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在这部教科书中，新中国五十余年的经济建设史，构成了一条基本的主线。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袁宝华同志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长期担任我国综合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有着切身的体会。本刊特约记者不久前专门就这方面的问题采访了袁宝华同志。在以后几期，我们将陆续发表本刊的专访。
1976年：政治、经济的严峻形势
记者：粉碎“四人帮”之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四人帮”插手并干扰国民经济工作，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于崩溃的程度。您作为当时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对当时的形势是怎样评价的？
袁宝华：1976年这一年多灾多难。华国锋把它总结为“两个三”：三个中央主要领导人去世，发生了三次强烈地震。这些事也凑巧，老百姓把这三次地震和三个领导人去世联系在一起，有各种各样牵强附会的说法。1975年是难忘的一年，小平同志出来以后，就开始各个方面的整顿，实际上是拨乱反正。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12月在我们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就开始批邓了。当时小平同志还在领导岗位上，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主持中央工作，另一方面接受批评。全国计划会议受这个影响开不下去，一直到周总理逝世才草草结束。周总理逝世对干部和群众触动很大，关键的一条就是感觉到谁来支撑这个局面？毛主席年纪大了，小平同志受批评，总理逝世。当时大家忧心忡忡，不可终日。总理去世以后，毛主席感觉到“四人帮”不可靠，可是去掉了“四人帮”，就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看他内心也很矛盾。
毛主席最后选定了华国锋同志，这和华国锋同志到中央工作这一段的表现有关系。华国锋同志为人很厚道，对毛主席很忠诚，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不错，处事慎重，对老同志尊重，不像有些人那样张牙舞爪。我看就当时来说，毛主席对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不一定很满意，但比较起来他可以维持这个局面。第一就是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就是不会和“四人帮”同流合污。可是，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四人帮”看不起华国锋，不尊重他。对华国锋来说，他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是不多说话。所以在批邓的问题上，“四人帮”更加猖狂。毛主席选择他为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已经确定的路线。毛主席提出批邓，就他来说那是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对毛主席没有任何怀疑、任何抵触。所以这一段，大家一方面感觉到华国锋与“四人帮”有所不同，批邓以后，“四人帮”没有代替了邓小平，大家感到庆幸；另外一方面就是感到华国锋同志是个老好人，在和“四人帮”的斗争中能不能占上风，对此大家深感忧虑。
那时我们计委的工作很不好做。余秋里同志有心脏病，到广东休养去了，主持计委工作的是谷牧同志。在批邓的问题上，国家计委不能和中央唱对台戏，还得批。所以我们计委向中央汇报1976年工作安排的时候，大家翻来覆去讨论，最后还是决定加上批邓。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邓小平主持会议，谷牧代表国家计委发言，在发言中还得批邓，小平耳朵听力不大好，加上年纪大了，一会儿他就要出去小便一次，任你批评就是了。国家计委讲了批邓还不行，“四人帮”就是不让你过关。本来王洪文感到计委这个发言还可以，可是张春桥和“四人帮”其他几个人咬咬耳朵，提出来说计委这个报告还不行，缺乏政治，批邓不力。所以开完会以后，谷牧同志对我讲，对“四人帮”你怎么做也不行，他们总要找你的麻烦。
记者：在1976年7月召开的中央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四人帮”的活动也非常猖獗。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情况？
袁宝华：这一段工作很困难。1976年7月在京西宾馆开计划工作座谈会时，“四人帮”抓住这个机会又找计委的麻烦。当时就可以看得出来，找计委的麻烦就是给华国锋脸色看。因为毛主席指示华国锋来主持中央工作，同时也指示叶帅和李先念同志休息，毛主席他比较清楚，这两个人比华国锋的威望高、能力强，这两个人在台上，华国锋的位子可能就会架空。所以说“四人帮”找计委的麻烦是给华国锋脸色看。大闹计划工作座谈会是“四人帮”直接指挥的，王洪文几次到京西宾馆活动。“四人帮”及其党羽污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并扬言不揭开这个盖子就不能散会。在计划工作座谈会开得最紧张、斗争最激烈、已经下不来台的时候，发生了唐山地震。计划工作座谈会也就很快结束了。
唐山地震以后我就集中力量参加救灾工作，负责安排救灾物资调度、开滦煤矿恢复生产。8月底，我专门赶赴唐山救灾现场。从唐山刚回北京不久，毛主席就去世了，那时大家的心情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我正在苏联，苏联人民就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没有斯大林，日子怎么过呀！20多年以后毛主席去世，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是在苦难之中让人民失去了希望。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满意，可是对于毛主席还是没有动摇过信念和信心。毛主席去世，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失掉了靠山，行不行？对“四人帮”的斗争，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特别是叶帅和李先念已不在台上，李德生这些同志也离开了中央，大家确实非常担心。
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消息是谷牧同志给我讲的。他说：“四人帮”抓起来了，现在还不向外宣布，首先要处理上海的问题。当时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等到上海去工作，让苏振华主持上海的工作，一方面他是政治局委员，另一方面他是海军司令，上海是东海舰队所在地。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的破坏，谷牧和我商量派徐良图等同志去上海，接管上海的经济领导工作。后来曹大澄同志把这一段工作记录下来，写了个《余党末日》，写得还是比较具体、比较生动。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上海出事，“四人帮”在上海经营了十年之久啊！除了解决上海的问题，还逐步改组各个省市和各个部门的革委会，那时华国锋在玉泉山召开了多次会议，我都去参加了。那真是百废待举，许多事情都需要一件一件去办。那时是日理万机，每天要处理许多事情。
还是先从铁路的整顿抓起
记者：粉碎“四人帮”后，您立即着手参与到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当时集中做了哪些工作？
袁宝华：打倒“四人帮”以后，就中央各个部门的整顿工作来说，还是先抓铁路的整顿。因为1975年底一开始批邓，就把万里铁道部部长的职撤了。这时就从河南把段君毅同志调回来做铁道部部长，当时国务院要召开铁路会议，我就帮助段君毅同志召开这次铁路会议。实际等于我在那儿主持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听大家的汇报，写出《简报》来，《简报》首先由我看，我看了以后送给段君毅看，段君毅一般画个圈就是了，再送到谷牧那里去，谷牧再送给先念看。华国锋同志是急于恢复生产，段君毅同志总觉得“四人帮”对铁路破坏得比较厉害，困难比较多。有一次在玉泉山开会的时候，段君毅有一个发言，他讲了以后，华国锋就批评他说：老段，你是老同志，在这些方面总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铁路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争执比较少，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四人帮”。批邓的时候，铁路系统的几个骨干分子闹得比较厉害，当时在铁路系统的造反派中就有六个中央委员。这次会议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对打倒“四人帮”之后恢复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
1979年对于“洋跃进”的批评和纠正
记者：1979年开始，中央决定贯彻“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相应地对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进行了调整，当时对有关部门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主要背景是什么？
袁宝华：1977、1978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转折的时期。打倒“四人帮”以后，总想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有一些想法超过了实际的可能，使得国民经济恢复受到一些影响，大家有意见，这才改变了国家计委的领导，改变了中央的领导。这两年里，思想斗争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这是关键的几年。
陈云同志在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反复强调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他认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也就是他常说的三大平衡，失去了平衡，三大平衡就是财政、物资和信贷，后来我们又加了个外汇，成为四大平衡。在这次会议上，国家计委对陈云同志的这个说法有不同意见，因为陈云同志主要是批评国家计委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洋跃进”，不顾“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实际情况，急于求成，想借这个机会大量举债，加快重大项目的建设。这一次会议是3、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的继续，会议对于调整国民经济作出了决策，虽然大家有不同意见，可总要面对这个现实。陈云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叶帅和先念同志都支持，所以这次会议是很关键的会议。没有1979年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就没有以后的高速发展。没有这次调整，国民经济的基础就不牢固，有了这次调整，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巩固了，这以后的发展才快了。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情况，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当时，中央提出来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稳定。国民经济调整，用陈云的话讲，最重要的就是端正大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包括：第一是量力而行，量力而行那就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不顾实际。第二是要考虑综合平衡，因为国民经济有一个互相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要有综合平衡。第三是要搞专业化协作，避免“小而全、大而全”，因为社会化生产要有专业化协作。第四是怎么样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第五是品种质量，当时没有强调效益，还是强调了品种质量。第六是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视科技进步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第七是考虑怎样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因为过去是单一的公有制，城市里的集体经济也基本上国有化了，所以在这次调整中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强调了多种经济成分，强调发展社队企业、集体经济，也放开私营经济和合资经营经济。第八是要摆正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经过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国家经委主要考虑了这些问题。那时候大家学习陈云同志的报告，主要是端正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要批评有关的领导同志，我理解这和“两个凡是”有关系。我印象很深的是1978年我到西安去开会，当时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也去参加，在这个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讲15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到了1978年还剩下3年时间，要集中力量实现农业机械化。李伯宁当时讲：这不现实，现在农村里还是牛拉犁，机械很少，有些地方连牛也没有，还是人拉犁，最好不要这样提。他这个话写在记录里，让有关领导同志看到了，提出要批判李伯宁，就找了一位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同志主持会议，把李伯宁批判了好几次。这个事情反映上去，有些同志很有些意见。
大家那时对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我看主要集中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怎么样来拨乱反正、恢复经济。当时华国锋同志总有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所以，当时重复引进比较多，这就是后来大家批判有关领导同志时讲的“洋跃进”。1958年搞了个“大跃进”，受到很大的损失。打倒“四人帮”后又搞了个“洋跃进”。当时批判有关领导同志主要是这一条。这个批评从1979年就开始了，会议从3月份开到4月份。3月21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他的发言主要是批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为什么比例失调，是“洋跃进”。什么是“洋跃进”？就是要靠外国的贷款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具体批评了冶金部，说冶金部借外债来发展钢铁工业，它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厉害。“洋跃进”光是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就搞了1700个，小项目几万个，忘掉了中国的国情，中国9亿人口，80%还在农村。新中国成立30年了，社会上还有要饭的人。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国民经济要调整。到了四中全会，就提得更尖锐。批“洋跃进”，有关领导同志是不大服气，所以国民经济也没有很好地调整。1980年底，中央再开会时，他做了检讨，以后，就离开了计委。当然1980年“渤海二号”事件，也是一个原因，计委、经委的领导都作了调整。这和批“洋跃进”有关系，和对“洋跃进”的认识有关系。当时，有关领导同志在具体的经济工作安排上反映了华国锋的想法。所以，批“洋跃进”与其说是批有关领导同志，还不如说是批华国锋。华国锋1980年就下台了。在这方面，陈云同志的意见起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先念同志讲：这位领导同志很顾全大局，在当时情况下他要不检讨就顶着了，他一检讨，大家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配合企业整顿，国家经委开始主管职工教育工作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您最早提出应立即开展职工教育工作，当时提出这种建议的出发点是什么？
袁宝华：“文革”期间职工教育谁也不抓了，“文革”以后还是我们提出来要抓职工队伍的技术水平提高，要“双补”。这样一来大家都去抓了，当时教育部提出，职工教育一向都是它抓，它还应该继续抓下去；全国总工会提出，“文革”以前职工教育是它抓的，它应该继续抓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它们两家都曾经抓过一段，所以各不相让，这个官司就打到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去了。当时王任重同志担任中宣部长和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也进了书记处，力群知道我们在这儿搞企业整顿、职工培训的情况。所以他提出来说，看起来应该由国家经委为主来抓，两家为辅。书记处讨论就这么定下来了，王任重找我们三家去怀仁堂谈话，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全总副主席宋侃夫和我，我们三个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王任重宣布中央决定要成立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由国家经委负责，指定我做主任，它们两家一家出一个副主任。后来教育部是副部长臧伯平，全总是副主席宋侃夫做副主任，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管职工教育的。
国家经委抓企业整顿，职工教育是题中应有之义。经委来抓这个事情也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中宣传“白卷先生”，职工素质低下，年轻人没有机会去学习，那时的环境和空气也不利于他们学习，一天到晚就是喊革命口号，没有学习到真本领。我们到日本去参观以后，感觉到日本很重视职工教育，把职工教育看成终身教育，看成是整个企业素质提高的基础。国家经委非常重视职工素质的提高，在经委设这个机构，是抓全国的职工教育，不光是企业的职工教育。
当时组织全国职教委的时候，不仅国家经委、教育部、全总这三家参加，中宣部、中组部、劳动人事部等有关部门都参加这个委员会。也调了一些专职干部，像浦通修、邵子言同志，以后还有史玉清、柴文田、李亨业、周仲藩等20多个同志，他们中一些人一直到现在还在抓职工教育。我们抓职工教育和全总、教育部有点矛盾，和劳动部配合得比较好，因为劳动部也搞职工素质的提高。全总把它的培训教育部取消了，教育部保留了一个成人教育单位，它参与了职工教育工作，但不是它主管。经委有个教育局，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也设在经委，赵荫华帮助我抓这件事，还有浦通修、邵子言。
1980年4月正式成立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组建办公室。刚刚成立起来，我就到西欧去访问。成立以后，大家提出中央应发个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文件，6月初从西欧回来后就组织大家出去搞调研，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去调查。经过一番调研后，起草文件并报上去，1981年2月2日书记处讨论通过，就是1981年中央2号文件。2号文件发出后，3月20日就召开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当时担任副总理兼计委主任的姚依林同志来作了报告。
这一段工作给职工教育打下个基础，当时正式提出来“双补”，而且“双补”的结果都要经过考试，虽然考试有点形式主义，也有弄虚作假的，可是确实对于职工教育起了推动作用。因为当时职工的素质比较低，根据调查，不要说别的地方，就是北京的首钢职工中还有文盲，首钢炼焦厂就有1%是文盲。这是在北京啊，在首钢这么个大厂子里啊，这不是个别现象。因为“文革”期间吸收了一批新职工进来，这批新职工水平低，不仅没有经过技术训练，而且文化水平也很低。
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起步
记者：1979年，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起步。当时国家经委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袁宝华：在企业改革方面，国家经委当时的主要工作：第一是抓企业自主权的落实。那时我们和财政部的争论比较激烈，财政部扣得很紧，你要进行企业改革，它就得放开，它不大愿意放开，放开了就要减少它的收入，就有一个财政平衡问题，它也是从大的方面来考虑的，这个争论比较多一些。所以，就从扩权再进一步，结合国民经济调整提出了企业经济责任制问题。因为不提经济责任制，财政部不放心，就是给了你权你怎么用？给了你钱你怎么用？所以这一段强调经济责任制。
第二是抓企业的关、停、并、转，改组联合。在改革上，一是强调经济责任制。二是强调企业的改组联合。有改组联合，就有关、停、并、转。老实说，这时候讲关、停、并、转还是个口号，实际上并没有关什么企业，并、转有一点，也不多，关、停基本上没有。可是这已经说明改革的方向，产业结构要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要调整，那就必须对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工业企业进行改组联合。在改组联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关、停、并、转。三是强调企业的挖潜、革新、改组和技术改造，把企业的改组联合和企业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怎么样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纺织工业、机械工业和矿山，这都是当时的薄弱环节，现在也是薄弱环节。这一时期，贯彻执行调整方针期间，国家经委主要抓了这些工作。
记者：在企业改革初期，国家经委与财政部的争论很多。当时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引起了争论？
袁宝华：1979年7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工交会议，1980年4月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工交会议。当时对于企业发奖金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在南京这个会议上定不下来，我与康世恩商量一下，就由康世恩同志出面给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打电话，赵紫阳同意我们国家经委的意见。南京会议以后，为落实南京会议决议，和财政部争论了多次。南京这次会议是在五中全会以后，国务院领导班子调整以后召开的，有一种新气象。在成都会议以后，继续落实国务院关于企业改革的五个文件，也就是说，改革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要从试点进一步展开。
财政部门对此顾虑重重啊，因为过去企业的全部收入都是直接上缴国家财政的，企业需要钱再向国家申请。1979年3、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企业扩权十条之后，成都会议时，国务院又对企业改革（当时叫扩权让利）发出了五个文件，企业改革就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所以，南京这一次会议已经和成都会议不一样了，成都会议争论得很厉害，财政部长亲自到会，一方面要给企业扩权，另一方面实际上就是要管住它的权，不要旁落给企业。在南京会议上，财政部也派了一个副部长去参加。当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不是在城市和企业，企业里只是初步的改革，就是扩权让利。现在看起来，让“利”让得也有限，扩“权”扩得也有限，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政企不分。
企业有钱要发奖金，但是有钱没有权，你有钱你也不能发。现在看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可是这在当时是个大问题，因为冲破原有的格局了。过去想发一点奖金没有钱，需要财政部给钱，现在你要发还没有权，还需要劳动人事部决定。这个问题能够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承包制在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能不能说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互相推进、互相借鉴？
袁宝华：还不能说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互相推进、互相借鉴，应该说农村改革带了个好头，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农村改革所带来的成功，这才使我们下决心进行城市的改革。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差不多5年时间，才开始进行城市改革。在这之前，城市的改革也就是企业的扩权让利，带有试点性质。这期间，企业的领导体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84年才正式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虽然《企业法》还没有出台，可是在这个《决定》中专门有一段写这个问题，在企业的领导人中，第一位是厂长（经理），之后是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然后是党委书记。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这都是基于农村改革的顺利进展和取得的成就。
农业要经过春耕、夏耘、秋收才能见效，一年可以见效，但见不了大效，经过几年大家才吃了定心丸。所以，城市里的同志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农村是一“包”就灵，城市里边是不是一“包”就灵，大家意见不一致。也正是这个时候，在城市企业改革试点的过程中，财政预算做得比较大，最后都是压在企业的脑袋上。当时财政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原来是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财政体制改革就开始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可是财政部门每年做预算压到地方都是很重的任务，每一年开会总要争吵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各个地方还得把任务背回去。最早的是山东把任务背回去后，它采取财政部的这个办法，把任务分给各个企业。企业只要包了这个任务，超过的部分归你。后来财政部好像不赞成这个办法，说超过的部分还得四六分成，也得上缴财政多少，留企业多少，超过的部分企业还不能全留下来。这是计划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做法。
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这样一种办法，给你的任务你包下来，多余的部分你可以留下多少，就这样一下子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山东省采取这个办法，很快把财政任务落实下去了，这就带了个头，好多省就闻风而动，采取山东省这个办法。省里边采取这个办法，那么中央企业呢？最后，我们国家经委也采取这个办法，中央企业也采取包干的办法。
记者：您所提到的这个办法，就是80年代初的承包试点吧？
袁宝华：是的。我们首先抓首钢，和北京市一起在首钢搞包干的试点。对于首钢搞包干的试点，有不同的反应。人民大学宋涛教授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说：你在首钢搞包干究竟行不行？合不合道理呀？我说：老宋，你去看一看。宋涛同志很实际，他到那里蹲了好几天，回来后对我讲：首钢那个办法不错，我支持它。当时，国家经委专门提出来要推广企业承包责任制，并向国务院汇报了，国务院表示赞成。
应该承认，承包责任制确实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当时情况下，不采取承包责任制，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不能够把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在上缴国家任务之后，企业能够有一点钱是不容易的事。至于后来承包责任制发展中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用承包代替了一切，特别是以“包”代管，这个影响不好。企业的领导人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完成承包任务，动员职工也是为了完成承包任务，把它的基本功、把企业管理放松了。放松了企业管理，这就是短期行为，当时吃到了甜头，得到了好处，但给以后遗留下来不好解决的问题。
一开始我们是支持首钢的，那时大家有些不同意见，我们到首钢去开会。我专门讲了唐朝理财家的意见，就是不要竭泽而渔。所以，从1982年开始承包责任制试点，有的还要早一些，一直到1984年以后还在实行。这时候财政方面也在改革，提出了利改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按道理来说利改税是个进步，可是就当时来说我们反对利改税。为什么反对利改税呢？因为它把税率提得很高，使企业喘不过气来，也就使企业完不成上缴国家税的任务，或者勉强完成最后两手空空。后来，搞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最后利改税完成。那时争论的焦点就是税率高低，这是个讨价还价的问题。利改税完成，最后代替了承包责任制。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是农村带了个头，农村为企业改革开辟了一条路子，使企业改革也走了承包责任制的道路。
记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经济效益却一直比较低，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情况？
袁宝华：我们国家的经济是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效益。1997年工业普查对于30万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调查的结果统计起来，投入资本的增值率只有24%，而发达国家是50%～60%，有些发展中国家也是35%左右，有的还到了40%，我们就是24%，效益太低了。所以，还需要量力而行，力戒浮夸，力戒躁进，力戒急于求成，避免再走“两高两低”的老路子。还需要综合平衡，要有个全局观点进行综合平衡。工业内部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重复建设是遗患无穷，质量品种应该摆在第一位，专业化协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商品经济一定要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这是客观必然性。我很欣赏这句话：经济是没有奇迹的。经济工作是个扎扎实实的工作，是个脚踏实地的工作，是一滴汗一滴汗换来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记者：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走向转折的关键时期。您在这几年里一直担任我国综合经济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压力一定很大吧？
袁宝华：我们经委同志当时的感受就是担子压得更重了。“文革”期间生产规模比较小，虽说客观条件困难，可是生产规模小，建设规模也小，所以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打倒“四人帮”以后，一方面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已经上马的项目还得继续干。特别是第五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实际上在恢复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力量花在恢复国民经济上，另一方面还得用很大的力量来支持新建项目，困难比较大，压力也比较大。第六个五年计划在调整期间，一方面要压缩一些项目，另一方面要夯实这些基础，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可是大家看到了希望，这就是在调整过程中国民经济逐步走向正规，也就是经济逐步走向稳步发展。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