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6日）
十年改革，我们在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从另一方面看，企业还没有真正搞活，政企还没有彻底分开。现在，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仍然很多。中央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其中有一部分本属企业的权力，但地方政府并没有下放给企业，企业依然没有充分的自主权，特别是有些权力交给了有行政权力的公司，公司利用手中之权，如审批权、短缺物资分配权等，对企业进行控制和盘剥。面对着各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企业为了寻找立足之地，只好在政策与对策之间找出路，钻政策的空子。加之各种名目的乱摊派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的乱摊派占到企业留利的50%左右。而企业真正从留利中支付摊派资金的是少数，多数进了成本。上述情况说明：由于企业受制于各个方面，造成经济效益的大量流失。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捆绑在企业身上的“绳索”。政企没有彻底分开，企业不可能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也不可能有力量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
关于政企分开，问题不在于我们主观上愿意不愿意实行，而在于客观上有没有政企分开的条件，也就是客观上存在不存在一个稳定的生产资料市场。长期以来，在国家、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上，国家与市场是条虚线，市场与企业也是条虚线，而国家与企业则是一条实打实的实线。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必须重新确立这三者关系。我认为新的关系应该是：国家与市场应是实线，国家用经济手段调节市场；市场与企业也应是实线，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市场的变化引导企业产品生产的变化；而国家与企业则应是虚线，甚至没有线。就是说，如果客观上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资料市场，企业自然就不找市长而去找市场了。现在，企业与市场只是一种虚线关系，所以，企业只能依附政府，还得找市长。假如，企业与政府不再是依附关系，改实线为虚线，企业真正进入市场，企业有可能放开手脚去竞争，才有可能抵制来自各方面的行政干预和各种摊派，流通领域的“官倒”、“私倒”也将不攻自亡。因此，建立国家、市场、企业的新关系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是政企彻底分开的根本标志。
确立国家、企业、市场的新关系，首先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企业法》。《企业法》的颁布，对于明确国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贯彻《企业法》，促使各级政府转变对企业的管理职能，逐步丢掉行政干预的老办法，学会用经济手段去调节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无上级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我认为可用四条来概括：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履行合同；遵守国家的方针、政策。除此之外，各级主管部门不应再对企业进行任何干预。当前在经济生活中我们遇到了困难，主要矛盾是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这是经济过热造成的。治理、整顿的重点应在调整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上下功夫。现在很多企业担心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在执行中走样，担心在治理、整顿中搞一刀切、一风吹。目前有些地方确已出现了这种苗头，对不该收的企业自主权收上来了，不该管的又管死了。这种现象如不立即改变，势必导致旧体制复归。旧体制复归造成的恶果，要比因企业短期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得多，必须警惕。其次，在国家、企业、市场的运行机制中，很大程度上市场起决定作用。经济秩序混乱和市场的不稳定，根源于发育不健全的市场。目前我国生产资料市场有些是有行无市，形同虚设。这在客观上为流通领域的“官倒”、“私倒”提供了生存条件。在治理、整顿中，我们一方面要严厉惩治“官倒”、“私倒”，更重要的是让企业放开经营，只有放开经营，才能使产需双方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环节的层层盘剥，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市场才有可能形成。有了市场，企业才能够把注意力转向市场，参与竞争，政府也才有可能利用经济手段和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市场。国家要强化对市场的管理，淡化对企业的管理，严厉打击非法商业活动，保护合法商业活动，制止“地下”活动，扶植“地上”活动。当然，强化市场的管理，要进行各种配套改革，使经济运行机制真正走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良性循环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