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2日）
我是1949年6月到东北工业部的，和柴树藩同志一起在计划处工作。当时体制、机构都很简单，什么事情一经东北工业部决定，立即执行，不需要那么多层次、手续。技术、生产、计划管理都在计划处的工作范围内。人员粗悍，计划处不过几十人；下设几个室，一个室也就一二十个人。当时对计划工作是很重视的。1949年冬天，富春同志曾亲自主持讨论1950年计划，叶季壮、闵一凡、王玉清、叶林、王思华等同志都参加了。当时东北工业计划中包括科研计划。1950年1月1日《东北日报》的新年献辞中提出，1950年到1952年要把工业生产恢复到1944年的水平。因此，领导上对科研工作的要求，就是结合生产实际，为恢复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当时的科研机构主要是东北科学研究所。它的前身是伪满的大陆科学院，是由日本人建立的。长春第一次解放后，阎沛霖、佟城等同志就到该所开始了工作。1946年5、6月间我们从长春撤出时，佟城同志将大陆科学院的主要资料转移到哈尔滨。辽沈战役之后，1948年底第二次解放长春，佟城同志将全部资料重新搬回，开始整顿、恢复工作。当时，阎沛霖同志任东北工业部教育处处长兼长春科学研究所所长。以后，武衡同志到该所任所长。东北科学研究所下属一个地质调查所，由佟城同志兼任所长，郑跋同志为副所长。1950年，根据东北经济建设的需要，将长春科学研究所和大连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东北科学研究所，作为东北科学研究工作的高级领导机关，大连所改为东北科学研究所的分所。东北科学研究所配合工矿建设，进行资源调查，开展科学研究，培养技术人才。当时生产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交给科学研究所去解决。我印象最深的是鞍山红矿选矿和辽西瓦房子贫锰矿选矿两个题目。同时，根据各个专家的特长开展了多方面课题的研究工作。如张宪武主持的大豆根瘤菌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在武衡同志到北京汇报了有关资源调查的工作以后，中财委就组织了一批地质方面的专家到东北进行了为时两年多的勘察，基本上搞清楚了鞍山、本溪铁矿区和辽南有色金属矿的情况。程裕祺、李春昱和俞德渊等同志都参加了这项工作。还在北京举办了探矿学习班，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他们成为地质工作中的骨干力量。这段工作是很值得回忆、总结的。
除在原有基础上加强东北科学研究所的建设之外，我们着手准备成立新中国第一批科研单位，以加强科研力量，学习国外的先进成果，迅速提高我国的工业水平。当时，我们热情地欢迎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记得，张沛霖、方柄、张作梅三个人是最先回来的。他们怀着为祖国服务的爱国之心，带着介绍信从北京来到东北。我在工业部接待了他们。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激动万分，在国外他们就已经准备好金属研究所的设计图纸，一回国，马上就要求建所，开展工作。他们还介绍了李薰等同志在英国的情况，转达了不少海外知识分子回国的要求与愿望。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成了建国初期一部分重要的科研力量。当时东北刚刚解放，一切工作还处于初创阶段，但我们已经开始注重培养自己的科研力量，开展结合生产实际的科学研究工作。
工矿企业中的科研力量，当时主要集中在中心实验室。鞍钢从恢复生产一开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就抓紧建立中心实验室，直接归马宾同志领导。中心实验室负责检验、化验等多方面工作，并且具体解决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推动了厂矿质量责任制和技术责任制的建立，对发展生产、提高质量起了很大作用。除鞍钢以外，本溪钢铁公司、抚顺矿务局、东北电业局等单位都有自己的中心实验室。这就是厂矿中的第一批科研机构，是工业战线上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
再有，就是创办和办好高等学校，在学校中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几个主要的工业学校都由东北工业部直接领导，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工专、沈阳工学院等。1950年9月，由阎沛霖同志亲自负责，将沈阳工学院、抚顺矿山专科学校、鞍山工专、沈阳兵工中专等学校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东北工学院，并将本溪钢铁公司总工程师靳树梁同志调去，加强领导，充实了力量。
在东北经济恢复时期，无论是专业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还是学校，所有的科研工作都是与东北工业生产的实际紧密联系的，都是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围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东北工业部决定开展群众性创造新纪录运动，直接号召广大工矿企业掌握技术，把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鞍钢创造了平炉炼钢时间的新纪录，提高了高炉的利用系数，沈阳冶炼厂镁砖炉试验成功……都是工业、工厂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共同合作的成果。
由于恢复东北工业需要大批技术干部，而东北的工矿企业中主要技术原来大多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虽然有一些日本技术人员留了下来，但迫切需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技术队伍。我记得，那时让安志文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要人。随后决定从关内招聘技术人员充实东北的厂矿企业。来自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大批应聘人员，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参加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得到了磨炼。当年的青年人，现在已有很多成长为各个企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现在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当年从重庆应聘而来的青年技术人员。
对当年留在东北的日本人员，我们也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使得他们对我们有了正确的认识，帮助我们恢复生产。如当时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日本技术人员梅根常三郎，在1949年10月1日，热烈地向我们祝贺新中国的成立。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回国后一直对中国是友好的。
东北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是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也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结果，为支援抗美援朝和全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