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学”与“新汉学”的构想和尝试—专访第三届汉学大会筹备组总负责人耿幼壮教授
记者：耿老师，您好！据我们了解，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的副所长，曾经负责过2009年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筹备组的总负责人。2007年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线，2009年第二届以“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为焦点，那么，今年汉学大会的主题“汉学与当今世界”是如何设定的？这一主题有什么样的含义？是否可能对前两届大会的主题有所深化？
耿幼壮：首先我要说明，历届世界汉学大会都是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同筹划的，双方的主要领导始终参与了大会筹备的全过程，甚至直接参与了诸多细节的设计。本届大会同样如此，我只是作为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汉学研究中心）的代表，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经过多次集体商议，在报请国家汉办和学校领导后，由国家汉办许琳主任最后选定的。我们始终不想把世界汉学大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纳入传统汉学领域，但前两届汉学大会的主题和内容还是与其比较接近的，至少主要是限于人文学领域之内。这次会议主题的调整，可能已经暗示了“大汉学”和“新汉学”的构想与尝试，希望能借此对传统汉学有所拓展，并使中外学术更多地相互关联。显而易见，“汉学与当今世界”这样的主题无疑会对前两届大会的主题（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有所深化。
追溯汉学史就会发现，就时间先后而言，汉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学院汉学”。从地域上来看，欧洲的汉学有深厚的传统，所谓的“sinology”通常就是指此而言，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人文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的基础上，做类似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小学”；二战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兴起，他们使用“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的称谓，即“中国学”，并以此为题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研究。现在，“汉学”和“中国学”这两个概念和领域正不断融合，同时也保持着各自的鲜明特点：一般而言，欧洲的“传统汉学”研究领域相对集中，也更为关注历史，而“中国学”研究以美国为代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
在国内，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不过建立了几年，《世界汉学》也是在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之后才由人大接手主办的。就此而言，以“传统汉学”研究为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以“中国学”研究为主的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都走在我们前面。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在建立汉学研究中心的初始，就力图对欧洲的“传统汉学”和美国的“中国学”加以融通，并将国外主流学界有关中国的研究全部纳入“汉学”或“中国学”的视野，以推进更深层的文化互动和思想对话。“大汉学”或“新汉学”的进一步界定，则正是我们希望与各界学人共同探讨的。
为此，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共设立了五个分会场，其中包括委托汉青研究院承办的“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分会场，委托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分会场，前者涉及经济问题，后者与政治学密切相关。这些都是我们践行“大汉学”构想的尝试。另外，在三个专题论坛中，有一个是“青年汉学家论坛暨‘新汉学国际研修计划’推介会”，其中涉及到国家汉办新设立的“新汉学计划奖学金”，这也是在建立“新汉学”方面所做的努力之一。
记者：与前两届世界汉学大会相比，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耿幼壮：其实，从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所邀请的作家就可以看出，本届汉学大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在兼顾老一辈学者的同时，尽量向中青年一代学者倾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成果。
在2007年和2009年的第一届与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我们都邀请了为数不少的资深学者。以2009年的第二届汉学大会为例，英国剑桥大学的荣休教授鲁惟一和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孔汉思教授就极有代表性。他们两位不但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而且都已是八十多岁高龄，其中鲁惟一教授的八十六岁生日就是在北京度过的。相比之下，在此次大会邀请的学者中，特别年长者不是很多，而更多的是中青年学者。而且，在会议日程和大会发言、主持等的安排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例如，在开幕式与闭幕式上作大会发言的12位学者，年龄基本上都在五六十岁。6位大会发言的主持人，三位来自国外，三位来自国内，皆是三四十岁的青年学者，如耶鲁大学的司马懿副教授、瑞士圣加仑大学的韦宁讲师、中国社科院的叶隽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等。他们近年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突出成果，代表了新一代学者的风貌。至于老一代学者，主要承担了大会发言的点评工作。
通过这样的安排，我们一方面希望推出一批中青年学者，另一方面也希望加强新老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学术传承。
记者：耿老师，谈了这么多有关世界汉学大会的具体事宜，那您对这届大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许呢？
耿幼壮：我期望这届世界汉学大会能够促进海内外老中青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我不相信“汉学”已经死了的说法，坚信“汉学”不但没有逝去，而且还有可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它和对待它，如何因势利导地为其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世界汉学大会应该、而且可能在这方面作出一点贡献，这就是我们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