、石圈、打磨过的兽骨和铜钩等，经考证属新石器时代，是石家庄附近最早有人类生活的地方之一。）、灵寿北寨等地，都发现了大型居民点遗址，表明至晚在商代，这一地区就部落密集、人口聚居，这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藁城台西发现的建有多处礼仪建筑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建筑奢华，等级分明，考古分析认为，这应是商朝王畿内的一个重要都邑，这是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城垣遗址之一。
这里在商代以来的3500多年的历史上，见诸史籍记载的作过县或县以上政区治所的历代城垣至少有60余处，其中有17座古城作为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有15座城市至今仍是县（市）政府驻地，其中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垣有14座。位于滹沱河畔，在3000年前就形成的中心城市——东垣（真定），从秦汉时期起，就作为县、郡、州、国、路、府治所，一直传承延续到近代，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石家庄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人类“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模式造就了滹沱河的千年历史文化，太行山东麓滹沱河两岸，古中山国、东垣邑（今东古城村）、真定（今正定）府先后兴盛一时，随着历史的变迁，故国都邑早已灰飞烟灭，唯有正定还依稀残留着古城的风韵。及至现代，“滹沱河”更是成为革命的代名词。西柏坡，一个太行山东麓、滹沱河流域的小村庄，在这里，革命前辈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曾经是一片水乡泽国的滹沱河在不少文人的歌赋中也出现过。“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这是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滹沱河二首》里的句子。唐朝大诗人李白在《发白马》中对滹沱河也有过这样的吟哦：“将军发白马，旌节度黄河。箫鼓聒川岳，沧溟涌涛波。武安有振瓦，易水无寒歌。铁骑若雪山，饮流涸滹沱。”先辈创造的华夏文明如那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水，生生不息，走过远古，走过近代，走进当代。
§§§第二节历史名镇——正定府，现代都市——石家庄
一、正定
正定位于滹沱河北岸，春秋时期属鲜虞国，战国时期属中山国、赵国。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8年）改名为真定府，意为“天下太平”。早在唐代，正定南门外即形成较繁荣的“市”，大批商贾来此购买丝织品。宋代学者吕颐浩曾描述：“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第59章中以精美语言描述了他的见闻：“哈寒府（今正定）是一贵城，他们是大汗之臣民，使用大汗的纸币，持工商为生。盛产丝织品，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此城领治一广大地域，所辖环墙之城及村镇甚多。”一千四百多年以来，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是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镇之一，与北京和保定并称为“北方古镇三雄”。城内文物古迹众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之说。这里还是百岁帝王赵佗、常胜将军赵云的故里。1994年被国务院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古建筑博物馆”。其中，有“京南第一古刹”之称的隆兴寺，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寺内21.3米高的铜铸大悲菩萨是全国最高的立式铜佛，与唐代建筑华塔、开元寺钟楼和须弥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以及五代遗物文庙大成殿一起，并称中华文物之精粹。
二、石家庄
石家庄位于位滹沱河南岸冲积扇上，西依太行山麓，东临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与正定府城隔河相望（15公里）。今市郊白佛口仰韶文化遗址、北杜龙山文化遗址和市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定居点。先商的祖先，正是从这里走出，进入中原，灭夏建商。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便成为河北中南部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20世纪初期，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和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相继修建，并在此交汇，石家庄就伴随着铁路的兴建而逐渐发展起来，并于四十多年前成为河北省省会。
1、偶然的机遇、历史的选择——近代城市化的起步石家庄再早的历史，无确切记载。据有关史料分析，石家庄村创于明初，原是真定卫的军屯和官庄。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废除卫所军屯制，石家庄才成为隶属真定府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真定城隔滹沱河相望。据清光绪《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20世纪初，石家庄村的面积还不足0.1平方公里，仅有200户人家，600余口人。其位置与范围相当于现在石家庄市区的新华区北大街以西、北后街以南、大桥街以北、北于家胡同以东。村内街道有寺后街（今新华路姚家街以东）、前街（姚家街以西）、后街（今北后街）、西横街、殷家湾等。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其中，攫取铁路修建权与经营权，控制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成为主要目标。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芦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并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名气不大，以相距不远的振头镇命名，叫振头站。当时的振头站隶属正定路，有职工、路警十几人。“每有车至，仅数小贩，售卖零物，及村中小店数家，凡赴山西客人至此，再觅车轿起早西去”。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特别是正定名人汪士祯因担心风水被破坏而极力阻挡，于是将正太铁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正是这个偶然的因素，石家庄成了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一个乡野小村被隆隆的车轮托起，使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南移，先取代正定，后取代保定，成为控燕京南门、扼冀晋咽喉、连齐鲁中原的华北重镇。
20世纪初叶，石家庄还是获鹿县（今鹿泉市）辖下的一个小村，那时的获鹿就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但它的历史使命很快被石家庄取代。那个时代公路交通十分落后，所以铁路在物资集散、商品流通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正太铁路的兴建通车，给交通闭塞的山西乃至大西北，打开了一条通道。不仅方便了西来东去的行人，也改变了进出山西的货物靠牲口驮运的落后运输方式。于是做为铁路交汇点的石家庄，成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交通地位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转运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由此石家庄逐渐取代了获鹿的商业地位，这成为石家庄向近代化城市迈进的又一重要因素。
正太铁路起点南移，只是石家庄由乡村向城市化迈进的诱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伴随铁路线的通车，一批近代工业相继兴办，其中包括：在石家庄村东创建的正太总机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大兴纱厂即石家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井陉煤矿和正丰煤矿等。近代大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中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1920年在铁路以东建造石沧路场子，同时，平和轧棉公司、万华肥皂公司等企业也在铁路东兴起。随之，大批农村人口向石家庄集中，大大促进了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
2、从乡野小镇到城市的跨越——石门市自治
石家庄工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全面兴起，使石家庄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25年仅铁路以西的石家庄村街区面积已经达到1．8平方公里，开始形成了小城镇的雏形，成为与获鹿县城、正定县城规模相当的新兴城镇。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建制酝酿创立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之下。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令，批准直隶省（旧省名。清初设置，1928年改名河北省）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石家庄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但是，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一万，所以，获鹿县决定把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使这个新市镇的人口达33077人。经过多方协商，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指令第12713号，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从当时民国政府的文件可以看出，“市”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十分混乱，与小城镇、市镇有许多类似之处，根本不是建制市的一种标准概念，也不是一级行政区划。所以，这时的“石门市”，与“获鹿市”，“正定市”、“辛集市”等实行市自治制的城镇一样，不过是一种小城镇的管理模式。
1928年，中国开始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南京民国政府颁发了《普通市组织法大纲》和《特别市组织法大纲》，规定了设立普通市和特别市的条件、审批程序，开创了中国市级建制的先河。而此前直隶省实施“市自治制”的11个所谓的“市”，显然不符合建制市的条件，所以一律取消。虽然石门设市未成，但并未阻挡石家庄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向石门集中，或充实产业工人队伍，或从事商业，服务业，或经营小作坊手工业。到1930年，石门产业工人总数已达16000多人。1933年7月，石门总工商户约230余家（包括银行，钱庄、工商企业）。
？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电信、邮政事业也不断发展。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石门的社会管理机关也不断增加，政法方面有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税务方面有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获鹿县汕饼花籽牙税征收所等等。与此同时，驻石门的军队、宪兵及各类行政机关、军政、商税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人口不断增长，到1937年6月石门总人口已达72100多人。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来看，石家庄已经取代了获鹿城作为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正在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内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1937年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他们十分看重石门的交通地位，采取一系列手段，把石门培植成他们长期侵占华北的军事基地。一方面大量增加兵力，拓展城市规模，强化城市的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在这里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扶植设立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1939年伪河北省公署呈文给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太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拟请准予设市”。同年10月7日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签发《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批准石门设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