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傲视外国人”中说中国人盲目自大，“随意地解释机器的原理，认为这完全不如中国道德的伟大值得重视”，不也是为了保住虚假的“面子”而肆意杜撰的理由吗？不正是“做戏的本能”的变态反应吗？真是切中了中国封建卫道者的弊病！第十八章“知足常乐”中说，中国人的满足，照我们来看，是说他们的“保守主义”，“知识阶级总是一意劝说中国人，使他们认为现存制度就是在中国所能实现的最美好的制度了”，“从来就不可能试行稳固的真正的改良”，中国是一个信任宿命论的民族，他们不必充分认识现实，只需“听天由命”。这些精辟分析说明这一特性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漫长而残酷的封建压迫所造成的结果，是不重事实、只顾形式、一味讲究“面子”的特性在残酷镇压和勿忘挣扎之中的变态反映。
（第二十五章）“缺少信用”里说在中国的经典中，“包藏着许多欺瞒、推诿和谎言”，又进一步追溯了中国民族的这些弊病在孔教等经典中的渊源。
（第二十六章）“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中有一句话点破了以上所论述的一系列“面子”问题的思想根源：“其他民族是依靠物质的力量，中国人确实依靠精神的力量。”不正视现实，只需在精神上自我感到胜利、愉快就可以知足常乐，安然无恙，这就是一系列“面子”问题的思想根源。
史密斯的见解是深刻的。他不愧是国外第一个认真研究中国民族性和中国社会心理的有识之士。一九〇二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和许寿裳讨论民族性问题时说中国民族最缺乏的是“诚”和“爱”，与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里的意见是一致的。从鲁迅早期直至后期的着作中，也可以寻出借鉴史密斯的这一思想，并逐步发展、深化的明显轨迹。
早在一九〇八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引述过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民族自大狂：“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鲁迅五四时期所写的杂文则表达得更明确了。一九一八年所写的《随感录三十八》所概括的五种“爱国的自大”论，如“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等等，不是与斯密斯的见解相通么？“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热风·随感录三十九》）中国封建士大夫这种盲目、愚昧的自大狂，史密斯是观察到了。鲁迅则作为中华民族的先觉者更尖锐、透辟地揭示出来，并以民族的语言进行了更鲜明、形象的具体描绘。
当然，中国民族的这些弊病是客观存在，凡是正确反映这一客观存在的人都可能不约而同得出一致的认识。但是，从鲁迅确实读过并多次推荐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情况来看，鲁迅关于中国民族自大狂的认识无疑是与该书有密切关系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鲁迅在他的《阿Ｑ正传》中，通过阿Ｑ这一着名典型，形象地表现了这种自大狂，画出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国民的灵魂，把国民性的这种弱点概括为“精神上的胜利法”。精神胜利法这一概括借鉴了所谓“面子”的说法，又比之更透辟，因为“面子”还是形式上的表现，精神胜利法则透视出人们灵魂深处的心理活动。不正视现实而以自己精神上的胜利和愉快为满足的心理状态，导致了为保住“面子”而做戏、而瞒和骗、而自吹自大等一系列虚饰的行为，这是造成满足现状、不求变革这种气质的内在原因。这种自欺欺人、主观盲目的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种弊病的思想根源，是藏匿在灵魂深处的心理隐秘。
阿Ｑ不是在“面子”丢光，挨打受骂，直至被枪毙时，还要靠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以保持精神上的自我愉快吗？
以后鲁迅又进一步地阐发了这一思想。据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出版的、藤原镰兄编辑的日文《北京周报》所载，鲁迅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的“面子”问题时说：“由于‘面子’一词以表面的虚饰为主，其中包含着伪善的意思；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即是伪善；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这明是极为卑鄙的伪善。
因而可以说，‘面子’的一面便是伪善”（见《鲁迅研究资料》第３辑）以“表面的虚饰”隐瞒实际的过错，简明地揭示了“面子”的一个方面——伪善，其实也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一九二五年七月，鲁迅又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瞒和骗。”“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大声疾呼中国人民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觉醒起来，取下假面，正视人生。这不正是鲁迅对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正确意见予以肯定，召唤中国人民分析，自省，自做功夫，从精神胜利法的蒙昧状态中清醒过来吗？
一九三一年鲁迅又在《宣传与做戏》一文中说：“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呼吁中华民族从“这普遍的做戏”的迷梦中醒来。
一九三四年在《说“面子”》一文中再次论及中国人的“面子”，“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这时，鲁迅已掌握了阶级论，对“面子”进行了科学的阶级的分析，他说道：“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糊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车夫偷了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是改头换面的良方。”又说：“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鲁迅在后期对“面子”问题看得更深刻了，看到了其中的阶级界限，看透了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不过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变化的虚饰装饰，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则是要挣脱精神胜利法的枷锁，觉醒自己所处的奴隶地位，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在以后写的《运命》一文中，说道：“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这时，鲁迅对中国的前途毫不悲观，而充满了改变民族命运的信心，并找到了科学的道路。
当研究者为我们展现了鲁迅作品中许多主题、言论、眼光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对应关系时，我们几乎禁不住要这样猜测：鲁迅手头经常拿着一本《中国人气质》，时不时地翻弄一阵，每有感触，就欣然命笔，写下呼应文字。如果我们读过鲁迅用杂文笔法写的散文《阿金》，琢磨一下它跟《中国人气质》第９章“柔顺的顽固性”
（又译“柔顺的固执”），那就更加可以相信这个猜测。旅日学者李冬木先生有专文研究二者的关系，很有说服力。《阿金》的确是《柔顺的顽固性》开头部分的扩写——我们有许多理由这样坚定。
可是事实上鲁迅手头并没有《中国人气质》这本书，他既没有该书的英文本，也没有日文本和中文本。他仅是年轻时在日本读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读过一遍的书，从观点和眼光上受其影响是很常见的，但是一个作家终生的创作，其细节和主题与一本早年看过的书产生如此纠缠、交融的关系，这用“影响”说似乎很难解释得通。
如果要另觅新解，那能是什么呢？也许只能说，是二者秉持的价值观很一致，因而观察中国生活的眼光和感受也很一致，因而他们从中提取的意象、主题也很一致。
这样的解释能令人信服吗？我没把握。
